省委书记村——神奇的袁家沟村

 

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乡袁家沟村,享有“省委书记村”的美称。

新中国成立之后,袁家沟村出了四位白姓中共省委书记,7位副省部级、72位处级以上干部(包括省部级、地厅级),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之奇迹。然而,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倒下了,他却玷污了这个村从没有因干部贪腐受到处罚的荣誉称号。

袁家沟历史上就高官频出,这里也自然有重视教育的传统,而临近的高杰村私塾云集、文风浓厚,不少人家都把孩子送到高杰村去读私塾,直到后来袁家沟也有了私塾。

相传一位风水先生在袁家沟山头转了几圈之后,连呼:”好!太好了!”,接着他神秘地说:”袁家沟要出三斗三升菜籽官!”还有一则传说,明朝初年,一名宰相看到袁家沟的风水富有灵气,断言要出九个皇帝,便向皇帝进言,在距袁家沟20公里的高家洼修建了一座玉皇大帝庙,破了袁家沟的风水。

袁家沟最终没有出现皇帝,但是出了好几个省委书记。从公开的资料看,白如冰与白栋材分别官至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白治民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白恩培是现任的云南省委书记。(实际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各地省委还有第一书记的设置,该职位与现在的省委书记相当,因此白治民的省委书记并不可与其他人等量齐观,后来他就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仍属正部级干部。)

上述四人中,白如冰,白治民,白栋才均已于1994年4月,2007年1月,2014年四月逝世。只有最年轻的白恩培仍活跃在西南开发的改革大潮中。2014年8月,白恩培因涉嫌违纪被调查。400人的村庄出了4位省委书记、8位副省部级、28位地师级、70位县团级干部,白炳凡老人说:”我们村能出人才的主要原因可以总结为四条:一是’闹红’早。二是毛主席东征带走一批革命青年,白如冰、白栋材、白治民都是那次出去的。三是留下来的人觉悟高,继续革命。四是最重要的一点,村里注重办学,从清朝起,私塾没有停办过,如果没有文化,出去的人也不会有大的发展。”一九三六年的二月五日,也即是农历的正月十三,毛泽东翻山越岭,从川口过无定河,行程三十多公里,于下午到达袁家沟。随后东征红军总部一百多人也到达这里。毛泽东在袁家沟住在白育才家的五孔窑洞里。同行的有周恩来等领导人。此行是为了指挥红军抗日先锋队强渡黄河,取道山西,开赴河北及察哈尔抗日前线,以推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东征宣言》也是在这里写的。二月二十日晚,红军抗日先锋队在高家洼塬下面的辛关渡口强渡黄河成功。二十三日早,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先后乘坐木船在辛关渡口渡过黄河,踏上抗日东征的路程。毛泽东等在袁家沟住了十八天。到达的当晚下了一场大雪。第二天毛泽东等踏着积雪,来到毗邻黄河的高家洼察看地形,站在白雪覆盖的黄土高原,极目远望,一片苍茫。毛泽东的诗兴油然而生,就在他居住的窑洞里,他填写了这首著名的《泌园春.雪》,填写时所用小方桌,今天还安放在他居住过的那间窑洞里。

在袁家沟,流传着很多和几位省委书记有关的故事

狄仁杰与袁公瑜的惺惺相惜

2017-06-11 张世科 袁氏历史文化

洛阳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里,有一通《袁公瑜墓志铭》。该志高0.7米,宽0.74米,用青石琢成。志题为“大周故相州刺史袁府君墓志铭并序”,下署“河北道安抚大使狄仁杰撰书”。如此一来,一通墓志引出了两个古人。其中,狄仁杰知名度颇高,大家可能都知道,而知道袁公瑜的人恐怕就不会太多了。

 

 

志文中的袁公瑜,不仅天资聪颖,才思敏捷,19岁就做了通事舍人,而且 “宰处有声,恤刑无讼”。可同一个袁公瑜,狄仁杰称赞其“素多耿直”,而正史却批评其“陷害忠良”。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袁公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狄仁杰在该墓志铭中写道:“君讳公瑜,陈郡扶乐人也。年十有五,乃志于学,谈近古事,若指诸掌。年十九调补唐文德皇后挽郎、授晋州司士,郡有事每命君奏焉。君音仪闲雅,声动左右,唐文武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叹曰:‘朕求通事舍人久矣,今乃得之。’时以寺狱未清,因授君大理司直。”由此可见,在狄仁杰的眼中,袁公瑜由于年少好学,精通历史,连唐太宗都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拜其为兵部郎中,总文武之司;唐高宗更提拔他为“司刑少常伯”。在品德方面,狄仁杰称赞袁“君素多耿直,志不苟容”,可惜“猜祸之徒,乘间而起。惜乎忠而获谤,信以见疑”。在狄仁杰看来,袁公瑜由于生性耿直,为官场所不容,最后因谗言而遭贬斥。“徙居白州,窜迹狼荒,投身魍魉,炎沙毒影,穷海迷天。” 73岁时,郁郁而终。唐久视元年(700),葬于洛阳邙山。

 

据《新唐书》记载,唐龙朔二年(662),当朝宰相许圉师“其子猎犯人田,有辞,怒而射之,圉师掩不奏,为人造擿(tī)。帝让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遂免官”。也就是说,许圉师的儿子在打猎过程中侵犯别人的田地,发生纠纷,其子射杀田主,圉师隐匿事实,被人告发,终被免官。

 

关于许圉师被免官,新、旧唐书均有记载。《旧唐书》说是由于李义府的弹劾,《新唐书》则称是许敬宗的告发。但《资治通鉴》却说:“(袁)公瑜遣人易姓名告之”。即系袁公瑜仗义执言,匿名弹劾。在官官相护的年代,敢于弹劾当朝宰相,足可证明袁公瑜确如狄仁杰所说的“素多耿直,志不苟容”。袁公瑜之后屡次被贬斥,也是受到许圉师一派势力的排挤,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其实,袁公瑜不仅在政治上有建树,在军事上也立有大功。史书记载:“(公瑜)迁安西副都护,君威雄素属,信义久孚,走月氏、降日逐,柳中罢柝(tuò)、葱右无尘。”称赞袁公瑜率军和敌人作战,把敌人赶到今天的克什米尔一带,平定了边疆,为大唐帝国立下了功勋。狄仁杰称袁的功劳和安定西域的郑吉、班超不相上下,也是基于袁的军功。而正史中的袁公瑜并非耿直、忠良的臣子,反而是陷害忠良的“白脸奸臣”,与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并列为武则天的“四大金刚”。

 

《新唐书·奸臣传》称:“武后已立,义府与敬宗、德俭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业相推毂,济其奸,诛弃骨鲠大臣,故后(武则天)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唐高宗)敛衽矣。”指责袁公瑜、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朋比为奸,陷害李唐朝廷的忠臣,协助武则天独揽朝纲。据说,唐太宗的重要大臣、辅助唐高宗继位的托孤重臣长孙无忌,就是死在袁公瑜的手里。《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长孙无忌)流于岭外。敬宗寻与吏部尚书李义府遣大理丞袁公瑜就黔州重鞫无忌反状,公瑜逼令自缢而死,籍没其家。”《旧唐书》评价说:“无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由此可见,人是复杂的,都有多面性。

 

与袁公瑜相比,该志的作者狄仁杰更是了得,可谓名贯古今。出生于公元630年的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初唐、武周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大周宰相。他担任大理丞(司法官员)时,到任一年就判决了大量司法案件,涉及1.7万人,却没有一个人上诉申冤,可见其判案水平不同凡响。在朝堂上,狄仁杰能主持正义,敢于犯颜直谏,曾多次谏阻武则天的过分崇佛,被誉为“唐室砥柱”。在武承嗣与唐中宗李显争夺太子的政治斗争中,他仗义执言,确保了李显获胜,为李唐势力复辟埋下伏笔。此外,狄仁杰有知人之明,为朝廷推荐了大量栋梁之材。比如,姚崇、张柬之等大批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名臣就是由其推荐的,以至于朝野称赞“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尤其是狄仁杰去世前大力举荐的张柬之,后来成为唐中宗复辟唐室的重臣,这更让狄仁杰备受李唐势力的推崇,竟被称为“再造唐室”的忠义之臣。

 

有意思的是,狄仁杰不仅受到中国人的推崇,而且在欧美各国也有众多“粉丝”。比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就是狄仁杰的崇拜者。由其撰写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不仅在欧美世界掀起了一股“狄仁杰热”,而且至今仍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的必读物。

 

狄仁杰不但是杰出的政治家,从《袁公瑜墓志铭》拓片上看,其书法造诣也很高。既有“虞书”的圆腴俊朗,又有“欧书”的严谨劲峭。观其结体气势,运笔稳健,转折轻缓,点画劲健丰腴,刚柔结合,骨力深藏,超凡脱俗,可谓别具一格。

 

自古以来,大凡性情刚直的人,其人生道路都是少有平坦的。志文中的“君素多鲠直,忠而获谤”“权臣舞法,阴风有司”,指的就是袁公瑜为人耿直,后来遭人陷害,被贬官外放。无独有偶,狄仁杰官居宰相期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地位异常显赫。武承嗣急于成为太子,认为狄仁杰是其最大的障碍,于是勾结来俊臣,诬告狄仁杰谋反,将狄抓进大牢,致使其险些丧生。从狄仁杰在袁公瑜墓志里颇多感慨中,不难看出,在为别人撰写墓志的同时,狄仁杰也陷入了对自己人生的思索。


袁天罡墓地有多牛?摆在那里千年却无一人敢盗

原创十三姨说历史昨天

 

今天笔者给大家聊聊袁天罡墓地的故事。中国古代讲究厚葬,即使后来厚葬风气有所收敛,但死后在墓室内放置一些陪葬品一直是人们根深蒂固的习惯。也正是如此,让盗墓者有了可趁之机。在古代社会动荡时期,权贵阶层的墓地一直是盗墓者的关注的重点。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袁天罡的墓地摆在那里一千多年没人被盗掘,依旧保存完好。在陕西长安区东南有一个高高的黄土坡,在这个黄土坡上有一片平等的田地。在这片田地里,有两座唐朝风水大师的墓地,一个是李淳风墓地,另一个是袁天罡墓地。

两座墓地相距几百米,李淳风的墓地早已被盗掘,而袁天罡的墓地依旧保存完好。两人都是堪舆大师,精风水,为何死后的待遇如此之大?这要从两人为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选择墓地说起。相传武则天执政之后,曾分别差遣担任丞相的李淳风和国师的袁天罡去寻找修建风水宝地,修建皇陵。

当两人找寻风水宝地回来之后,武则天询问两人结果时,一番谦让之后,袁天罡先说自己找的宝地在长安西部地区,并在那里埋下了一枚铜钱。巧了!李淳风也说自己寻找的宝地也在西北部,而自己在那里钉了一个钉子。当武则天着人去查看两人寻找的风水宝地时,发现钉子正好从铜钱孔中穿过,原来两人选择的宝地是同一个地方,这就是后来历经千年未被盗的乾陵。

李淳风和袁天罡后来也为自己选择墓地,说来也敲,都是位于长安东南杜公祠的黄土崖上,仅相距数百米而已。据说李淳风临死之前,袁天罡前去探望。李淳风告诉袁,“我不如你啊。我死后百年内墓地将被盗掘,而你死后的墓地将永远保存下去。”

袁天罡询问原因,李淳风回答道,“因果报应罢了。”袁天罡再次追问下,李淳风道出了实情,“我是丞相,得罪人颇多,死后必然会引起报复。而你担任国师,一直为百姓排忧解难,积功累德,因此墓地可以永远保存。”

很不幸,李淳风一语成谶。如今李淳风的墓地墓门洞开,游客们可以来到墓室“参观游览”。而袁天罡墓地则完好无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袁天罡墓地历代都是兵营所在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里还是一个军事重地,因此无人敢打这里的注意。

隋唐时 成都出了个袁天罡

2017-01-03 袁氏宗亲网

 

 

进入隋唐后,随着陈郡袁氏的进一步分散,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兴起,使得“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从汉朝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衰落。陈郡袁氏在这个历史的变化过程中,逐渐湮没无闻。此后,袁氏族人再也没能凭借家族关系,没有任何功劳而获取重要官职,他们只能依靠个人努力和机遇,打拼属于自己的天地。

成都人袁天罡传奇式的人物

唐朝初年,天文学家、星象学家、预测家、益州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袁天罡(袁天纲),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著有《六壬课》《五行相书》《推背图》《袁天罡称骨歌》等。

袁天罡在隋朝时是盐官县(县治在今浙江海宁市盐官镇)县令,进入唐朝后,出任火井县(今四川邛崃市)县令。袁天罡是个方士,知天文,懂看相,贞观初年,就以相术预测名闻天下。

唐太宗听说袁天罡的大名后,召见他问道:“汉朝有术数大师严君平,如今有你,你们两个如果比较一下,结果如何?”袁天罡说:“严君平是生不逢时,我比他强多了。”言下之意,是在夸奖唐太宗善用人才,真会说话。

《唐书》中,还记载了袁天罡最著名的一次相术——为武则天看相。袁天罡见到还在襁褓中的武则天时,大为震惊地说:“龙瞳凤颈,极贵验也!”

各种野史笔记小说中,关于袁天罡的故事就更多了,简直把他视为神仙级别的人物。袁天罡和李淳风都是高人,袁天罡是李淳风的师傅。两人合著的《推背图》,被誉为东方千古预言奇书。

袁天罡死后,埋在哪里?传说有5个地方:四川阆中、湖北宜春黄堂、陕西白鹿原、陕西少陵和河南安阳。目前学术界倾向于埋在阆中天宫院观稼山。

袁智弘当宰相一年后遭诬陷

在唐朝,袁姓人中出了袁智弘、袁恕己和袁滋3个宰相。

袁智弘,蒲州河东县(今山西永济市)人。载初元年(690),武则天改唐为周。袁智弘顺从武则天。武则天任命他为秋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

但袁智弘当了宰相才一年时间,就受到酷吏王弘义的诬陷。武则天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把他流放到岭南。后来,袁智弘死在岭南。袁智弘的孙子袁瀚,官至御史中丞(御史大夫)。

与武三思结仇袁恕己被追杀

袁恕己,沧州东光县(今河北东光县)人,父亲袁异弘,官至泸州参军。袁恕己早年曾任司刑少卿、相王府司马。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袁恕己与张柬之、崔玄 、桓彦范、敬晖等趁机发动兵变,拥立唐中宗李显复辟。因拥立有功,袁恕己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进封银青光禄大夫、南阳郡公。不久,又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加特进。

不过,当时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仍在朝中掌握重权。武三思与韦皇后在唐中宗面前不断进谗,说袁恕己等人恃功专权。不久,桓彦范、敬晖、张柬之、崔玄 、袁恕己5人被罢职,各自加封为郡王,袁恕己被封为南阳郡王。

神龙2年(706),袁恕己被贬出朝廷,出任豫州刺史,后又贬为郢州刺史。驸马都尉王同皎谋划诛杀武三思,事情泄露,武三思趁机诬陷袁恕己等人与王同皎是同伙。唐中宗把袁恕己贬为窦州司马,剥夺封爵。

同年,武三思叫人将韦皇后乱后宫的事情到处传播,嫁祸给袁恕己等人。唐中宗大怒,把袁恕己流放到环州(今甘肃环县)。武三思一心想致袁恕己等人于死地,派周利贞去追杀袁恕己等人。

周利贞知道袁恕己平时喜欢吞食黄金,就逼他喝与黄金相克的野葛藤汁。袁恕己喝下后,体内毒发,肚子疼痛难忍,倒在地上,以手抓地,指甲全被磨尽,但仍没有断气。最终,袁恕己被周利贞用竹板打死。

景云元年(710),袁恕己被追复官爵,谥号“贞烈”。开元6年(718),唐玄宗把袁恕己的灵位放到唐中宗的宗庙中配祀。建中3年(782),唐德宗追赠袁恕己为太子太傅。

袁恕己的儿子袁建康,官至淮阳太守。袁恕己的孙子袁高,字公颐,著名诗人。袁高“少慷慨,慕名节”,凭借本事考中了进士。

唐代宗即位后,袁高被征入朝,累官至给事中、御史中丞。建中2年(781),袁高升任京畿观察使。后来,袁高因“论事失旨”,被贬为韶州(今广东韶关市)长史,后又回朝出任给事中。

贞元元年(785),唐德宗准备起用原宰相卢杞为饶州刺史,叫袁高草拟诏书。袁高在诏书中痛陈卢杞的恶行,进一步说明如果起用卢杞,“恐失天下之望。”唐德宗坚持要起用卢杞,袁高坚持不退步,多次与唐德宗争论,最终逼迫唐德宗改变了主意。

第二年,袁高死在任上,享年60岁,朝廷上下莫不叹惜。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上疏谈及袁高的“忠鲠”,唐宪宗下诏,追赠袁高为礼部尚书。

袁滋题记石刻至今字迹完好

袁滋,字德深,蔡州郎山县(今河南确山县)人。袁滋“弱岁强学”,经姐夫、道州刺史元结引荐,以处士名义出任试校书郎。贞元年间,袁滋出任中书侍郎平章事(宰相),后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袁滋死后,被追赠为太子少保。

袁滋擅长书法,“工篆、籀书,雅有古法。”贞元10年(794),唐朝廷派袁滋为持节使,赴大理册封南诏首领异牟寻为南诏王,并赐册封金印。袁滋一行走到今云南盐津县西南20公里的豆沙关(石门关)时,在摩崖刻石纪念此事。

如今被称为“袁滋题记摩崖石刻”由袁滋题写,共8行,每行3-21字不等,全文120多字。除“袁滋题”3字为篆书外,其余都是楷书。石刻至今字迹完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袁滋的儿子袁郊,字之仪(之乾),咸通年间,历任祠部郎中、虢州刺史。唐昭宗时,出任翰林学士。

袁郊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学上,写有传奇小说《甘泽谣》,里面都是是怪异的内容和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如今只存8篇。其中的《红线》《懒残》《陶岘》等,文笔华美,想象超奇,是唐人小说的上乘之作。

《甘泽谣》中,以《红线》最为著名,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明朝梁辰鱼根据这篇小说,写成了杂剧《红线女》。

(来源:2016-12-31《华西都市报》)

曾祖父阁学公给袁世凯手札二

2017-03-17 袁明军 袁氏宗亲网
信札
释文:凯侄如晤:
六月廿六日与玉山奉中堂谕,由济宁专送电报催汝务於七月望前到津,未见回电,心甚悬系。大院事大约不能中止,候陈奏使到即奉明诏赦回,上意颇决。惟算,计陈奏使赉国王表文须八月初乃能到京。中堂七月望后入京展觐,大约办理此事须在八月中秋前 中堂出京以后矣。汝此行莫可推脱,乐得借此争气,一洗从前谗慝之口。荣春与我正洽必不掣肘,汝行时或须过旅一切当可面谈,亦未可定,到津百事俭约谨慎,一步莫乱走,玉山、琴生均极关切。此事可虚心请教之。 汝前亏款一事,玉山与我面谈另有办法,到时可请渠指示。我即东渡既不能待,念汝甚切,郑景泰远来投我,此人颇忠,与信令投汝可安身边当差官用,倚装匆草,不遑多及。此问行佳

叔示

七月初九日

注:1.玉山:即周馥(1837~1921.9.22),字玉山,号兰溪,谥悫慎。安徽建德(今安徽东至)人。早年因多次应试未中,遂投笔从戎,在淮军中做了一名文书。后又升任县丞、知县、直隶知州留江苏补用、知府留江苏补用。清同治九年(1870年),以道员身份留直隶补用,其间积极筹划建立北洋海军事宜,同时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光绪三年(1877年)任永定河道;七年(1881年)任津海关道;九年又兼任天津兵备道;十年,奉李鸿章之命到渤海编练民舶团练;十四年(1888年)升任直隶按察使。甲午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前敌营务处总理。马关议和后,以身体病弱自请免职。
周馥初为李鸿章文牍,协其兴办洋务三十余载,在北洋海军、武备学堂、天津电报局及开平煤矿创办过程中均有作为,是后期洋务运动实际上的操盘手,而且助开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与安徽公学,有功于教育。

2.大院事:即兴宣大院君(1820年—1898年2月),朝鲜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本贯全州李氏,讳昰应(하응)、字时伯(시백)、号石坡(석파),谥号献懿(헌의)。南延军忠正公李球第四子。南延君是仁祖第三子麟坪大君的六世孙,被过继给庄献世子第四子恩信君李禛为后。封大院位大监。是李氏朝鲜末年的亲清派首领,也是朝鲜高宗的生父,史称兴宣大院君。“壬午军乱”时利用时局再次上台,后被清军抓去中国天津,软禁于保定府。三年后回国。1894年依靠日本的力量第三次上台。因为不肯与日本完全合作,又被日本赶下台。在大韩帝国建立后不久就孤寂而亡。谥号“献懿”,追谥为“兴宣献懿大院君”。

3.渠本翘,原名本桥,字楚南,号湘笙,祁县城内人。父渠源浈,人称“旺财东”,生有三子。本翘居长,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因其父个性乖戾,脾气古怪,不为其父所爱,自幼随母寄居于乔家堡外祖父乔朗山家。乔朗山是当时的名儒(咸丰己未科举人),曾任过知县,家中设有私塾,本桥在外祖父家受到良师指导,又与舅父乔佑谦、乔尚谦、学友刘奋熙等日夜砥砺,相互切磋,学业大进。不到二十岁便博经通史,有“神童”之誉。光绪十一年(1885)中秀才,十四年(1888)中解元,十八年(1892)中进士,为三甲第四名,任内阁中书。

4.琴生:即章洪钧(?~1887),字琴生,清代安徽绩溪镇头村人。邑庠生,同治三年(1864)优贡,同治六年中举人,同治十年登进士,入翰林院。光绪三年(1877)散馆,授编修、国史馆协修,简授直隶宣化府知府。诰授中宪大夫,晋封通议大夫。章洪钧勤于吏治,病逝任上。

责编:袁弘毅

袁文才(1898—1930)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

袁文才(1898—1930)是江西宁冈人,他是一名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30年2月23日,袁文才被龙超清等人于永新县诬陷杀害,被杀害时,袁文才年仅32岁。
 
中文名
袁文才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江西省宁冈县
出生日期
1898年10月
逝世日期
1930年2月23日
职    业
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
毕业院校
永新县禾川中学

人物生平

编辑

早期

1898年10月生于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马源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袁文才是客家人,与当地土籍有较深的矛盾。1921年考入永新县禾川中学。
早年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当地的马刀队,任参谋长。1926年秋,“马刀队”被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总。同年9月,受湖南农民运动影响,在中共宁冈县支部的领导下,举行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前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1927年7月,根据党的指示,会同王佐等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攻进永新县城,打开监狱,营救了一批共产党员和群众。同时,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敌人反扑占领了永新县城,袁文才见敌人势众,带领农民自卫队保护中共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刘珍、贺子珍等迅速撤回宁冈茅坪一带。后来国民党调一个团的正规军进山“追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利用山高林密的天然屏障,灵活指挥,将部队化整为零,出没无常,有利就打,不利就躲,历时一个多月,拖得国民党“追剿”军精疲力尽,不得不退下山去。

秋收起义

袁文才同志塑像袁文才同志塑像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茅坪后,在此会见袁文才派来的代表。为了争取这支农民武装,毛泽东在宁冈大仓村会见袁文才,向袁文才详细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前途。勉励袁文才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起来开展斗争。并赠送100支枪给袁文才。袁文才深受感动,表示一定为革命掌握好枪杆子。愿意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并慷慨地回赠1000元大洋给毛泽东用于工农革命军的给养。并表示他接受整编,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2月,袁文才领导的赣西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任团长,从此,这支队伍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起义农军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后,成立工农红军第4军。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编为红4军第11师第32团,袁文才仍任团长。先后率部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城、龙源口、黄洋界、坳头陇等战斗。曾被选为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4军军委委员。
1929年1月,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袁文才任红4军参谋长,随军出征。不久独自返回井冈山,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务委员。1930年2月23日,于永新县被诬陷杀害。

解放后

全国解放后,袁文才被错杀的历史陈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士。1965年5月,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特地将袁文才烈士的妻子谢梅香接到井冈山宾馆,亲切地称她“袁文嫂子”,向她表示亲切慰问,并一起照了相。袁文才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人物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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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27年袁文才在井冈山亲笔写给毛泽东的信札原件,写在两张白宣纸上,笔迹流畅,用辞文雅。时间当在秋收起义失败以后,全文:“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

袁文才在井冈山的遗墨袁文才在井冈山的遗墨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向井冈山地区转移,29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载:“十月三日……决定通过地方党组织争取当地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据何长工在“改造王佐部队”一文中回忆到:“一九二八年初,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我上井冈山去做王佐的工作。王佐是坐镇井冈山上的上皇帝,他和袁文才一文一武,是上客籍的两个领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便向他提出扩编的问题—一建议王、袁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一个团。王佐也有此心,他说去和他们的‘老庚’商讨。他所谓的‘老庚’即袁文才。此人是个知识分子,参加过大革命,思想比王佐进步些,他是客籍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宁冈县委书记龙兆卿同志对他做了一些争取工作,王佐愿意改编,他那一关就不难通过了。”

1928年1月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后来,两人先后被错杀。
毛泽东1965年5月重返井冈山,多次谈话中都提到打开山门,迎接他上山的两位‘绿林’好汉袁文才和王佐。当时二人的夫人还在,据在场的人回忆,当时毛主席哺哺念道:“两位嫂子”。汪东兴把两位“嫂子”袁妻谢梅香、王妻罗夏娥接到宾馆。故人相逢,毛泽东格外激动地握着她俩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谢梅香和罗夏斌噙着热泪,半晌才吐出一句话:“想不到您老人家还记挂着我们。”以后,每逢来访,谢、罗二人都要拿出珍藏的照片对人们说:“毛主席还同我照了相呢。”
根据信中的内容,此信当在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败之后,也就是袁文才、王佐未接受改编以前所书写。 [1]
可以说此信稿是当时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历史文献,有着重要价值。

人物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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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匪关系
袁文才之死的来龙去脉
关于“袁文才、王佐与土匪关系”的讨论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三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上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袁文才(1898~1930)袁文才(1898~1930)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露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

1月7日中午,柏露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眼睛,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这是保持地方秩序的先决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毛泽东将自己一贯器重的党务工作者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所处环境日趋紧张
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国民党军队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已撤走。井冈山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长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
这天,袁文才来到了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只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屋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袁文才望着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他正欲跨门而入,却本能地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反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激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看了下去。看完后,袁文才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却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灭顶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留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赶往井冈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袁文才与王佐一起商量对策。
几天后,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到砻市向特委书记邓乾元了解袁文才的情况,邓乾元听后大为惊讶。
三天后,邓乾元与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擅离红四军的处理。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会上,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经过宛希先的反复劝解调停,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斗的领导。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心中有两个心结:一是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二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以土籍人为主把持的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6000多人。后经边界特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便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边界特委与袁、王关系形同水火之际,宛希先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先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特委在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经过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危机加剧
龙、宛之死加剧袁文才处境的危机
一天下午,正在永新县九陂山区开展工作的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接到侦察人员带来的消息:丈夫刘真(边界特委委员、永新县委书记)的老父亲在家病逝。考虑到刘真的家乡株塘村是白区,龙家衡决定自己回株塘村去。因为时间紧迫,距特委、县委所在地九陇山又远,她来不及请示,只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几句,便化装回到了株塘村。她藏在一个族叔家里,暗地里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不料,已被其兄长龙庆楼(当地反动派五乡联防团团总)盯梢。
龙家衡料理好公公后事的当晚,即返回九陂山区。天刚拂晓到了住地。就在龙家衡去株塘的第二天,宛希先率特委一个警卫连到了九陂山区。宛希先是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时,毛泽东特意安排留下来的,并担任了特委副书记,是特委成员中唯一的外地人。宛希先见到龙家衡便沉着脸说:“龙部长,你怎么一个人出山去白区了?去白区要经过县委、特委批准,这是纪律,你不会不知道吧?”
此时,警卫连颜连长突然指着山脚下叫道:“宛书记,你看白狗子进山来了。”
宛希先突然想起一件,不久前,警卫排长抓到敌联防团一个侦探,从他身上搜到一封龙庆楼给龙家衡的策反信。他狠狠地瞪了龙家衡一眼,忙命警卫连长作好战斗准备,赤卫队掩护区委机关和伤病员赶紧撤往深山老林。
刚安定下来,宛希先即命令警卫连汪排长带几名战士押送龙家衡去特委所在地九陇山。这汪排长出身贫穷,苦大仇深。听说这个女的是“反动派的奸细”很是仇恨。在去九陇山的路上,便“开审”起龙家衡来。他左一个“奸细”,右一个“老实交代”,龙家衡只是默不作声。汪排长气愤不过,最后竟掏出枪来威逼龙家衡招供。龙家衡对着枪口,却无惧色:“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
汪排长大怒:“谁是你这个臭奸细的同志?老子一枪崩了你,免得你危害革命!”
鬼使神差,汪排长扣响了扳机,龙家衡倒在血泊之中。汪排长见此慌了,待镇定下来后对战士说:“这个女的是通敌的内奸,就说是她想逃跑被打死了。”
宛希先得到报告,心里很是懊恼。龙家衡惨遭不幸在湘赣边界特委和永新、宁冈县委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为首的一些特委领导成员及永新县委、宁冈县委不少同志对宛希先杀害龙家衡大为不满。
在特委会议上,待宛希先讲述了龙家衡被杀的始末后,特委副书记刘天干就站起来质问:“宛希先,龙家衡一个县委妇女部长,就被你随随便便地枪杀掉,谁给你的这个权力?”
“我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了,是她要逃跑,被汪排长击毙的。”
“宛麻子,你哄骗得谁?龙家衡会逃跑?鬼才相信,还不是你的命令?”王怀大声指责。
与会的两位常委袁文才、王佐见状恼怒起来。王佐一掌拍在桌上:“龙家衡,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反动团总的亲妹子,在革命队伍中就是一个隐患!不要说宛希先不是有意杀她,就凭她引来白军一条,杀了她,也没有什么大错!”
刘真一听王佐的话,激愤不已:“龙家衡背叛家庭,一心革命,同志们有目共睹!她与其兄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使她有错,也不该死罪!”
“宛希先同志以革命大局为重,秉公办事,他身为特委副书记,在非常时期有权处置一切,何错之有?”袁文才脸绷得铁紧。
王怀一听,脱口而出:“你们三个早就共穿一条裤子,串通一气,想打击永新的同志。老实告诉你们,没那么容易!”
宛希先、袁文才、王佐被王怀的话激得勃然大怒:“姓王的,你血口愤人,今天你不把话讲明白,决不罢休。”
朱昌偕目瞪这种局面,遂大声说:“别吵了,这是特委会议,像什么话!都是革命同志,要团结一致嘛,不要相互怀疑,相互猜忌,意气用事。龙家衡同志的被杀,也是事出有因,不能全怪老宛。今天就讨论到这里。散会!”
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朱昌偕决定让宛希先暂时离开九陇山,去兼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
1929年11月,边界特委决定永新、宁冈、茶陵等县红军警卫营和赤卫大队攻占永新县城。正在做准备工作的宛希先接到情报,敌人在茶陵通向永新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宛希先决定:茶陵武装不参加攻打永新县的行动。
攻打永新的战斗胜利后,朱昌偕立即在大湾召开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
会上,朱昌偕、刘天干、龙超清严厉质问宛希先为什么不执行特委决议,茶陵的革命武装为什么不参加战斗。特委副书记王怀板着脸,在宛希先跨入门房之际,就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待代自己的问题。”但无论宛希先怎么解释,众人都置若罔闻。袁文才又因故未到会,宛希先实在孤掌难鸣。会议最后决定解除其职务,并关押审查。
被关押在一间茅屋子里的宛希先感到事态很严重,弄不好性命难保,欲赶快离开去向上级汇报。见看守人员抱着枪打瞌睡,他就撬开窗子逃了出来。大湾村一带四面高山,加上黑夜,根本看不清山路,宛希先只好躲在山里,计划天亮再走。特委很快得知宛希先逃跑了,朱昌偕等人断定,他是畏罪潜逃。于是连夜动员二千多人打着火把,上山搜捕。在一个小山洞里,宛希先被赤卫队搜出。朱昌偕、刘天干、王环等特委几位主要负责人决定将宛希先处决了。
消息传到袁文才、王佐所在的宁冈茅坪,二人即率一拨人马赶到大树湾要讨个说法,见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王佐大嚷:“宛希先究竟犯了哪条王法?他身为特委副书记,你们竟擅作主张,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今天倒要你们说个清楚!”
朱昌偕见袁、王大有兴师问罪之意,怫然作色说:“宛希先违抗特委决议,是罪有应得!谁违抗特委决议,就是这个下场!”
袁文才强压怒气:“老朱,你莫抓着鸡毛当令箭,动辄拿特委来压人!老宛被杀明明是有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嘛!”
王佐高叫:“姓朱的,你们莫不是想把反对你们的人斩尽杀绝?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们这几个鼠肚鸡肠的人?”说着,拔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
好一会,朱昌偕才缓过神来,喝道:“王佐,你太放肆了,你莫不是想威胁特委?”
袁文才也觉得王佐的举动有点过分,忙叫他把枪收起来:“王佐是个粗人,哪个不晓得?今天再扯也没什么意思,以后到前委去理论。”说完,扯着王佐衣袖就走。
朱昌偕自袁、王这次大吵之后,对袁、王二人既恼恨,又害怕,心想:此二人到底改不掉土匪习气。
罗克绍事件
导火索——罗克绍事件1930年1月间,中央派特派员彭清泉来到永新县了解湘赣革命斗争情况,朱昌偕向彭清泉汇报了袁、王的情况,特别提到了自己对袁、王的担心。
1930年1月18日,在彭清泉的主持下,在江西遂川县田村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议决议的第五条就是:“必须坚决解决袁、王问题。”
朱昌偕回永新后即与刘天干、王环、龙超清等人商议。刘真、龙超清认为:袁、王虽目无特委,独断专行,但尚无反对革命、投靠敌人的形迹,现在解决袁、王问题难以服众,还是从长计议为好。朱昌偕考虑再三,也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然而,一个月不到,就发生了“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身任茶陵、宁冈、永新等五县联防团团总,是红军的死对头。他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缴获过来,为自己所用。1930年2月21日,罗克绍带着随身警卫20余人到茶陵县猎狗垅姘妇家过夜,被袁、王活捉。为了让罗克绍交出兵工厂,二人对罗十分礼遇,等罗答应交出兵工厂即放了罗克绍。
朱昌偕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对策。朱昌偕认为,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袁、王勾结罗克绍反水是真是假,但袁、王不请示特委擅自释放罗克绍已是不争的事实。再说,倘若袁、王反水是真,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为了革命不遭损失,应先下手为强,除掉袁、王。对于朱昌偕的意见,与会者均表示赞同。
但要诛杀袁、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袁、王队伍有700多人,队员强悍,来硬的难以对付,只能智取。朱昌偕说:“以中共湘赣边特委的名义给袁、王去一信,声称上级决定,边界各县红军警卫营、连拟编入红六军,袁、王部为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即日开赴永新县城集合,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俟袁、王到永新后,将他们与部队分开安排住宿,晚上即可行事。”
某晚深夜,特委书记朱昌偕与常委王怀,连夜骑马赶到红五军驻地,把酣睡中的彭德怀叫醒,焦急地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勾结反动民团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彭德怀听后甚为吃惊,陈述了袁、王不致于叛变革命的理由。朱昌偕和王怀以种种“事实”加以佐证,言辞恳切,后竟泣声陈词。这时,彭德怀不能不考虑了,因为按照党内的隶属关系,红五军应受边界特委节制,于是未加深思,答应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随朱昌偕、王怀出发。
彭德怀特别叮嘱张纯清,四纵只是守护在永新县城的战略要点东门出城的浮桥与北门,以防万一。先不抓人,弄清情况,稳住局面,再行处置办法。
次日大早,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往了永新。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宣称“成立红六军第三纵队,与红五军攻打吉安”。
与此同时,边界特委伪造了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袁文才的信。信的内容为:红四军前委决定,边界六县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以袁文才为司令,王佐副之,定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随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
一切都按朱昌偕的计划进行,袁文才和王佐接到前委来信后,不知是计,除留少数人在宁冈外,率大部于2月22日抵达永新县城。朱昌偕、刘天干事先已派人安排了袁、王和部队的住宿地点。部队分住几个店铺,与袁、王驻地有一段距离。袁、王对特委的安排并未在意,更无防备。
2月22日午夜,特委向五县赤卫队传达了军事部署,称“袁、王二人勾结茶陵团总罗克韶已经叛变革命,明日借成立大会之际,务必除掉这两个叛徒。各部牢记口令,左臂缠绕白毛巾,一定完成锄奸任务。”
1930年2月23日凌晨5时左右,朱昌偕率十几个警卫人员敲开了袁文才的住房门,随即向尚未起床的袁文才开枪。袁文才当即被打死在床上,副官李筱甫也被打死。
住在不远处的王佐一贯警醒,听到枪声,情知不妙,急忙爬起,在随从的簇拥下,直奔马厩,牵出坐骑,翻身上马,慌忙往东门疾驰,窜上禾水河上的浮桥,岂料河中浮桥已被拆掉,王佐连人带马栽入河中。王佐抱着马脖子,拼命划向对岸。就在他快到达对岸时,守候在此的红五军第四纵队突然钻出丛林,喝问口令。
王佐哪里答得上,只是回答说是三十二团王佐副团长。话音未落,岸上泼水似的子弹一齐射向潭中,王佐就此命丧冬瓜潭。
与此同时,城中的三十二团除逃脱了部分人外,大部被缴械控制起来。
就这样,朱昌偕不但杀了红四军留下的干部宛希先,还将毛泽东花了不少心血争取、教育过来的两位绿林好汉,已为革命作出了一定贡献的袁文才、王佐等人杀害了。
远在赣南的毛泽东听说袁文才、王佐被杀,感到十分震惊。井冈山是他和朱德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袁文才、王佐对这块红色区域的营建,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
袁、王被杀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文才的主要骨干周桂春、谢桂标、陈梦平、谢华光、朱游庭、李筱甫等先后被抓住枪杀了;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袁部的骨干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从此,井冈山军事根据地随之丧失。后来,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身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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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在袁文才死后境遇十分悲惨。为避迫害和追捕,袁妻将只有六岁的二女儿送人做了童养媳,因不堪忍受很快死去。她则携了其余儿女逃入深山,以野果为食,以洞穴为室,历三年之久。但她用心保护着袁文才的诸多遗物,解放后,老人将它们无偿捐献了国家。
袁文才死时仅32岁,妻子谢梅香刚刚30岁。他们生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袁耀烈,后有孙子袁全芳、袁建芳和一个孙女。袁文才死后,袁家不同意谢梅香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谢梅香再改嫁,孩子又小,带走了怎么办。谢梅香只好招郎不离家,1932年和肖开福结婚。肖开福原来是袁文才的部下,两人结婚后生了一儿一女,儿子袁耀厚又名肖常隆,一半继承袁家祭祀,一半继承肖家血统。女儿名叫肖移月。
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1954年南方慰问团给钱为袁家盖了新房。解放后不少老红军到井冈山来,都来探望谢梅香。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特别邀请了谢梅香和王佐之妻兰喜莲到井冈山宾馆见面。

人物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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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才 – 与毛泽东井冈山结义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重挫后,因为他早就听说在井冈山地区有我党领导的农民武装,遂决定率领起义军余部向井冈山地区转移。9月30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

井冈山结义井冈山结义

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并派人给袁文才送信,表达了工农革命军要在宁冈一带建立根据地,请袁文才、王佐二人大力协助的愿望。10月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在井冈山立足和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采取团结合作的方针,排除了某些人想把袁、王部队吃掉的主张。毛泽东说道:”他们是绿林军,我们是草头王,大家可以合为一家嘛!有机会我要去拜拜山。”

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委托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作介绍,在距茅坪不远的大仓村第一次会见了袁文才。毛泽东充分肯定袁文才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明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决定赠送100多支枪。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打消了袁文才的顾虑,当即表示欢迎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他的大本营茅坪安家,还当场赠送工农革命军1000块大洋,解决急需的经费问题。次日,袁文才亲自带领部队和当地群众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袁文才组织人员筹集了上万斤粮食和一批布匹,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的吃穿问题。袁文才还资助工农革命军建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从此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上安了家。
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和说服下也打消了疑虑。他于1927年10月下旬派出代表迎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上山。24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抵达大井,王佐杀猪宰羊予以款待。毛泽东会见王佐后,赠给王佐70条枪,还有一些马鞍和手枪套等物品,王佐也回赠工农革命军500担稻谷作为军粮。10月27日,王佐邀请工农革命军进驻茨坪。并通过打土豪的途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和财物,解决了工农革命军经费不足的问题。
为了团结改造袁文才的部队,毛泽东派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等一批干部到袁文才部队工作。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队的素质很快得到提高,并在部队中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与此同时,毛泽东派何长工只身去王佐部,任王佐部的党代表。何长工很快就把握了王佐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和疑心重的特点,既灵活又坦率地与王佐接触,又帮助他除掉了多年的宿敌――永新地主武装靖卫团团总尹道一。毛泽东也亲自多次跟王佐促膝长谈,讲革命道理,耐心地做教育和转化工作,使王佐大受启发,对毛泽东折服不已。他说老毛的话中央都听跟着他革命有前途,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王佐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从此彻底抛弃了对工农革命军的重重疑虑,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从”山大王”到红色将军
袁文才与王佐,1898年10月和5月分别出生于井冈山下的宁冈县马源坑村和遂川县下庄村的两个贫苦农民家庭。袁文才因家境贫困,中学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由于不愿接受当地豪绅地主的压迫和剥削,他带领群众与当地劣绅谢冠南作斗争,被官府通缉,家中房屋被烧,母亲被杀,新婚妻子被霸占。走投无路的他于1923年参加了当地绿林首领胡亚春的“马刀队”。由于袁文才的聪明才干,他很快就当上了“马刀队”的首领。1924年,袁文才率“马刀队”攻进宁冈县城,将县衙付之一炬。江西省政府派官兵一营分路“进剿”,袁文才凭借熟悉的地形,巧妙周旋,“进剿”之敌疲于奔命,无功而返。袁文才和“马刀队”于是在湘赣边山区声名大振。王佐幼年丧父,家里很穷,家中仅有的一块山林也被土豪劣绅强占,童年时的王佐靠给地主放牛和伐木烧炭维持生计。15岁时改学裁缝,学艺过程中,又投靠了当地有名的拳师王冬文,练就一身武艺。1923年,王佐加入井冈山的绿林头目朱聋子的队伍,打仗勇敢,深得朱聋子的喜爱。1924年,王佐脱离了朱聋子队伍,开始发展自己队伍,筹款买枪、招兵买马,以“劫富济贫,除暴安民”为口号。队伍分别在井冈山的南岭嶂和金狮面几座大山中安营扎寨,永新、遂川边陲一带的大小山村均在王佐的控制之下。王佐便成了井冈山上名副其实的山大王。遂川豪绅多次勾结官兵进山’进剿’,都未能把王佐剿灭。1925年,王佐队伍发生内讧,遂投奔袁文才。袁文才帮王佐铲除了异己,重新巩固了队伍。袁文才与王佐系同年生人,两人慕名已久,志同道合,又都是客籍人,遂结拜为”老庚”‘(即同年出生的结拜兄弟)。从此,袁、王两人各竖一帜,双雄并立。袁文才在山下的茅坪,王佐在山上的大小五井,互为犄角,遥相呼应,成为湘赣边界威名赫赫的地方首领。
1925年下半年,宁冈籍的共产党人龙超清,上山动员袁文才下山。1925年9月,袁文才率部下山,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袁文才任团长,成为一支受我党影响和控制的武装。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江西、湖南一带,袁文才在宁冈党组织的帮助下发起了宁冈暴动。袁文才一马当先,率部打进县衙门,收缴了清乡局的枪支,驱逐了北洋军阀委派的县知事沈清源。随后,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袁文才将所部改称宁冈县农民自卫军,他本人担任总指挥。袁文才下山后,在龙超清的教育和影响下,思想进步很快,他经过慎重思考,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决定率部投身革命。经龙超清介绍,袁文才于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约同时,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下,与遂川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把自己的队伍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地区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军队,先后缴了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的枪。然而袁文才、王佐两部却始终各自保存着60支枪,在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的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1927年7月,袁、王两部根据党的指示,发动永新暴动,从监狱中救出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贺敏学、胡波等八十多人。永新暴动胜利后,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王新亚、袁文才、王佐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王新亚为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不久,国民党返攻永新,袁文才、王佐与王怀、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等永新的同志一同到了井冈山,在山上一直坚持斗争。
词条图册

2017-03-24 综合 袁氏春秋

袁文才:毛泽东的“永久通讯处”,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将领

袁文才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将领,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袁文才的祖父在族谱中是荣字派。父亲叫昌坤公,是昌字派,袁文才是显字辈,派名显泉,字文才,选三是他的小名。昌坤公原来有个妻子,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过继给胞兄,其他两个儿子小时候就死了。妻子30岁去世后,他又娶了一个,姓曾,生下袁文才。袁文才是他们唯一继承香火的人。1930年3月,袁文才32岁,正当英才,被错杀。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本文根据袁文才嫡孙袁建芳2011年对大众日报记者的讲述及其他材料综合编辑发布。

 

一跺脚入了“马刀队”袁文才1898年4月12日出生在江西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他祖祖辈辈以种田垦林为生。袁文才家族是客家人,跟土籍人一直有矛盾,他父亲不堪忍受土籍豪绅的压迫,发誓改换门庭,袁文才刚满10岁就送进私塾馆。但家里困难,拿不起学费,时断时续总共念了两年,袁文才就回家了。19岁时,袁文才跟张氏完婚,不幸的是,新婚不久,张氏就被茅坪世袭劣绅谢冠南的儿子谢殿一给霸占了。夺妻之恨,是袁文才内心深处埋下的第一颗仇恨的种子。1919年,21岁的袁文才与谢香梅结婚。谢香梅父亲是开中药铺的,家中的田和山都雇人耕种,家境比袁文才要好,在家是老大,不在乎袁文才出身贫寒、有过一次婚姻。她很钦佩袁文才,认为他是个有志气的人。

袁文才一边务农,一边学习,终于在1921年考入永新县禾川中学,跟贺敏学同班,贺敏学就是贺子珍的哥哥。1922年2月,袁文才的父亲病故,袁文才不得不再次辍学回家,成为豪绅嘲弄的对象。他们挖苦说,袁文才若读书出人头地,家里的牯牛也会中状元公的。父亲去世的悲伤,加上豪绅的冷嘲热讽,立志复仇的烈火,在袁文才心中越烧越旺。

一次,宁冈籍的官绅龙清海在南昌参加竞选江西省议长,拨了一笔经费到宁冈拉选票。豪绅谢冠南利用手中权力,想独吞这笔经费。袁文才得知这一消息后,气愤不已。投票选举那天,他突然当众揭露了谢冠南的舞弊行径,弄得谢冠南当众出丑,狼狈不堪。袁文才首次反抗成功,声望顿增。而谢冠南则以袁文才带领民众抗捐为名,诬陷袁文才企图策动民反。袁文才被逼得走投无路。

在宁冈县境,离袁文才家乡不远的井冈山上,有一股名叫“马刀队”的绿林武装,头领是当地的农民胡亚春。为实现报仇夙愿,血气方刚的袁文才,于1923年一跺脚上山参加了“马刀队”。

 

几经周折走上革命路

 

袁文才尽管才上了几年学,但在当时也算知识分子了,他一上山,就充当了马刀队的师爷。后来,他成了事实上的头领。

这时,豪绅地主们与县府勾结,从外地请来一个营的军阀部队进驻宁冈,“进剿”井冈山,捉拿袁文才。

一天,一个连的军阀部队闯进了袁文才家,却不见袁文才的踪影,连长恼羞成怒,将袁家抢劫一空,杀鸡打狗,大吃大喝,尔后把袁文才的哥哥袁选通五花大绑押往县城。

有一个士兵喝得酩酊大醉,部队开拔时掉了队,他慌忙中误将袁家背柴禾的撑棍当枪扛在肩上仓促离去。这时,袁文才的嫂子下山回家,发现屋内留下一支钢枪,立即将这支钢枪送上山交给了袁文才。那个士兵行至茅坪才归队,班长发现他背的不是枪而是一根木头撑棍,立即报告连长,连长率部返回袁家寻枪,恰遇袁文才的母亲刚从山上回到家里,他们找不到那支枪,便发泄兽性,举枪朝袁母射击,袁母当即惨死在地。

家被抄,哥被抓,母亲被枪杀,袁文才悲痛万分。他横下一条心,把妻子和儿女一道带上山加入了“马刀队”,发誓与豪绅、军阀拼个你死我活。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宁冈籍共产党员龙超清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宁冈秘密开展工作。他注意到了井冈山上这支“马刀队”,认为通过教育争取,这支队伍有可能成为革命武装。恰在这时,又得知县长沈清源正在策划招安马刀队,为找不到上山的说客而发愁。于是,龙超清自告奋勇愿去劝降。

龙超清跟袁文才搞了几个回合的谈判。袁文才同意将“马刀队”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并由袁文才亲任团长。

为防意外,袁文才在下山之前,把对下山受编持异议的胡亚春等部分人仍留在井冈山以观动静,粮晌和给养均由县府供给。1925年9月,袁文才率领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移住茅坪攀龙书院,就任宁冈县保卫团长。

自袁文才下山以后,龙超清经常给他讲述革命道理,启发他参加革命,跟着共产党走。袁文才的思想进步很快,他经过慎重思考,决定率部起义,投身革命。

1926年9月,宁冈县境反动武装力量空虚,龙超清与袁文才经过周密策划与安排,在深秋的一个夜晚,袁文才突然率部包围了县政府,不到一个时辰,缴了县清乡局的全部枪支,并将县长沈清源驱逐出宁冈县境。

袁文才率部起义获得胜利,成功地夺取了宁冈县政权。保卫团也随即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被任命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

1926年11月,经龙超清介绍袁文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被党组织派往吉安参加农民运动训练班。

 

竹睡椅改轿子,接毛泽东到茅坪

 

秋收起义部队遭受挫折之后,毛泽东毅然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在湖南浏阳文家市集合了受挫的部队,决定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转移,从而开始了向农村的进军。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的三湾村,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

当时,袁文才正率部队在砻市一带活动,得知三湾突然来了一支近千人的队伍,他惶惑不安。

为了安全,他立即把部队撤回到茅坪一带的山里埋伏起来,并迅速派人去三湾探听虚实。就在这时,他接到毛泽东从三湾给他写来的亲笔信。

袁文才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决定派他的文书、曾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毛泽东讲课的陈慕平作自己的代表,随同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去三湾见毛泽东。他还写了一封信:

“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毛泽东向龙超清、陈慕平等介绍了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希望袁文才能合作,一起参加革命斗争。龙、陈等人也向毛泽东介绍了宁冈党的状况及袁文才这支武装的情况。

袁文才听陈慕平的报告,表示愿意合作,但他仍不放心。当时,井冈山上还有王佐的绿林武装。王佐跟袁文才是好朋友,两人还是结拜兄弟。对于毛泽东到来的态度,王佐跟袁文才一样,表示多疑。

为了统一认识,以便对袁、王两支农民革命武装采取团结与合作的方针,当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古城时,毛泽东以中共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对袁、王两支农民武装的政策问题。会后,毛泽东只带几名随从人员,徒手进山,在东源的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向他详细介绍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时局所采取的战略决策。

袁文才当时只有60支枪,为让袁文才扩大武装,毛泽东赠送一百支枪,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真诚的态度,使袁文才深受教育和感动。那时候,枪比命重要,宁舍一条命,也不丢一支枪。国民党是来缴枪,毛泽东是来送枪,袁文才当然是信任了,按当地习惯杀猪为毛泽东洗尘接风,并慷慨地回赠一千元大洋给毛泽东用以工农革命军的给养。他还答应工农革命军在茅坪设立一个医院和在象山庵建立一个后方留守处。

1927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部进驻井冈山茅坪,袁文才从大仓往古城去迎接。出发时,谢香梅塞给袁文才一个包裹,包裹里有两件半成新的兰丹士林长衫,两条灰布裤子,一双新布鞋。她说:“这是给毛委员的,毛委员的脚在部队行动时被扎伤,行动很不方便。”

谢香梅还想盯住袁文才用竹睡椅做一乘轿子,把毛泽东接到井冈山茅坪来。

通过袁文才,毛泽东又改编了王佐的部队。毛泽东给了王佐70支枪,王佐回赠了500担谷子,当时一担谷子一块大洋。

 

毛泽东的“永久通信处”

 

袁文才在和毛泽东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称赞毛泽东学识渊博,有军事才能。把毛泽东的意见当做指路明灯了;毛泽东1928年5月1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专门说:

“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

随着袁文才革命觉悟的提高,他对部下遵守革命纪律的要求更加严格了。有一天夜里,他的特务连有几个战士在野外捉到几只散失的鸭子,回到步云山私自杀掉煮吃了。袁文才知道这件事后,立即召开特务连的全连大会,严厉批评了那几个战士,还责成连长亲自带领这几个战士去向丢失鸭子的农民群众赔礼道歉,并按价给予赔偿。

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贺子珍。贺子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毛泽东进驻茅坪的当天。当时贺子珍不到18岁,是永新县委的妇女部长、共青团书记。后来,前委亟须一个秘书,既有文化又有才干且毛笔字也写得娟秀端庄的贺子珍被选中。这样,毛泽东就与贺子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四个月时间。他们从相识到相知,感情不断升华。最后,袁文才做媒,促成了一段姻缘。

1928年2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完成了他们向正规的工农革命军转变的关键性一步。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堂前宽大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副之,何长工任党代表。5月,红四军正式成立。袁、王部被编为第三十二团。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茨坪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9月,又担任了宁冈县委书记。王佐则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

敌人对井冈山“进剿”,袁文才、王佐率32团镇守井冈山大后方,使在前方作战的主力部队无后顾之忧,连续取得五斗江、草市坳、永新城及土溪岭、龙源口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袁、王部队还直接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对取得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为恢复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烈士身后,妻儿艰难熬日子

 

1930年2月21日,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都是32岁。

中共“六大”会议通过了“左”倾政策,加上土客籍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袁、王“冤枉”悲剧的发生。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客籍,而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主要领导人多是土籍,依据六大“文件”规定,1930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被杀。

袁文才与王佐在井冈山被冤杀,最难受的是妻儿。谢香梅是在马源坑的老房子里听到袁文才死讯的,当时哭昏过去。醒来后第一个想法要去找红军找毛委员,她说毛委员多次到过她家里,了解袁文才。别人告诉她,毛委员下山了,他们才敢杀的;而且,那时候地方党到处抓她,说她是“反水的家属”,白军也要抓她,说袁文才杀死他们多少人,要讨血债。谢梅香和袁文才的子女成了红军和白军都痛恨的人。

当时袁文才的大女儿袁长妹不到9岁,二女儿7岁(后来夭折),小女儿小惠才一岁多,大儿子袁耀烈仅5岁,小儿子在逃难中夭折。谢香梅才30岁,她相信共产党肯定是要给袁文才平反的。她冒死保存了毛泽东赠给袁文才的皮革裹腿,还有袁文才的一张个人相片,两张在吉安市参加农民运动培训时的合影,然后,咬咬牙把两个女儿都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大女儿送给宁冈坝上村,小女儿送给马源坑村姓李的人家。紧接着,她带着5岁的儿子到锡坪打“埋伏”,隐姓埋名,一口咸一口淡地熬着过日子。

谢梅香娘家看女儿前后都无路,很为难。袁家不同意她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再一改嫁,孩子又小,带走了怎么办。留在袁家,生活又维持不了。谢梅香只好招郎不离家,1932年和肖福开结婚,肖福开原来是袁文才的部下,和袁文才感情不错。见谢梅香没有办法,就来到袁家做倒插门。立约,如果生两个儿子,一子须姓袁,生一个儿子也要一半姓袁。谢梅香和肖福开结合后,日子一口咸一口淡地过了下来。

1942年谢梅香从马源坑搬到现在住的茅坪村。租了五亩田,借债给儿子袁耀烈读书,一直读到初中,上的是宁冈中学,宁冈中学也就是朱毛红军会师的龙江书院,是宁冈有名的好学校。后来失火,龙江书院烧了,现在见到的龙江书院是后来修的。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记得清两位嫂子

 

2013年5月《党史文汇》发表署名黎虹的文章《宋任穷谈“彭德怀杀袁文才王佐”事时认为,他没有责任》。其中有这么一段:宋老特别提到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说:当时有人把错杀袁、王当成彭德怀的一大罪状,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决定杀害袁、王的是井冈山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彭的责任最多是偏听偏信,他和杀害袁、王没有关系。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已说清楚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他的《自述》。

人物传记《贺子珍的路》中有这样的话。贺子珍说,1930年,袁文才被错杀,事后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多次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说,不应该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两位同志,他们都是要革命的。有的人把袁文才这种深沉寡言的性格描绘成奸诈、诡秘,这是不对的。我同他们的接触较多,了解他的为人。他自己一生的行动都表明,他是热爱革命、忠于党的。他对毛委员和他率领的革命军上井冈山是真心欢迎的,对党的领导真心拥护,对革命没有二心。”

其实,在袁文才、王佐被错杀问题上,毛泽东早有定论。

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达吉安时,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陈正人就曾向毛泽东汇报事情经过,毛泽东当即说:杀错了!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指袁、王——引者注)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毛泽东在延安还对何长工说,错杀袁、王,要平反!

解放了,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是省里领导陈正人知道的。袁耀烈从北京回来,县里立即给他安排工作,开始在宁冈第四区当文书,后来做了副区长、宁冈劳动人事局局长。袁耀烈有两个儿子袁全芳和袁建芳,一个女儿,1965年时都在读书。两个儿子后来都参了军,现在一个在井冈山科委工作,一个在吉安市工商局工作。

党和政府对袁文才家一直比较照顾,刚解放时,谢梅香一家租住在茅坪一个很破旧的小店里,建国初期,南方慰问团来给钱建了新屋,并每个月照顾谢梅香8元钱。

谢梅香和肖福开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袁耀厚,在外又叫肖常隆,解放后参军在吉安军分区,提拔为干部,1965年时22岁。小儿子和袁耀烈感情非常好。小女儿肖移月在家务农。20世纪50年代初,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平反,说毛主席早就说杀袁文才和王佐是错误的。给别人做童养媳的两个女儿回来认门……全家老少都过上了平平安安的好日子。

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8年的井冈山。5月24日在八角楼,毛泽东想起了袁、王两位老战友,深情地说:“他们两位是好同志,他们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啊!”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吩咐汪东兴安排见一见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党员、烈士遗孀以及老区的工人、农民。当了解到袁、王的遗孀还健在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还特地嘱咐:“临走前都见见,记得请两位嫂子。”

汪东兴当即把主席的意思向井冈山管理局袁林、孙景玉作了清楚交代,特别提到两位“嫂子”一定要礼遇,那是毛主席的客人。井冈山管理局迅速通知请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妻子兰喜莲。

谢梅香是个小脚,茨坪离茅坪虽然只有几十里路,自从袁文才被错杀后,她很少上山,更不知道山顶有这么大的变化。在接她去茨坪的小车上,一听说是毛主席接她做客,谢梅香一路流眼泪,直到管理局领导进她的房间,她的眼泪仍流个不停,激动地说:

“毛主席,我们选三把您盼来了啊!我们想您啊,想您整整三十几年啊!”

接她的领导当时问,主席要问您有什么困难,都提出来,谢香梅摇头。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谢香梅仍摇头。

据有关史料记载,接见时,王佐的遗孀兰喜莲被安排站在第一排,说毛主席一会儿来跟他们一起照相。兰喜莲兴奋地等着。一会儿毛主席从井冈山宾馆里面出来了。三十多年过去了,毛主席长胖了,她发觉毛主席的目光也在四处寻找。毛主席走过来,和第一排的老同志一一握手,当握到兰喜莲时,毛泽东先开了口:“你是王嫂子。”兰喜莲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那么多的人都想和毛泽东握手呢,就把兰喜莲挤到第二排去了。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袁、王的家人,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并指示关心他们的生活。如今,袁文才的长女袁长妹已经90岁,井冈山市近年专门给她盖了新房。袁文才的小女儿袁小惠也已经80多岁,身体很好。王佐的长孙王生茂,如今已67岁,退休前是井冈山毛主席旧居管理处主任。按照国家政策,对烈属的优待只管到子辈,因此,从王生茂这一辈开始,全是靠自己,孙辈以后有的当上了老师,有的考上了公务员。就在王佐故居旁,他的后辈们建起了名为“王佐家宴”的农家乐,各个包间的名字分别叫湘赣边界独立第一团、中国工农革命军一师二团、中国红军第四军三十二团等,以表达对先人的深深怀念之情。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展室里,展出了毛泽东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途中,与袁文才在大仓会见,以及袁文才帮助毛泽东的部队安家茅坪、毛泽东改造袁王部队、共同创建根据地的过程;在茅坪毛泽东旧居八角楼旁,有井冈英烈袁文才陈列室,陈列室名字是宋任穷所题;在井冈山雕塑园内,有19尊革命先辈的雕像,其中就有袁文才和王佐。

袁崧热血洒崧厦

    袁崧(?-401)是东晋时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出生于世家大族,他的祖父袁乔曾担任尚书郎,他的父亲袁方平曾任琅琊太守。袁崧袭嗣了他父亲的爵位,封湘西伯,从此走上仕途,先任秘书监,后任吴郡内史(相当于太守)。不过袁崧仕途顺畅不仅靠家势显赫,更在于他有卓越的才华。史载“少有才名,博学能文,善音乐”。在文学上,他曾写下《后汉书》百篇,历来受到推崇,他的《宣都记》开了山水游记的先河。而他的音乐才华更胜一筹。当时有《行路难》长歌,曲和词都不够流畅,他改编了曲调,重写了歌词,然后自己演唱,动情处,时而低吟,时而高亢,就像唱一首挽歌,听得别人眼泪都掉下来了,被誉为当世三绝之一。
  
    谢安东山再起,力挽狂澜,保住了东晋半壁江山,但谢安离世后,局面又陷入混乱。袁崧在吴郡内史任上并不太平,孙恩作乱,使平静的江南掀起了一片腥风血雨。孙恩从如今的舟山群岛带领一支队伍,乘船在曹娥江入海口登陆,杀死上虞县令,又西奔会稽,杀死会稽内史王凝之,把书圣王羲之的后代几乎杀光,占领了会稽。因朝政腐败,民不聊生,他一起事,周边八个郡也有人起兵响应,孙恩半个月内拥有了数十万兵马,声势浩大。
  
    这一来,朝廷震惊了,忙令征虏将军刘牢之前往讨伐。孙恩打不过刘牢之的虎狼之师,败退到海岛。可没想到,刘牢之竟然纵兵抢掠,使民心大失,给孙恩死灰复燃创造了机会。第二年他率军从浃口(今镇海口)登陆,入余姚,再次攻破上虞,进军到山阴邢浦。守卫会稽的将领是徐州刺史谢琰,他是谢安的儿子,名门贵胄,曾在淝水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可这次,他麻痹轻敌,也不体恤士卒,手下有个叫张猛的都督,竟杀死了谢琰和他的两个儿子,临阵倒戈。尽管孙恩又败于刘牢之再度入海,但王、谢两家却从此衰落,所以后人有“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叹。
  
    这时,袁崧被派到上虞驻防来了,屯兵在虞北地区。上虞似乎成了抗敌前线,也是比较薄弱的一环。袁崧一到,立即积极备战,针对孙恩军总是坐船从海上来犯的特点,他把防御重点放在海边。当时的海岸线与现在不同,大致在今天崧厦一带。他在虞北海边“筑沪渎垒以御之”。“沪渎垒”这几个字每个都有讲究。古语云:“列竹于海澨曰沪。”即“沪”是指用毛竹插在浅海上,以阻止海船靠岸;“渎,沟也。”即“渎”是指在海岸边挖壕沟,以阻挡敌兵登陆;“垒,军壁也。”即筑起军事壁垒,以利于与敌作战。
  
    隆安五年(401),孙恩第三次向上虞杀来,海船数百只,贼兵黑压压的一片,来势非常凶猛。袁崧率军抵抗,他和手下八员战将,人人当先,个个奋勇,战争打得非常激烈,用明代倪元璐的话说,叫“奋臂长驱,飙飞电击”。然而,乱兵太多了,袁崧寡不敌众,他苦心构筑的防御工事发挥了一定的抵御功能,仍被逐一攻破。面对危局,袁崧决不后退,拼死抵抗。乱箭雨一般地向他射来,他身上多处中箭,鲜血直流。他被乱贼围困,敌人要他投降,他笑道:“尔是人间海贼臭,我属天上列星香也。”终被敌所害。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他驻兵的地方被称为“嵩城”(嵩是避崧之讳),城里筑起一座“嵩城庙”,也叫“袁忠公祠”。嵩城庙在崧厦镇上,至今香火旺盛,袁崧已经成为崧厦乃至虞北的保护神,被尊为“嵩城菩萨”。后来嵩城庙下面形成了一个集市,乡人称为“嵩下市”,慢慢地演变成今天的“崧厦”。袁崧的官名叫内史,镇上还有一条“内史路”。崧厦镇外华泽口有一座“乱将桥”,原称“乱箭桥”,相传是袁崧的死难处。还有一座蔡林庙,原来供奉袁崧的部将李祥。袁崧战死后,李祥冒死抢回他的尸骸,百姓感念他的义气,建庙来祭祀他。
  
    这么说,袁崧战死于崧厦,魂归上虞,是不争的事实。然后翻开史籍,多说其死于松江(今属上海)。
 
    《隆安五年纪事》:“孙恩攻海盐,转攻沪渎(在今上海市青浦县境)……”
  
    明朝正德年《松江府志》和清朝《上海县志》载:“晋左将军、吴郡太守袁崧墓,在上海周浦悦和桥南……李将军墓,与袁墓相望。袁部将李祥,崧为孙恩害,祥突白刃收骸归葬。”
  
    百度:吴郡太守袁崧垒破兵败,战死,其子孙留居守庐。上海的袁姓是袁崧后代。
  
    看起来有史料、有遗迹,还有后裔作证,似乎袁崧战死于上海也是铁定的事实。是耶?非耶?
  
    笔者认为,这是对“沪渎”两字错误解释所致。吴淞江古称“沪渎”,古籍上的“攻破沪渎”被误认为是“攻破了吴淞江边上的城堡”。其实不然。前文已经说明,这里的“沪渎”不能解释为地名,“攻破沪渎”是指“攻破了用列竹、挖沟等方式构筑的防御工事”,那样就与上海扯不上边了,其余所谓坟墓、后裔等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
  
    袁崧与上虞,尤其与崧厦关系密切,他为保境安民,英雄杀贼,血洒疆场,当永受上虞百姓的敬仰。(来源:上虞日报

云南保山“五贵桥”的传说

2017-03-02 袁氏历史文化传承

在保山民间流传着一个“五贵桥”的传说,这个传说和保山历史上的袁氏街的袁文典、袁文揆五兄弟有关,现在保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南面下水河路口还有一家商店叫“五贵桥商店”。

 

袁家是明代前期自江南上元移民到保山的,袁家的先辈是来保山做官的,到清乾隆年间已经成了名门望族。当时的老保山城有条街就叫袁氏街,其旧址为今天正阳南路起与上下巷街相交汇处(今百货大楼前)的十字街、北止与保岫东西路相交汇处(今攀月楼前)的大十字街这一阶段。在1942年保山“五四”被炸才被炸毁。

话说袁氏街内的一个叫袁枫溪的大户人家娶了两房夫人,生了五个儿子,个个能诗善文,才华横溢,远近闻名。其中大哥袁文典、五弟袁文揆尤为著名,人称“二袁”,在清代云南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袁枫溪的这五个儿子都是二房夫人侯氏生的,正房夫人郑氏一个也没有生得,个中自有原委。

袁枫溪成人后就迎娶了门当户对的郑氏,小俩口在生活中也恩恩爱爱,但就是不见郑氏的肚子大起来。春去秋来,一晃多年,虽然到处寻医访药,却不见效果。眼看就要过不惑之年,家族里的长辈急了,说服了郑氏,为袁枫溪娶了个二房夫人侯氏。郑氏倒也把自己的希望寄托给了侯氏,待她如姐妹。

自打侯氏进了袁家的门,袁家上上下下就全都看着她的肚子。谁知侯氏的肚子也像郑氏的一样,一天又一天也不见大起来。

袁枫溪见娶了新夫人也不见肚子大起来,只得到处求神拜佛,谁知拜遍了保山坝子周围的寺庙道观还是不济事。他暗自郁闷,自己好好的身体,咋就不能留个种呢?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自己真的要做一个不孝子吗?于是积郁成疾,病倒在床。家人见主心骨病倒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抓药给袁枫溪,却不见效。

一天一个走江湖的算命先生走进袁氏街,走累了就在袁枫溪家的门楼下歇息。恰巧被大夫人郑氏看到,郑氏便问这个衣着粗旧满脸倦容的算命先生说:“先生从何而来,为何坐到我家门前?”

算命先生摇摇手中的幌子说:“这位大姐,我是从西山北冲出来混饭吃的。谁知道进城两天了都没有开张,这又热又渴的只得在你家门前歇一下,不知能否给瓢水喝?”

大夫人郑氏倒是个菩萨心肠的人,见这个算命先生说了实话,并把他邀请进家门,给他端出来了茶水饭菜。

算命先生吃了好心人给的茶水饭菜,一下子就恢复了精神,说:“感谢老大姐,不知如何回报你的好心肠,我这身上还真的一个铜板也没有了。就给你家看个风水算个命什么的,算是回报吧。”

大夫人郑氏听了,便把丈夫因为不能生育而积郁成疾的事情给算命先生说了。算命先生便叫郑氏扶着袁枫溪出来,为他把了脉看了相。然后说:“我看袁大哥的身体并无大恙,家中风水也阴阳协调。待我在你家周围走上一圈,看看大的风水格局。”

算命先生出来转了一圈再回到袁家,便对袁枫溪和郑氏说:“大哥大姐,我出了你家往南看,一条阳关大道往南去,那代表着你们家的子嗣之路是贯通的,只是上下水河像一条青龙一样,拦腰冲断了这条阳关大道。你们家应该去河上架道石板桥,把子嗣之路连接起来。”

算命先生走后,袁家便请人到河上架桥。架桥的工匠抬来了一块石板,袁枫溪说:“太窄了,既然做好事,就要做到底。这南来北往的人马车辆相遇,在桥上要能够错身而过的。”架桥的工匠一连抬来了五块石板,袁枫溪才觉得桥面宽度适中。

谁知道世上还有这么灵验的事情,桥才架好,二夫人侯氏的肚子就大了起来。在袁枫溪四十一岁时,侯氏终于为他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这一生还不打紧,在后来的岁月里,又连续生了四个儿子。

袁枫溪的这五个儿子,个个知书达理,有的中了秀才,有的中了举人,成了百姓眼中的达官贵人。于是老百姓提起袁家架设的石板桥时,就把这座原本无名的石板桥叫成了“五贵桥”。(来源:隆阳新闻网)


袁氏历史文化传承

袁志明将军:小事不做,大事难成

2017-02-06 袁氏历史文化传承

荀子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列宁讲:“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鲁迅说:“巨大的建筑,总是由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这些至理名言告诉我们一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天下大事,始于小事;小事不做,大事难成。

 

小事成就大事。无数事实表明,大事小事没有绝对界限,再小的事情做到极致也能成就大事。做好小事,体现的其实就是工匠精神。在海尔集团,每名员工不仅被要求做到“严、细、实、恒”,还要把经营的每一瞬间管住,努力追求工作“零缺陷”。然而如果没有总裁张瑞敏当初从“不准在车间大小便”这样的小事一件件抓起,就不会有今天享誉海内外的海尔集团。可以说,大事皆由小事组成,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做大事的,谁也不可能一步登天,必是经过无数小事的磨炼和积累,才有了成大事的机会和能力,也就是说,小事是成就大事不可缺少的基础。试想,一个连小事都不愿干、不尽心的人,怎能谋大事、抓大事、成大事?怎能在大事上有担当呢?

 

小事关乎成败。有则广为流传的“帝国亡于铁钉”的故事,讲的是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在与敌人决斗的当天早上,让马夫去给战马钉铁掌,由于少钉了一颗钉子,结果导致在决战中一个铁马掌脱落,战马跌倒,马蹄断裂,国王摔伤被俘,终至帝国灭亡。莎士比亚的名句“马,马,一马失社稷!”使这一战役闻名史册,促后人警醒。在中国,则有“战事败于一撇”的历史教训。当年冯玉祥和阎锡山联手对付蒋介石,在中原大地摆开战场,志在必得。然而在决定成败的一仗中,由于冯玉祥部队的参谋人员粗枝大叶,电报中把河南的沁阳误写成了泌阳,“心”字上多的这一撇使方位差了300多公里,因而贻误战机,导致了冯阎联军的失败。这充分说明,小事往往造成历史的偶然性,马虎对待小事、疏忽于小事,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正所谓“1%的错误会带来100%的失败”。

 

小事折射境界。小事好比一面镜子,从对待小事的态度中能见精神、见思想、见风格,从做小事的标准中能见作风、见素质、见形象,更主要的是见责任感,体现襟怀度量。宋代编修《新唐书》时,欧阳修负责专修“纪”“志”部分,宋祁专修“列传”部分,最后由欧阳修统稿。按以往修史旧例,署名只署官职最高者的姓名,也就是只署欧阳修一人。但欧阳修却坚持“列传”部分署宋祁的名字。宋祁因此感动地说:“自古文人不相让,这样的事前所未有啊!”这样的小事凸显了欧阳修的高品格、大境界。当年邢台大地震后,周恩来总理到灾区慰问,在广场准备发表慰问讲话时,突然发现现场的群众是迎着风口坐的,他当即让老百姓背风坐下,而自己却迎风站着。这看似普通的站位,却站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群众遮风挡雨的公仆情怀。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干工作也好,处理事情也罢,我们都要重视小事、关注小事,真正把小事记于心、抓在手、落到位,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无论是干工作、抓管理,还是办事情、处理问题,哪怕事再小,也不能糊弄应付、有丝毫大意,而要认真再认真、细心再细心,一件接一件地抓,一环接一环地做,努力把小事做精致、做全面、做到位。要善于在细枝末节上用力,会做、慎做、善做细微之事,越是小事越不能缺少环节、缺少步骤、缺少内容、缺少质量,防止因细节疏忽、考虑不周、麻痹大意,而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俗话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做事情应克服“过得去”“还凑合”心态,以再精细点、具体点、深入点的工作标准和工作作风,精益求精,精耕细作,把小事做到极致,如此方能积小胜为大胜,积累出大作为。

 

 

【编注】  作者:袁志明少将,1963年4月生,江西赣州南康人,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院务部部长。

【中国好人•声音故事】敬业奉献好人——袁生权- 2017-02-16 袁氏历史文化传承

袁生权慰问困境留守儿童

 

【小传】  “中国好人榜”敬业奉献好人——袁生权:1948年生,湖南省郴州资兴市人。积极整合社会资源,真情关爱下一代。

 

【人物故事】  (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好人” 袁生权的故事)

 

“上班总比别人早,工作节奏总比别人快,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只要说起袁生权,资兴市的干部群众总会赞不绝口。

 

2010年初,62岁的袁生权出任资兴市关工委主任,从此,他每天早出晚归,下乡进村,把所有心思和精力都扑在了关心下一代事业上。

 

几年来,在他的推动下,资兴市所有机关、社区、乡村、学校基本上都建立了关工委。他还牵头成立了市关心下一代自愿者服务团,设立德育普法宣讲队、网吧义务监督队、失足青少年帮教队、助学助困助残帮扶队。在他的感召下,近万名自愿服务者活跃在关心下一代战线上。

 

兴宁镇税里村14岁女孩黄月好,家庭贫困,加上患有轻微智障,不愿上学。袁生权三次专程上门走访慰问,说服父亲让她读书,主动帮忙联系学校,并资助在校生活费1000元。近年来,袁生权积极动员社会力量“送温暖、献爱心”,捐资助学、扶贫帮困、助残助医,关爱对象5000多人,资助金达600多万元。

 

袁生权先后撰写30多篇讲课稿,深入乡村、学校、社区、企业,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次,袁生权利用晚上时间去到一个偏远乡村示范点检查,由于山路崎岖不平,不慎摔了一跤,却强忍疼痛走到现场指导工作。在随后的三个多月里,他仍带着腰伤坚持工作。

 

花甲之年,本该在家好好享受天伦之乐,颐养天年,但袁生权却毅然做出选择,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献给没有报酬的关心下一代事业。他常说:“自己家里的小孩,有家人管,可是资兴市15.8万青少年,更需要关工委去关心、培养、教育。我舍的是小家,为的是更好地造福大家!”

 

【致敬词】 情系苗圃,心血浇灌万株嫩芽;挥洒余热,爱心托起明日朝阳。花甲之年,走村入户,助学帮困,你把敬业定义为责任,以平凡诠释着伟大。人生的价值,到底是索取还是奉献?你用忙碌的身影,作出了响亮的回答:桑榆唱晚,余热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