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袁氏述略

 袁文献 袁氏文化网 4天前

据民国八年《罗湖袁氏家谱》记载,罗湖袁氏系东莞温塘袁氏的一个分支,以温塘袁氏始迁祖袁仍为一世祖。袁仍,字悦塘,宋淳化四年由江西信丰龙川乡竹子园徙居东莞温塘,配邓氏,生三子:袁诚、袁通、袁谓(以下仅叙罗湖直系)。二世祖袁通,三世祖袁孟一郎,四世祖袁华,五世祖袁盈,六世祖袁宣义,七世祖袁守忠,八世祖袁南震,九世祖袁师文,十世祖袁子琦,十一世祖袁观德,字克熙,为罗湖分房之始祖,配张氏,生一子:彦安。 继续阅读“深圳罗湖袁氏述略”

江西九岗袁氏袓鰲公上溯世系考之三

袁酉 袁氏文化网 2017-11-29
【编者按】 由于代久年湮,加上族人的不断迁徙,且绝大部分家族的族谱是明、清朝才开始编修,所以,上千年的大家族,其远祖世系一般是很难有清晰准确、整齐划一的记载,这实属情理之中。因此,建议大家对旧谱上记载的远祖世系应理性对待,只能作为学术研究。如果我们太自以为是,硬要弄出一个本姓氏的远祖世系的话,到最后充其量也只能是本姓氏中的部分“名人记”罢了!

 

继续阅读“江西九岗袁氏袓鰲公上溯世系考之三”

福建上杭白砂袁氏清嘉庆谱载祠堂记

袁文献 录 袁氏文化网

一、 县城中街统祠记

我始祖七十郎满珊公之来杭而开基白砂也,派系汝南而来自何年,旧牒无考。尝参稽往迹,忠公为曾孙,有正德癸未年郑坑桥亭之志;仲玉公为元孙,有弘治壬子岁生时年月之记。由后溯前,则来杭当在明成祖之季初,卜居郑坑水口之竹子窠,生三子,长景鲜公,次景泉公,三景荣公。三房衍派迄今几四百年,烟户一千余家,流传一十八代。开基而后,寖推寖衍,居址移而祠宇亦增设,皆各祀其亲,推而上及于始祖未有统祠。

继续阅读“福建上杭白砂袁氏清嘉庆谱载祠堂记”

袁野,原名国阳,艺名怡园主人,汉族,系文县人。

陇南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文县政协委员、甘肃省农民书画研究会常务理事,甘肃省农民书画研究会十佳书画家。因自幼酷爱绘画,书法根雕、雕塑、烙画等,通过自学、求教等,从小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他初学根雕、酷爱烙画创作,随后主攻水墨画及书法练习研究,在2014年创办了文县首家《农民美术馆》。他多次参加国内书画展览,曾获全国农民书画展获奖。曾在市书画获奖。2016年,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省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文学艺术届联合会等多家联合颁发的经典院派——当代中国美术书法作品大赛奖荣誉证书,获长安杯书法赛。他的多幅书画作品已被甘肃省农民书画研究会选入书画集。《全国:农民书画展作品集》、《陇南市书画作品选》甘肃省商讯杂志多次刊登等。

袁雪芬(1922-2011年)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上海越剧院名誉院长,嵊州袁氏名人

2018-02-20 钟冶平 袁氏文化网

编者按:2011年2月19日,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上海越剧院名誉院长袁雪芬在沪病逝,享年89岁。1922年,袁雪芬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县,1933年开始越剧生涯,一生为越剧艺术和中国的戏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她逝世7周年之际,国家一级导演、10集纪录片《百年越剧》总导演钟冶平向我们发来他的追忆文章,与本端读者一同缅怀这位艺术前辈。

 

2011年春节放假还没有过完,由我担任总导演的20集人物传记片《舞台姐妹》后期制作的扫尾工作,就在机房紧锣密鼓地开干了。年前我去嵊州给丁一老师送轮椅时,他忧心忡忡地扳着手指头告诉我:“几位老一辈越剧艺术家的健康非常不乐观,你现在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过去看不出你对越剧还那么有心。好好干吧,历史会记住你的。”我牢记着丁老师的一番话,也感到了时间的紧迫。2006年10集纪录片《百年越剧》完成后,我利用一些社会资源,在2009年开始了20集人物传记片《舞台姐妹》的拍摄,第一集做的就是《袁雪芬》。

 

2月19日下午,我开车到机房途中,收到上海一个朋友发来的短信,告知我就在今天下午的早一些时候,久患绝症的袁雪芬老师去世。看到这个消息,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匆匆赶到机房,剪辑师正在调试《袁雪芬》一集的解说词和音乐。几天后,我带着刚制作好的《袁雪芬》一集赶到嵊州,出席在嵊州宾馆举行的追思会。望着大屏幕上正在向我们诉说着往事的袁雪芬老师,难忘的岁月一起涌上心头。

后排左起:王文娟、戚雅仙、吴小楼、袁雪芬、尹桂芳

前排左起:范瑞娟、傅全香、陆锦花、张桂凤、徐玉兰、徐天红

作者与袁雪芬老师合影

 

1999年那个寒冷冬天,我接受了拍摄大型纪录片《百年越剧》的任务,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和袁雪芬老师见面。因为讲述越剧百年的历史,尤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的越剧改革,袁老师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必须认真倾听她的意见。再就是尹桂芳老师的健康每况日下,令我非常不安,现在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了。经过负责外联的丁老师的一番努力,我到上海见到了尹桂芳老师,我实在没有勇气架起摄像机。此时的尹老师病得已经完全落形了,她的亲人告诉我,尹老师吃什么就吐什么。我至今都认为当时如果拍摄,将是对她极大的不尊重。尹老师用她颤抖的左手,为我题写了她的名字,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尹老师,4个月后阴阳两隔。在等待采访袁雪芬老师的日子里,我们紧张地在嵊州展开了外景的拍摄。

 

2001年5月15日,我率领《百年越剧》摄制组到上海,住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我和丁老师去家看望袁雪芬老师,提出了采访的要求。晚上接到袁老师秘书黄德君打来的电话,说袁雪芬老师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接受我们的采访。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了一个晚上。次日一早,我们准时来到位于复兴西路10号的上海越剧院,没有想到袁雪芬老师早已在办公室等候了。寒暄了几句,面对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袁雪芬老师展开了她人生的详细讲述。

《百年越剧》拍摄袁雪芬老师

 

1922年3月26日,袁雪芬出生在浙江嵊县甘霖镇杜山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中。父亲袁茂松是乡下一个私塾先生,农忙时也干一些农活。父亲的古文基础比较好,他希望袁雪芬能像一个男人那样自立。袁雪芬6岁时,父亲带她到私塾读了三年书,认识了一些字,终因家道贫寒,加之“重男轻女”封建思想,不久便辍学了。袁雪芬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妇女,勤劳善良。1933年袁雪芬入科班学戏,并不是因为喜欢越剧才去的,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对她的刺激很大,由此决定了她的人生走向。那一年,袁雪芬的第三个妹妹降生了。一看又是一个女儿,母亲背着袁雪芬的父亲,花了一块钱托隔壁那个讨饭婆婆,把刚生下来的妹妹送到育婴堂去。袁雪芬苦苦哀求这个婆婆,求她千万别送妹妹去育婴堂,送去了这个妹妹就没有了。母亲叫袁雪芬写下妹妹的生辰八字时,袁雪芬对母亲说,这个妹妹由我来抚养,你就别送到育婴堂了。母亲说你怎么能养活她?袁雪芬说给她吃点糖茶,她不是就长大了吗?妹妹还是被送到育婴堂去了,袁雪芬为此大哭了一场。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叫王天喜的科班班主来到袁雪芬家,请她父亲给科班起个班名,父亲想了一想,就起了“四季春”的名字,就是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意思。袁雪芬悄悄对王天喜说,我也要去学戏。王天喜说这个不行,你去学戏,你父亲要生气的。袁雪芬只得回到家跟母亲商量。在这以前,母亲曾偷偷把袁雪芬送到崇仁镇的高升舞台学戏,袁雪芬哭了三天就逃回来了,幸亏父亲不知道这件事情。袁雪芬母亲生气地说,你的事我不管了,自己去问你父亲。袁雪芬只好去对父亲讲,父亲听后勃然大怒,说你这是自甘堕落。袁雪芬问他“堕落是什么意思?他说“堕落”就是不学好。但是袁雪芬学戏的信念已定,只穿了一套衣服、拿着一把扇子就离开了家,到科班的第一个晚上和傅全香睡在一张床上。好在是一个夏天,只是被蚊子咬了一夜。当时袁雪芬的父亲气得不得了,声称从此断绝父女关系,那一年袁雪芬11岁。袁雪芬学戏的科班在柳岸村兴福庵,离杜山村大约三里路。2000年我拍摄《百年越剧》时,这个庵还在。我曾陪同傅全香老师故地重游,傅老师又领我到对面当年她们练功的河滩上,讲了许多当年的故事,记得那一天丁老师也在。我还拍了一群水牛吃草的镜头。后来在拓宽道路时兴福庵被拆除,重建在不远的一个山坡上,但完全没有以前的一点痕迹了。

 

一个月学戏下来,要分行当拜师了。科班要袁雪芬的父亲签字画押,父亲还是叫袁雪芬回家去。他看到班主递来的关书,上面写着“学戏帮师三年,生残病死,班主概不负责”像签卖身契一样,一脸不高兴。班主和教戏师父对袁雪芬父亲说,科班大的孩子十七八岁,最小的是你女儿和孙泉香(即后来的傅全香)沈爱莲、钱苗花的妹妹钱苗英,两个十一岁,两个十岁。即使三年学习期满了,你女儿也不过是十四岁,那个时候你觉得你的女儿不能演戏,再让她回去也是可以的。现在你只要拿出30块钱投资入股,就算你女儿正式入班了。王天喜这个戏班的经费,都是家长拿出一些钱办起来的,恰好戏班要找一个人去挑箱子挑铺盖,父亲看袁雪芬实在不肯回去,就拿出30块钱,叫袁雪芬的舅舅来挑衣箱铺盖,同时照顾一下女儿,从此袁雪芬正式成为“四季春”戏班的一员了。科班里学戏是一件很苦的事,天还没有亮,袁雪芬和傅全香她们姐妹几个,就在师傅鲍金龙的严厉教导下,练基本功。一个上午练下来,有时连一口水也喝不上。和同代人不一样,袁雪芬走上越剧之路,完全是自己爱好,她迷上了这个舞台,那水袖挥舞、唱词袅袅的越剧深深地吸引着她。

袁雪芬便装(1940年代)

 

1936年春天,袁雪芬随“四季春”戏班在杭州羊坝头的老国货商场演出。当时深受杭州戏迷喜爱的越剧名伶王杏花受邀赴杭演出三天。那时的王杏花已是“三花一娟”之一,她的表演与扮相深深吸引住了袁雪芬,每逢王杏花登台,袁雪芬都躲在暗处偷艺。那时这样做是违反规矩的,袁雪芬还是忍不住去学,以至于袁雪芬登台时,杭州观众都称她为“小王杏花”。

 

袁雪芬得了伤寒,高烧不断,把脑子都烧坏了。科班师父感到可能没有救了,父亲只得把她领回了嵊县老家。当地的土郎中配了一大堆的草药,总算把袁雪芬从阎王爷那里拖了回来。病愈后的袁雪芬头发全部脱落,记忆力减退,戏文都忘光了,连丫头的戏都演不了。我在以后采访袁雪芬老师时,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当时就想,有朝一日我也成为名演员的话,对青年演员我一定不欺负她们,要爱护她们。”

1978年袁雪芬老师在“越剧之家”为钱爱玉、孙水玉、裘伟刚等作现场指导。

1959年袁雪芬老师在青浦农村演出

 

1936年9月,袁雪芬随着戏班子来到上海,在泥城桥通商旅社小剧场演出,白天不敢一个人上街。正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姑娘,在舞台上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演谁像谁,仿佛亲身经历过了人世的悲欢离合。1938年,袁雪芬随戏班子第二次进上海时,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第二年,她和被誉为“闪电小生”的马樟花到电台播唱,同更多的越剧听众发生了联系,进一步扩大了越剧的影响。仅仅五年,刚满20岁的袁雪芬就成为越剧的一面旗帜,由她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新越剧”异军突起,这是父亲袁茂松万万没有想到的。

 

1942年,注定在袁雪芬的艺术生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体弱多病的袁雪芬要挺身而出,承担起这样一个历史重任?1995年在嵊州举行的一次越剧界聚会时,在剡溪宾馆的大厅里,袁雪芬面对众多的新闻媒体记者,详细地讲述了这个在越剧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改革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事情还得从1942年年初的“马樟花之死”说起。

袁雪芬与马樟花

 

1942年农历正月初五,一个被人们称为“闪电小生”的越剧名伶马樟花,在人们新年祝福声和鞭炮声中,走完了她21岁的生命历程,满怀悲愤地离开了人间。马樟花是嵊县马家村人, 10岁学艺,是越剧界第一个到广播电台唱越剧的演员,也是有名的女小生。她和电影明星周璇合作,在广播电台合唱过一首叫《还是团圆好》的歌曲。有人对她在媒体上进行恶毒的诽谤,一向傲气的马樟花因此悲愤成疾,终一病不起。1984年3月18日,袁雪芬撰写了一篇纪念马樟花的文章,在文中她这样写道: 我常常梦见马樟花。在梦境中,我们又一起演唱那令人断肠的《楼台会》。人说往事如烟,可我对这位四十多年前的舞台同伴却长相思,不相忘。 每当想到马樟花同演的那个过去的时刻,我总是这样想,她要生活在新社会,定然会有另一种命运吧。

 

马樟花与袁雪芬搭档三年,台上珠联璧合,台下情同姐妹。当袁雪芬听到马樟花去世的消息后,久久说不出一句话,一口鲜血喷涌出来。她愤然离开了上海,回到了家乡嵊县杜山村。在家乡的那些日子里,袁雪芬终日闭门不出,沉浸在对马樟花的思念之中,同时对越剧现状进行了痛苦反思。嵊县虽远离上海,但也并非世外桃源,地主恶霸隔三差五要请袁雪芬唱堂会,袁雪芬始终洁身自励,持斋茹素。为了躲避老家那些居心不良人士的胡搅蛮缠,几个月后袁雪芬不得不回到了上海。

 

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上海完全被日本军队占领,时局动荡。1939年9月,“孤岛”上海已有二十几副越剧班子。1941年,京剧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京剧在上海滩的影响日渐减弱,昆曲濒于消亡,话剧界、电影界众多精英撤退去了陪都重庆。袁雪芬老师向我回忆往事:“日本鬼子的铁蹄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了,可在上海一些著名演员都在跳那种草裙舞,京剧舞台上也是如此,我感到非常失望。可是我看了话剧,我完全感觉到一种新的东西。我先看了《党人魂》,也叫《秋瑾》,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然后看《文天祥》,《文天祥》就义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观众就是鼓掌啊。这个掌声使我深深感到,在日本鬼子眼皮下还能演像《文天祥》那样的戏,演员真是不简单,这种鼓掌声跟观众的共鸣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看了这个戏,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我觉得做人要学文天祥,要有民族气节,演戏也要唱《正气歌》。”

 

当年上海滩的剧场完全是商业化运作,老板掌握着剧场的经营大权。演员是自由职业者,与剧场只是合约关系。一个酷热的下午,袁雪芬快步走进了剧场。袁雪芬对剧场老板陆根棣提出要革除剧场的陈规旧习,建立编导制,上演新戏,陆老板的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

 

2006年春天,越剧史研究者丁一老师告诉我:“当年袁雪芬这样的改革在越剧历史上是没有的,主要是她感觉到越剧这样长期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当时越剧演的都是一些路头戏,台词和唱段全凭师父口传心授,代代相传,情节是始终不变的,内容还夹杂着轻佻低俗的成分。演员在台上唱戏,观众在台下喝着茶,有的还和演员抬杠取乐。上海一些报纸洋洋洒洒的报道,也无半句褒言。乡下戏、讨饭佬戏就是越剧的代名词。”袁雪芬老师告诉我:“那个时候上海有京剧,有江淮戏,有扬剧,有锡剧,有宁波弹簧,有申曲,当时申曲还不叫沪剧。人家报纸登出来说,越剧就是讨饭戏。台上在演出,后台演员打麻将,脏话连篇,这叫演什么戏啊?这不是糟蹋自己吗?过去家里负担很重,只好委屈自己演那种戏。如今我们自己可以做主了,演什么自己可以拿主意。”

 

大来剧场老板陆根棣万万没有想到,初次与袁雪芬的见面,她便提出了要与他“约法三章”,包括革除一切陈规旧习、演出新戏、聘请专职编导等,弄得陆老板十分尴尬。袁雪芬和陆根棣的谈判是艰苦的,他害怕失去袁雪芬这块金字招牌,只得勉强答应了下来。但对于聘用编导则坚决不同意,直到袁雪芬允诺自己拿出每月的九成包银来支付费用,保证他有钱赚时,他才有了一点笑脸。袁雪芬的初步目标达到,她立即着手聘用了姚鲁丁、韩义、南薇、徐进等一批新知识分子进入剧团,并且由此建立起正规的编导制。袁雪芬向我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我觉得真是要改,除了‘四工调’、‘清板’、‘十字句’这些留下来,其他的我统统不要,我统统用话剧的形式。没有编剧要有编剧,没有导演要有导演。点点滴滴,要有本子、要有导演、要有舞台设计,我们的服装也要跟京剧不一样。”

 

袁雪芬老师感慨地说,阻力首先来自于自己的家庭:“我跟老板讲好了,我们约法三章。我演什么不演什么,这个一定要我做主的。我们工资可以少一些,我只拿四千块一个月,我给舅舅一千块。最后老板陆根棣倒是认可了,可是监护我的舅舅对我却大为不满,叫我娘一定要阻止我的越剧改革。我舅舅是只认识钞票的人,不知道我在追求什么。我认为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我给了他八千块钱,叫他从此离开我。2001年5月,我在上海采访了当年《古庙冤魂》的舞美师韩义,他对我说:‘我到了雪声剧团以后,看到袁雪芬她们在化妆,她们化的妆都是水粉化妆。我是搞化妆的,这个水粉妆跟舞台布景配合得不舒服,我建议是不是可以搞油彩化妆?老袁她很赞成我这样做。”作曲家周大风在评价那个时候袁雪芬的改革时,他认为:“上海沦陷后一批文艺工作者到内地去了,有的到延安去了,上海还留下来一批人。袁雪芬很有远见,她把这批人请来,做导演,做编剧,所以在艺术上提高了。”

 

袁雪芬“新越剧运动”的第一部作品,是1942年10月28日《古庙冤魂》在大来剧场的公演,该剧采用了新设计的服装和立体布景,演出全场爆满,袁雪芬三万多包银,终于没有白花,初试改革获得成功。紧接着在反映陆游唐琬爱情故事的新编越剧《断肠人》中,采用了完整的布景。次年初演出《雨夜惊梦》,开始用舞台灯光和配音效果。九月,演出《边城儿女》,废除戏单,设计服饰,令人耳目一新。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袁雪芬所在的四季春戏班共演出了30多个新剧目,几乎每个月都有两部以上的新戏。因为有导演和编剧的加盟,每部作品的故事性、艺术性、创新性大大提高,令上海越剧界为之一振。特别是年轻充满文化气的知识分子进入剧团,给剧团带来一种清新的气象,提高了剧团的整体文化质量。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编导制,是越剧向京剧、话剧等成熟剧种看齐的重要一步,也使越剧成为了中国三百多个地方戏曲中最早建立编导制的剧种。树立以导演为中心的艺术体制,为越剧形成编、导、演、舞、音的综合优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编剧人员的引进,促使了越剧的剧目生产。越剧三十多年来演路头戏、幕表戏的习惯得以逐步改变。

1946年《凄凉辽宫月》剧照

 

唱腔曲调是一个剧种的标志,也是发展的标志。在“新越剧运动”中,创造属于越剧自己的曲调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从最早落地唱书传承的“四工合调”到1925年,施银花和琴师王春荣在杭嘉湖一带演出时,合作创造了质朴明快、抒情活泼的“四工调”,为女子越剧找到了自己的曲调。在排演由南薇编导的新戏《香妃》时,袁雪芬为了表现香妃不忘国破家亡的内心世界,与拉京胡出身的琴师周宝才合作,首创了适合于表现人物悲愤沉郁的音乐曲调“尺调”。这个戏是写乾隆杀掉香妃丈夫后,要纳她为妃、香妃宁死不从的故事。这跟当时反对侵略、反对压迫正好是合拍的。《香妃》排练时香妃哭头的那一场戏,原来是“听说夫君一命亡,香妃心中暗彷徨。只见那小军捧头跪地上,盘内莫非我夫郎。走向前去揭布望”,这是都是〔四工调)的唱法,是带有某种程式的三哭头。正式演出的那场戏,开始“听说夫君一命亡”,还是〔四工调),但是它里面有一点像〔尺调〕了,“我手指颤抖心内慌……我那苦命的夫啊!”本来是看见后“啊”一声就过去了。袁雪芬在正式演出时,她感到用这种表演手段无法表达内心的情感,一声“啊”不能表达香妃当时心情的震撼。所以在演出时袁雪芬调整了自己的表演,一个倒退停顿,一个长的停顿,非常长的停顿,观众完全集中到袁雪芬的身上来了,观众的心态跟袁雪芬几乎一样了。一个大停顿后,袁雪芬已经哭不出来了,她有感而发地翻了一个高音,很长的一个音,一下子冒出来一个高音。琴师听到突然冒出一个高音,他反应非常灵活,救场如救火似的马上也提高了一个音,用弦在等袁雪芬。“我那苦命的夫啊”起调,宝才师父听到袁雪芬这个凄苦的起调后,一个停顿,一个凄调,还有十字句,袁雪芬出口就是“不由我,一阵哭,哭断肝肠”。下来后袁雪芬唱了10句十字句,完全是即兴创作。当时宝才师父拉得丝丝入扣,袁雪芬唱得也是荡气回肠。观众从来没听见过这样的唱腔,观众席里一片肃静,宝才师父被深深地震憾了,流下了流泪,袁雪芬也哭了。2001年5月,我在采访周宝才师父时,虽然他已经中风言语困难,但听到我们在讲述那一段历史时,不住地点头称是。

 

无独有偶。后来也在大来剧场的范瑞娟在演出《山伯临终》时,也和琴师周宝才合作,把整台戏的G调即兴地唱高了一个调,同时吸收了京剧中反二黄的旋律,对越剧“四工调”中的“落字调”进行了丰富和衍变,创造了抒情性极强的“弦下调”。“尺调”和“弦下调”是越剧音乐在“新越剧”运动中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这两种曲调与施银花创造的“四工调”至今仍是越剧的基本曲调。2002年1月30日,周宝才先生不幸因病去世,上海越剧界乃至戏曲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琴师。宝才师父的艺术人生经历了风风雨雨,然而始终与越胡的琴弦和悠扬的越剧旋律相伴。

越剧《碧玉簪·送风冠》剧照 袁雪芬饰李秀英、徐玉兰饰王玉林

越剧《西厢记》饰崔莺莺

 

袁雪芬的“新越剧”运动,很快就被上海的越剧戏班所传承,在上海“演红了半边天”的尹桂芳和竺水招,也举起了“新越剧”的旗帜。越剧,也如袁雪芬当年所在的“四季春戏班”的名字一样,迎来了她的第一个春天。2001年5月20日,在丁一老师带领下,我们找到了昔日大来剧场旧址。它位于贵州路263号北京路路口。时间已经冲淡了一切,但中国越剧史始终铭记着袁雪芬老师的功绩。

 

如果说形成于三、四十年代的越剧的改革,初起时还比较盲目的话,那么,经过这段时期的收获,这一改革已进入正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初一、二人,一二个剧团点燃的改革之火,逐渐呈燎原之势,不久便风靡了整个上海的越剧界。最早响应改革的是在“龙门”剧院十分走红的尹桂芳。她和竺水招一起,十分响亮地竖起了“新越剧”的旗帜。

 

尹桂芳、竺水招在“龙门”的改革,为“新越剧”增添了一支生力军。此后在上海的一些名剧团和名演员纷纷加入了越剧改革的行列。傅全香、徐玉兰、筱丹桂等人也对剧目和表演艺术进行了改革,出现了一批至今具有影响的演出剧目,例如《沙漠王子》《浪荡子》《北地王》《屈原》等。至此越剧改革蔚然成风,一系列的旧规陋习被打破,艺术形式趋向规范和完善,声腔系统出现了突破。这一切的成果,必然带动着越剧题材的重大突破和飞跃,1946年出现的越剧近代题材《祥林嫂》,正是这一改革的必然结果。

 

194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上海各界人士纷纷准备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面民族的旗帜。194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编剧南薇把鲁迅的小说《祝福》带进了袁雪芬的化妆间。南薇原名刘松涛,江苏武进人。1942年参与组建雪声剧团,任该团编导。2006年夏天,袁雪芬在上海寓所再一次向我回忆当年的情景:“那一天,我在明星大戏院演出。日场演出结束后需要改妆,因为晚上还要演出。南薇对我说,袁小姐,我读篇一小说给你听听,这小说不长,只有几千个字。我一面在改妆,他一面读给我听。读完之后,他说你看怎么样,能不能改成一部戏啊?我那时虽然还不知道鲁迅的伟大,但这个故事情节我是非常熟悉的,从我母亲这些老一辈人的身上,我可以找到祥林嫂的影子。我说有把握演好,你写出来我一定演。”在上海巨鹿路的亭子间里,孱弱文静的南薇伏案疾书,满怀愤慨地对那个黑暗社会作了一次无情的剖析。

 

为了演好祥林嫂这个新角色,袁雪芬专门去书店买来了《鲁迅全集》阅读,还和南薇专程拜访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越剧《祥林嫂》剧照

 

在征得了许广平的同意后,雪声剧团开始《祥林嫂》的创作,连写带排一个多月,剧本写好一场排一场戏,日夜两场演出照样进行,不对外进行彩排,只是请许广平来看戏,听取大家的意见。袁雪芬扮演祥林嫂,范瑞娟扮演贺老六,张桂凤扮演卫癞子,陆锦花扮演老爷。这个戏的演员豪华阵容,演员在剧中的出色表演,即使在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经典意义。2003年夏天,我到上海青岛路和黄河路的交叉口拍摄,当年上演《祥林嫂》的明星大戏院,60多年后已经换了上海银行的招牌了。

 

1946年5月6日晚上,上海青岛路明星大戏院,一台新排的越剧近代戏正准备演出,这无疑是袁雪芬一生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幕。开演前,大厅里走进来一群很有风度的人,相继在签名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不少观众看了签名不禁大吃一惊。这些人当中,有赫赫有名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剧作家田汉、洪深,著名导演黄佐临、费穆、欧阳山尊,电影艺术家张骏祥、白杨,理论家胡风、李健吾,还有画家丁聪、张光宇等人。吸引这么多艺术家进入剧场的,是一出新编越剧《祥林嫂》。在此之前,鲁迅作品还从来没有被搬上过戏曲舞台,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关注。上海《联合晚报》《世界晨报》《文汇报》等对该剧作了全面的跟踪报道。袁雪芬兴奋地说:“那天的情景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我们请许广平先生来看戏,她请来了新文艺界的一些名人。编导南薇脸孔涨得血红地跑进来,他说不得了,不得了,今天田汉来了,洪深来了,张骏祥来了,费穆来了,胡风也来了,全是戏剧界的前辈名人,我们的戏怎么可以给他们看呢?”袁雪芬坦然地说:“既然可以给观众看,为什么不能给他们看?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怕什么?连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也不晓得我们这个作品怎么样,凭着我熟悉的那个地方的生活习惯,凭着我朴素的感觉演出,嗓子越唱越好。虽然是演戏,但我真得‘砰’地一下撞了过去,把桌子板凳全都给撞倒了。整个桌面归桌面,桌脚归桌脚,下面还要继续演戏的呀。那个监场没有办法,只好把桌面搁在坏掉的桌脚上,当时的情景很狼狈。”

1948年拍摄的越剧电影《祥林嫂》连环画

 

艺术界的名流们看了此剧后一致反映不错,但表示需要进一步加工细化。胡风则对戏中增添的“青梅竹马”情节表示了异议,许广平代袁雪芬做了一些解释。第二天,上海的报纸大部分都有关于《祥林嫂》的报道。田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演祥林嫂的这个演员素质很高,表演很好。画家丁聪和白杨开玩笑说:“你看袁雪芬在和你们比赛了。”许广平还特地向剧团表示祝贺,说大家的反映都不错。这《祥林嫂》写的不是个人命运,而是社会制度问题,因此社会各界反响会这样强烈。次演出鲁迅的作品是袁雪芬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大家对鲁迅那么尊重,从那时开始袁雪芬开始阅读鲁迅的著作,逐渐体会到了鲁迅的伟大。

 

当时上海许多报纸称《祥林嫂》的演出成功,是“新越剧的里程碑”。一场轰轰烈烈的越剧改革,在《祥林嫂》的演出谢幕中,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久,上海民间举行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活动时,特别邀请了雪声剧团的成容和南薇参加,周恩来和郭沫若都讲了话。成容和南薇把开会的情况都告诉了袁雪芬,他们从内心感到周恩来和郭沫若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

 

在上海,袁雪芬“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她淡妆素抹,留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她这种纯洁率直、刚正不同的高尚品格,博得了许多人的尊敬。60年后的今天,袁雪芬说:“《祥林嫂》把越剧引上了革命文艺的道路,成为自己政治的转折点,也是整个越剧界的转折点。”一个月后,周恩来从南京来到上海。他冒着风险来到明星大戏院,观看雪声剧团演出的《凄凉辽宫月》。坐在观众席中的周恩来,为那位曾扮演祥林嫂的嵊县姑娘鼓掌叫好。1948年,由雪声剧团原班创作人员演出的《祥林嫂》,被启明影业公司搬上了银幕,南薇担任导演。这是鲁迅作品第一次拍成电影,它开创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越剧电影模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在1978年重新拍摄的宽银幕电影《祥林嫂》,袁雪芬扮演老年祥林嫂,金采风扮演年轻祥林嫂。

1948年《珊瑚引》剧照

1952年越剧《白蛇传》剧照 袁雪芬饰白素贞、范瑞娟饰许仙、傅全香饰小青

 

一天下午,田汉和于伶约袁雪芬和南微到于伶家里做客,地址就是现在的石门路108号。于伶家住的房子很小,上面还搭了一个阁楼,田汉就曾经住在那里。那是一次友好的见面,大家感觉彼此非常平等,气氛非常融洽。田汉和于伶详细了解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的情况,又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还仔细询问了越剧和绍兴大班之间的关系。田汉对袁雪芬进行了热情的鼓励,他说:“你们是民间剧团,生活在群众之间,永远不要脱离群众。”以后一家报纸发了一篇报道,说田汉先生找袁雪芬她们谈话,谈越剧的改革。

 

1946年,当局要搞社会演艺人员普查,居然把艺人和妓女列在同一个项目登记,袁雪芬感到这是对她们的极大侮辱,她气愤之极地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同妓女弄在一起我们登记?这种登记的目的是什么?”当局操纵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成立越剧工会,想把袁雪芬捧上工会主席的宝座加以控制。袁雪芬以“我做不来这份工作”为由拒绝了。宋美龄从南京来到上海,她很想看袁雪芬的戏,听说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和袁雪芬同为嵊县人,就叫王晓籁出面邀请。王晓籁派人拿着玉佩去请袁雪芬,袁雪芬简单回答了两句话:“我是从来不唱堂会的,要看戏请夫人到剧场来。”王晓籁亲自打电话给袁雪芬,袁雪芬照样还是拒绝了。

 

1946年8月27日上午,袁雪芬身穿白色旗袍,坐黄包车从静安寺到位于南京路、成都路交叉口的苏联广播电台录音。刚从弄堂口出来正在等红绿灯时,突然路边窜出来一个男子,将一个粪袋套在了她的头上。这位三轮车夫很仗义,一起同袁雪芬追了一段路,看见一个穿黑短衫的家伙正在逃窜,不远就有一个警察在执勤,不但不履行公务,反而哈哈大笑。后来有人告诉袁雪芬,这个流氓是幕后坏人指使他这样干的,当时还想大粪里加进一些硝镪水,要把你的面容毁掉,这个小流氓忘记把硝镪水加进去了,回去后被那些坏人揍了一顿。

 

过了没有几天,袁雪芬又收到了一封恐吓信:限你三日之内离开上海,否则就给你好看,信里还包着一颗子弹。这封信袁雪芬交给了南薇,后到了田汉的手里。当时在上海越剧界,筱丹桂、王杏花已经是“越剧皇后”,当局要袁雪芬参加年度“越剧皇后”的评选,袁雪芬不愿意同流合污,登报申明只答应参加演出,不参加任何竞选活动。上海警备司令部竟然命令她10天之内必须报名,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袁雪芬想起了鲁迅夫人许广平曾经对她说过的话:“你有事可以去找于伶。”于伶是上海地下党文化委员会负责人,袁雪芬和他熟悉。于伶对她说:“我们在上海做人都没有保障,不但你没有保障,就连郭沫若这样的名人也没有保障,你去开记者招待会,把你受到的一切迫害告诉记者们。但你千万不要叫郭沫若先生讲话,他自己也受到了迫害。”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有田汉、于伶、洪深、许广平等一批文化名人,袁雪芬把自己受到迫害的经过详细讲出来后,田汉气愤地说:“在这个社会还有没有生命保障?”洪深站起来慷慨激昂,呼吁社会各界声援袁雪芬:“为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艺人,做人都这么难?”最后洪深大声疾呼:“让一个善良的人活下去吧。”第二天,《文汇报》文章的标题十分醒目,《袁雪芬,你挺起胸膛来》。

袁雪芬 1949年在上海

 

尽管反动派不敢明目张胆地对袁雪芬下毒手,但在精神上威胁折磨她。在袁雪芬家后门口,每天总有一个特务坐在她家后门的水龙头旁,监视着袁雪芬的一举一动。有一次,袁雪芬外出坐三轮车,刚上去只见车身一抖,一瓶硝镪水打翻了,牛皮篷烧了一个很大的洞,躲在三轮车篷下的那个特务飞快地逃走了。原来他把硝镪水放在三轮车篷里,人躲在三轮车篷下面准备行凶,没想到这一次又失败了。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袁雪芬常常陷入深思之中。演出《祥林嫂》引导她走上了革命道路,可是要继续走下去,下一步怎么走?戏曲改革的主体在哪里?她认为在我们演员本身,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越剧的命运。袁雪芬请来的编剧和导演,他们对越剧改革有兴趣,但他们只是改革的参与者,一起合作的人有的已经满足了。袁雪芬对老板说,三个星期、四个星期就要换一个新戏。老板怕事,希望她走回头路。袁雪芬是不甘心走老路的,贴出海报要演托尔斯泰的《复活》和《白毛女》,老板坚决不同意,内部也不太支持,于是袁雪芬决定演出告一段落。

 

从1942年开始,袁雪芬的身体一直不好,吐血就没有中断。在暂别舞台的那一段时间,袁雪芬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争取越剧姐妹们的合法地位与权益,就必须摆脱老板的控制,要有属于自己的剧场,必须办一所专门的越剧学馆,培养接班人。袁雪芬想,我们拥有那么多的观众,叫他们投资成立一个有限公司,集资20个亿。她初步算了一下,还差10个亿,怎么办?袁雪芬想到用义演的办法解决。她首先去找敢做敢当的大姐尹桂芳,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合沪上越剧名角义演,筹资盖一座越剧艺人自己的剧场,尹桂芳为此放弃了电影《王孙公子》的拍摄。袁雪芬又去找徐玉兰等名伶,一个一个演员谈过去,她们都同意这个想法。

 

1947年7月29日下午,位于四马路的“大西洋”西餐社,越剧名伶云集,就连平时很少外出交际的筱丹桂也来了,西餐社的老板也是一个越剧迷,他点了点,一共来了十位名角:芳华剧团的尹桂芳、竺水招、吴小楼,丹桂剧团的筱丹桂、徐玉兰、徐天红,东山越艺社的范瑞娟、傅全香、张桂风,还有一个是刚刚离开雪声剧团的袁雪芬。她们要联合义演一部大戏《山河恋》,这是越剧人的觉醒。为着共同的理想,越剧姐妹为着共同的理想,在合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袁雪芬的律师平衡参加了签字仪式。不知是谁的提议,“越剧十姐妹”拍了一张合影,留下了那个永远定格的时空。

义演《山河恋》的越剧十姐妹

 

有关义演的消息一发布出去,整个上海滩都轰动了。两个星期的门票很快就卖完了。

 

过去每逢越剧界义演,总是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孟丽君》这些老戏,袁雪芬考虑这次一定要排个新戏。南薇出了一个好主意,用法国大仲马的《三剑客》来改编一个戏,因为这个题材可以把许多演员都用在里面,姐妹们事先讲好,谁也不要争演主角或配角,什么合适就什么人演。十个演员都是主角,最后袁雪芬只扮演了一个小丫头,归傅全香扮演的大丫头管。剧本由南薇、韩义和成容负责创作,南薇担任导演。大家分工明确,袁雪芬负责演出业务方,傅全香负责对外联系,范瑞娟负责管理财务。

越剧《山河恋》剧照

 

1947年8月19日下午,《山河恋》在黄金大戏院公演。当时演出的声势不得了,观众的热情很高,每位演员一出场都有热烈地鼓掌声。演出刚刚演了三场,上海市警察局嵩山分局将“非法公演,勒命停演”的公文,送到了黄金大戏院后台,观众们非常吃惊。袁雪芬等人据理力争,有着国民党中统背景的吴开先气急败坏拍了桌子:“袁雪芬啊,告你的人啊,有这么一叠啊,我随时可以把你抓起来,马上可以抓起来。”袁雪芬说:“好呀,我犯什么法了?你来抓啊。”60多年后的袁雪芬依然激动地说:“我那个时候胆子也很大,我什么都不怕了。”9月12日,《山河恋》义演在几经波折中提前一周落幕了,整个义演只持续了23天。

 

1949年5月25日,上海八仙桥建成电台来了一群漂亮的上海小姐。人们定睛一看,来的都是平日千金难请的越剧名角。越剧界成立了五个宣传队,以剧团为单位进行播唱,迎接上海解放。这五个宣传队分别是雪声、云华、东山、玉兰和少壮剧团。这一天,在建成电台的直播室里,真切地响起了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等越剧名伶韵味醇厚的声音。越剧姐妹向往已久的好日子真来了。

左起:程砚秋、袁雪芬、梅兰芳、周信芳

 

1949年9月,在上海开往北平的列车上,袁雪芬怀着忐忑不安又激动不已的心情,放眼窗外那一片新生的风景。袁雪芬说:“那时文艺界代表是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加上我这个小鬼,一共四个人。我当时不肯去,当时通知我去北平开会,我说我有何德何能啊?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都是前辈,我是晚生。他们艺术上都有贡献,我是何许人也,我只有二十几岁,我不适合,你们另外找个人吧。”面对袁雪芬的执拗,于伶同志说了一句话,“你去北京是中央决定的。”开会时,袁雪芬没有发言,也没有提交提案,她认为梅兰芳、周信芳这些大师已经代表她了,她是抱着学习的宗旨去的。在中国文艺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都是前辈和大师,袁雪芬属于后起之秀。

 

在北平开会时,袁雪芬第一次见到了周副主席。一见面,周副主席说,我早就认识你了,1946年看过你们的演出。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还请袁雪芬到家里吃饭,周副主席给袁雪芬听一张唱片,一听是《凄凉辽宫月》的录音。袁雪芬好奇地问:“周副主席,您怎么有这个唱片?”周副主席说:“这是于伶同志送来的。”

 

在北平开会期间,袁雪芬住在万国饭店,同住一个房间的是解放军模范代表李兰丁。第二天早饭,服务员送来两个鸡蛋、一杯牛奶给袁雪芬,同住的李兰丁却没有。袁雪芬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说,这是周副主席特别关照的。你在旧社会得过肺病,这是对你的特别照顾。

 

袁雪芬在全国政协开了40多天会,多次聆听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有一次,毛主席带着女儿李纳遇见了袁雪芬,毛主席叫女儿李纳叫袁阿姨。晚上举行舞会时,好多人都来邀请袁雪芬跳舞,袁雪芬说我不会跳舞,大家都不相信,上海来的姑娘怎么不会跳舞呢?毛主席说:“我收你做学生,我来教你跳舞。”袁雪芬既激动又紧张地说:“毛主席,我真的不会跳,等会踏到您的脚时,请您原谅。”袁雪芬陪着毛主席跳了两支舞曲。

 

几天后,她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一起,走进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袁雪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的时候,在观礼台上,性格刚强的袁雪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也就是这次在北平开会期间,袁雪芬对周副主席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周副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这是一件好事情,你回去跟华东局领导提出入党要求吧。”袁雪芬回去后向华东局的领导提出了入党申请。组织部门送来了一张表格,叫袁雪芬先加入共青团。在袁雪芬看来,自己成为共产党员自己还不够格,所以袁雪芬填表入团后,就再也没有提入党的事了。1954年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完成后,袁雪芬再次提出加入党的要求,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胡立教同志告诉袁雪芬:“你知道是谁发展你入党的?是周总理发展你入党的,你的档案材料在京沪线上跑了好几趟。当时我是华东局的组织部长,周总理特别交代我,袁雪芬在旧社会的表现我都清楚,发展她入党是不会辱没我们党形象的。当时谭震林、陈毅这些领导同志都是举手同意的。”

周恩来、邓颖超和袁雪芬

1955年袁雪芬、徐玉兰、范瑞娟等在苏联访问演出期间,参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博物馆

1955年7月2日在民主德国演出《西厢记》剧照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很注意在政治上培养袁雪芬。派她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参加世界青年联合理事会,又叫袁雪芬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周总理和邓大姐给袁雪芬的信前后有30多封,大多是邓大姐写的,其中一封是周总理的亲笔信,后来有几封是他的秘书代写的。1955年,周总理派遣上海越剧院以中国越剧团的名义,由鲁迅夫人许广平带队,到苏联和民主德国进行交流演出。袁雪芬动情地对我说:“我们越剧是非常幸运的,它较早地接触了地下党。解放后又得到了周总理等老一辈领袖的直接关怀。老实说,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新中国的越剧大发展。”

1956年进京观礼。后排左起:吕瑞英、金采风、张桂凤

前排左起:徐玉兰、王文娟、袁雪芬、范瑞娟

 

我兴奋地和袁老师说起少年时曾见过周总理的往事,她显得非常惊讶,一直说你真是太幸福了,并要我把当年的情景讲给她听。1965年3月7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穆德.阿尤布.汗元帅访问杭州,下榻在杭州饭店。根据接待的要求,我就读的西湖中心小学派出一批少先队员在西泠桥畔迎宾,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一天春光明媚,上午11时许,贵宾车队沿着外西湖抵达西泠桥南侧,停在今天的秋瑾墓地边。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阿尤布·汗总统款款步行到杭州饭店。我们挥舞着鲜花不停地欢呼雀跃着,周总理和阿尤布·汗总统也向我们挥手致意。我因为个子矮站在第一排,眼睛一直盯住周总理。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感到周总理仔细地看了我一眼,当时真是感到太高兴了。欢迎仪式结束后,欢迎的人们久久不愿离去,都聚集在杭州饭店前面的空地上。突然,有人高叫起来:“周总理。”只见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现在二楼的大阳台上,人们顿时沸腾了。周恩来总理大声地说:“都请回去吧。”一连说了两遍。不一会儿,周建人省长走到周总理的身边耳语了几句,周总理即向大家挥手告别了。听了我的故事,袁老师沉思了片刻说:“非常怀念总理,他真是一个伟人啊。”

 

作者简介:钟冶平,国家一级导演,10集纪录片《百年越剧》总导演,20集纪录片《舞台姐妹》总导演,越剧史专家。《百年越剧》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第20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奖·一等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摄影奖”;2006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文艺奖·文艺专题一等奖;2006年度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浙江省电视文艺奖·牡丹奖一等奖;出版百年越剧文集《万紫千红总是春》。

 

来源:浙江在线。原标题:追忆袁雪芬|钟冶平 她说没有周总理就没有越剧大发展

推荐阅读:嵊州袁氏名人:美籍华人航空科学家袁绍文

袁美南

袁美南,男,汉族,1968年8月出生,湖南双峰人,198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7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法学专业毕业,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
现任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中文名
袁美南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湖南双峰
出生日期
1968年8月
毕业院校
中央党校

目录

  1. 1 人物履历
  2. 2 任免信息
  3. 3 人物荣誉

人物履历

1987.09–1989.07,娄底师专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大专学习
1989.07–1996.01,娄底师专教师、助教(其间:1993.09-1995.07,参加湖南省委党校理论班经济管理专业函授本科学习)
1996.01–1998.02,湖南省委党校教务办教务科科员、副科长
1998.02–2001.04,湖南省纪委纪检监察一室副主任科员
2001.04–2001.06,湖南省纪委办公厅副主任科员、专职秘书
2001.06–2005.10,湖南省纪委办公厅主任科员、专职秘书(其间:2004.07-2007.07,参加中央党校研究生院法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2005.10–2009.03,湖南省纪委办公厅副处级纪检员、监察员、专职秘书
2009.03–2010.07,湖南省纪委办公厅正处级纪检员、监察员(其间:2009.05-2011.06,担任湖南省对口支援理县灾后重建工作队监督检查组组长)
2010.07–2014.08,湖南省纪委党风廉政建设室正处长级副主任
2014.08–2016.01,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研究室主任(副厅长级)
2016.01–2018.01,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1]
2018.01–,湖南省张家界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2]
第十一届湖南省纪委委员,中共第六届、七届张家界市委委员,第七届张家界市人大代表

任免信息

2018年1月5日,张家界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袁美南同志当选张家界市监察委员会主任。[3]

人物荣誉

编辑

1992年,被评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原娄底师专)优秀教师;
1996年12月,被评为湖南省委党校先进教育工作者,立三等功;
1999年12月,被评为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先进个人,获嘉奖;
2009年12月,被评为湖南省对口支援理县灾后重建先进个人;
2010年12月,被湖南省委省政府评为湖南省对口支援理县灾后重建先进个人,立二等功;
2011年12月,被评为湖南省纪委省监察厅先进个人,立三等功。[4]
参考资料
  • 1.  袁美南同志简历  .张家界日报[引用日期2016-10-02]
  • 2.  湖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红网 [引用日期2016-11-19]
  • 3.  [张家界] 人事丨袁美南当选张家界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华声在线[引用日期2018-01-05]
  • 4.  政法系校友袁美南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引用日期2012-11-04]

福建上杭袁氏源头初探

2018-01-13 袁光荣 世界袁氏宗亲总会

 

世界袁氏宗亲总会

  无论您在哪里,只要您姓“袁”,请您先点击上面的蓝色字“世界袁氏宗亲总会” 再点击“关注”,即可成功加入中华袁氏万人大家庭。我们在北京为您报道全世界袁氏大小事,让我们携手同行,弘扬袁氏文化,传播袁氏正能量。

上杭白砂袁氏宗祠

编者按: 附会远祖何以为敬?忽略远祖何以为根?前人在修谱之时,大都偏重于后者。朝廷允许平民百姓编修家谱是始于宋朝,盛于明清,而旧时的修谱者又大都在乎自己远祖源流世系的“清楚”记载,但宋朝以前的先祖,除了史书上所记载的相对于当时全体本姓族人而言比例极少的名人以外,占绝大多数的本姓平民是毫无记载,也无法去考证的。怎么办?大家就只好都往史书上有记载的那些个本姓名人身上攀,幻想凭借史书上的记载,去填补本支那一千余年的先祖历史记载的空白,溯源而上,直至本姓始祖。大家试想想,难道同一时期占绝大多数的本姓的平民百姓都没有后人传来?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门阀制度”早已废除、文化教育高度普及的今天,建议大家在编修族谱之时,决不能再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之下乱攀本姓名人为自己的先祖。

 

闽西客家袁姓的祖先是谁?从何处迁徙闽西大地?他们繁衍的子孙又有多少人从这里迁往别处?对这个源流问题,五、六百年来,闽西每一个袁姓家族都在积极地探寻和作各自的记载。于是乎,就有了不同版本的家谱、族谱,乃至宗谱。

 

按照龙岩市方志委的要求,上杭袁氏族人几经努力终于完成编印《上杭姓氏志●袁姓志》一书。应他们所邀为《袁姓志》作序,在此过程中查阅大量袁姓族谱,经过分析,拟就此文对闽西袁姓源头做个初步探寻,以期抛砖引玉。

 

清末举人丘复先生在民国廿七年编纂而成的《上杭县志●氏族志》中写道:“袁氏始祖于元末自宁化石壁迁杭,县城户口数十,书香世继。县北白砂习仁坊户数八百,科举时代,科名鼎盛,维丰九皋,中式文武进士,乡举获隽及副拔贡亦多,庠序林立。附近松柏林乡、上白砂、袁小坪、古田里、坪埔等乡各户口数十。”

 

近年,上杭县方志委唐鉴荣先生主编的《杭川风物志》姓氏郡望中袁氏——“汝南郡。始祖于元末自宁化石壁迁杭”。姓氏宗祠中袁祠——“袁姓在城乡建有祖祠,较普遍的祠联为‘仁风世德,瑞雪家声’”。

 

闽西境内数支袁姓族人中最早的应于宋末元初已休养生息于斯。由于汀州设置较迟、人文开化较周边地区迟,所以立谱修志也较江西的赣、抚等州来得迟。从目前找到的上杭临江、长汀古城谱抄本的研究来看,袁姓族人最早应在明嘉靖万历之际(1575—1595年间),由江西、福建两省袁庚七的九世裔孙(汲字辈人)联修的。到了清乾隆年间,庚七后人(第十六、七世裔孙)又进行了补订。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正是江南数省兴起联修袁氏族谱大热潮时期。袁庚七房子孙也联合本房族人再次续写房谱,留下当事人袁文僖手抄本(以下简称临江谱)和长汀古城袁发贵后人保管的手抄本(以下简称古城谱)。而现存刊印流行的袁姓族人谱牒为明嘉靖、万历二百年之后的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辛酉年),由袁满珊 (字昌贵)十二世嗣孙、乾隆丙子庚辰两中副榜、广西直隶椰林州奉议州掌印州判历署博白隆安等县知事袁养正编修的《上杭白砂袁氏族谱》本(简称白砂谱),至1921年(民国十年)已编辑八修,后因故未刊印;到了2002年才重新编印了八修本。在白砂谱首修本的一百年之后的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年),长汀县策武乡南坑村袁福寿郎二十一世嗣孙袁耀南等继白砂谱之后编写了该支房谱(简称长汀谱)。因此,《白砂谱》第一和第八修本、《长汀谱》、《临江谱》、《古城谱》是闽西袁姓探源的主要依据。同时,抚州市临川区荣山镇莲源村袁氏十四、十五修谱(简称莲源谱),江西袁荣程编的《汝南袁氏族谱》(简称汝南谱)(1996年版),湖北大冶的《袁氏族谱》(卧雪堂)(简称大冶谱)(2007年六修本),2005年宜春袁氏首届合修族谱(雩韶卷)(简称丰城谱),江西修水的民国十年《袁氏大成宗谱》(简称修水谱)(卷三),2001年的《潮汕袁氏族谱》(简称潮汕谱)等也是本文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袁满珊、袁淑肩同是明初人物

 

1、袁满珊是明初开基白砂的始迁祖。《白砂谱》首修本载县城中街统祠记:“我始祖七十郎璊珊公之来杭而开基白砂也,派系汝南。而来自何年旧牒无考,尝参稽往迹,忠公为曾孙,有嘉靖癸未年郑坑桥亭之志。仲玉公为元(玄)孙,有弘治壬子岁生时年月之记,由后溯前,则来杭当在有明成祖之季初,卜居于郑坑水口之竹子窠”。按照仲玉公生于明弘治壬子(1492年),以30年为一代计,则逆推璊珊公应生于1372年左右,成年携子来杭则在1403年后,即明成祖时代。

 

同样,以县城中街统祠记 “十三世孙昂霄公于清乾隆巳未(1739年)公车北上,旋过姑苏与叔侄等人商立总祠一事,募捐筹办于辛酉(1741年)开工,在中街买地造祠至乙丑(1745年)竣工”来推算满珊公的年代。“三房衍派迄今幾四百年烟户一千余家流传一十七代”,平均以14代计算。因为1777年一修《白砂谱》时,编辑人员从十一世至十五世都有,所以取十四代合适。以通行历史25~30年为一代计,则璊珊为1360年左右出生,成人来杭则应在1400年前后,亦是明朝初年。两者计算结果相仿。

 

2、袁淑肩是明初上杭临江的始迁祖。《临江谱》载:四世祖考淑肩公、妣刘孺人生下三男,长房汝端公生四子,次房汝鑑公生一子,三房汝竭公生一子(梅溪寨)。《古城谱》载:四世祖淑肩公、妣刘氏生三子,长汝端公生四子,次汝鑑公生一子,三汝竭公生一子。以上两谱的世系明确记录了淑肩公的后代是三子:汝端、汝鑑、汝竭。《古城谱》的后面又载:上杭县水西度(渡)过去羊简(即洋迳)一世祖淑肩公太祖平葬二穴众祖。一世祖澄汝公上兔子岗 众祖地。 梅溪寨的袁姓族人把开基梅溪的澄汝(亦称澄二)公奉为一世祖。同时,他们也把开基上杭临江的淑肩公奉为一世祖,这是有道理的。

 

其一、淑肩公有古墓为证。《临江谱》载:四世祖讳应富。原葬东门外洋迳,地坟壬山丙向。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更修。又过了两百多年,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再更修。淑肩公后人三大房的十三、十四、十五代孙(庚七的十六、十七、十八世孙)二十多人,不仅有临江的、梅溪的,还有来苏(中都)的、长汀古城的族人参加(见碑旁角石刻写“闽汀杭三大房嗣孙仝立”)。《古城谱》详细记录了重修时间、参加房派的人员、费用和碑刻。近期,该房族人打算重修此墓。但是淑肩公的上代人墓葬何处?是否在上杭生活过?既无文字记录,又无墓地。从现有资料分析,袁庚七应未在上杭境内生活过。

其二、按代数相推,淑肩公约生于1372年(明洪武五年壬子年),如携三子来杭开基,则应在1405年前后(明成祖永乐初期)。淑肩公的出生年份,以十七世日潘公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为例逆推,以历史通行的30岁(实际该房代数间隔近31岁)为一代人计算,淑肩公约生于1360-1373年之间是为元末明初,这与白砂开基始祖满珊公(昌贵)的活动时间大抵相同。而且两相对比,两支繁衍的代数也大致相同。

 

其三,清朝乾隆年间白砂袁氏族人首次修谱,在凡例中开宗明义的表明:旧谱无存源流莫考,兹谱惟以开基白砂之始祖起宗,不敢妄附疏族也。这是事实求是的态度,没把“名人”随便拉来当自己的祖宗。满珊公的墓也是明初的古墓,就在白砂老圩边。

 

可见,袁满珊、袁淑肩不仅同是明初人物、生活在相同年代;而且又是本房本支的始迁祖、开基始祖,都有代代祭祀的明墓为证。

 

二、是袁敖的后代还是袁清隐的后代?

《临江谱》扉页上写着:汝南郡丰城县袁氏坊始祖原任知府官 (临)川县百三都 克山公生子取名仁义礼智信。 宋大司马官崑山公妣汪大恭人。《古城谱》也载:丰城袁方(坊)一代祖庚七公(生员)妻彭氏,父知府  来临川克山生五子。以上两谱都明白无误地标明袁淑肩一房是来自丰城县袁坊,并且经过了临川,郡号为汝南,始祖(或父)为知府。

 

查《丰城谱》、《莲源谱》得知,这两支袁氏都说是袁敖的后人,敖公生有九子。不同的是《丰城谱》说,八子琰公生贰善,贰善生德公,德公从新建县迁到丰城正信乡(现袁渡镇)蒐湖里开基。《莲源谱》说是敖公的长子瓘公,瓘生次子鹏,鹏生霁。瓘公和鹏、霁的墓葬都在莲源本乡。

 

袁敖(923—999年),字巨卿,江西临川人。后周显德进士,长沙府尹,娶陈氏,生九子一女。瓘、珮、班、珊、琯、珰、瑞、琰、琛和鸾娘。九子皆进士,世称“九子十进士”,赐赠九岗。

长子瓘,字惟彦,又名谷岗,居江西省乐安县谷岗。

七子瑞,字惟彰,又名城岗,居江西省乐安县增田库夏。

八子琰,字惟渊,又名粟岗,由豫章西山徙江西丰城袁渡。

九子琛,字惟宝,又名枥岗,由乐安枥岗徙浙江衢州的龙游。

瓘的后人散居崇仁、乐安、宜黄、临川杭村莲源、金溪、吉安外湖、福建将乐等地。琰的后人散居丰城袁坊、南丰新城、金溪、都昌、福建邓家山、荆州靳水、公安等地(以上论述见《大治谱》六修本、袁荣程《寻根问祖百家姓》及莲源《莲源谱》十四、十五修本)。

 

《古城谱》扉页上汲九公的四句话说得明白:莲源袁本是克山袁,共是丰城一脉传。只为吾氏分两户,因此族谱不同编。这“一脉”应指的是敖公一脉,原任长沙府尹(相当于知府官吧!)但不知是敖公的第几个儿子的后代,就有点费解了。如果说庚七公是与莲源有关的,那是瓘公的后裔。如果说庚七公是与丰城有关的,那是琰公的后裔。可是《临江谱》的“宋大司马官崑山公妣汪大恭人”一句,又让人认为庚七公是琛公的后裔了。查崇仁县《增田谱》云,始祖鳌字巨卿,宋赠大司马,妣陈大恭人。九子琛,字朝玉、号崑山、名惟宝,宋大司马,妣汪大恭人。而《潮汕谱》说袁琛,字朝玉,号崑山,官至大司马。原籍浙江衢州龙游县。但妣的是吕氏,而不是汪氏。而且将其父敖公写成鳌公了。

 

说自已是敖(鳌)公的后代的证据,除了《临江谱》、《古城谱》的开头语之外,还有第八修《白砂谱》说白砂满珊公裔鲁生公房十二世秉周公之第三、第六子元超、元育等曾为江西乐安县增田大宗祠前后捐资,称鳌公祠分派九房,一房徙入闽汀杭邑,崑山祠支始祖系鳌祖十三世裔等,云云。

经查《袁氏联修族谱》(大本堂)载,清朝道光十年(1830年)福建上杭秉周公捐洋钱拾元、上杭昆山祠芳槐先生(元超之子、秉周之孫)捐洋钱伍元。增田鳌传九岗列排神位中,廿四世太学生名礼字秉周、泮林先生妣邱氏孺人(昆山祠支以满珊公为一世祖,传至秉周公为十二世,今按自鳌祖至满珊公系十三世,传至秉周公乃为二十四世也);廿五世太学生元超公名桂字卓停先生(秉周三子)  妣黄、曾、吴孺人。同治四年(1865年)袁州大宗祠因毁于兵燹,族叔伯二人携谱来杭,十三世元育公(秉周六子)题捐有银三十两。可见,秉周公祖孙三代捐了钱、认了祖、也列到大宗祠的神位上,堂堂皇皇成了鳌公的子孙了。

 

白砂修七谱时的“知单”明白称:“溯吾祖自江右而来闽汀,约以三十年为一世计,当因炎宋末年遭蒙古之难,由江西袁州府而来。前清同治四年乙丑袁州大宗祠因毁于兵燹,族伯叔二位携谱来乡……以大宗祠分派九房,一房徙入闽汀杭邑。”到了2001年,《潮汕谱》主编袁铁芳来到上杭城,下榻上杭大酒店,打听到隔壁就有袁氏族人居住。待袁肇模先生拿出《临江谱》的复印件,他们喜出望外并于翌日直奔白砂中洋村找昆山祠。他们说,上杭袁氏是从潮汕传去的,因为白砂忠公祠堂边上有个崑山别墅,是纪念崑山公的,即为证据。在《潮汕谱》中,袁铁芳写道:“福建省上杭县白砂镇袁氏满珊公房和庚七公房均系我昆山公之裔孙。满珊公为我族第十二世孙,后裔分布在上杭县的白砂镇、中都镇和蛟洋乡等地。加上临江镇庚七公裔孙,现在上杭县有我族裔孙共5000余人”。并且该谱把上杭袁氏族人统归为潮汕繁衍出去的,说是鳌公第十二世孙亢二公从潮汕地区搬到福建。经查《增田谱》称,满珊是敖公的十三世孙。实际上,如果满珊真是敖公的后代,应为十五世孙。无论是临江的族人,还是白砂的、长汀古城的族人都说是敖(鳌)公的后裔,江西乐安增田和广东潮汕的族谱都把上杭的袁氏族人列入了敖公的后裔。看来是袁敖的后代无疑了。

 

可是翻查白砂袁兆湘、袁应元、袁启科等先生于1998年参加袁荣程在江西南康联合各地出的联修本《汝南谱》,林林总总以民国二年(1913年)赣祠赣吉十四县《袁氏合修族谱》基祖,即袁昌传袁安世系和袁璋传袁滂世系至五十七世共288个基祖,似乎囊括了大江南北的袁氏族人,“极其现代完善的续编程式经典”(该谱序所说)。这本《汝南谱》却把上杭袁氏族人归到袁清隐的后代了。《汝南谱》从最早始祖庄伯辕起宗,袁鳌是三十八世,袁清隐是五十三世(所以该谱的可信度要打个大问号?)

 

袁清隐,法名庆十二郎,字辉鹦,人称白眉公,生于元至元二年丙子(1276年),进士出身,官至河南布政使,葬于广东河源市龙川县境内。妣游氏,继妣曹氏。共生子十八,女一。第十一子谷清,名煌甫,生于1320年7月,妣陈、何氏,生子四:崇广、崇清、崇万、崇仁。崇广居江西龙南,崇清居上杭白砂,崇万居宁化葛藤凹,崇仁居广东兴宁。第十二子谷明、第十三子谷微分别生于1322年9月和1324年11月,都住福建长汀府上杭县。谷微后徙嘉兴府秀邑立业,元朝末年又徙龙南县金钩。生子六:逸庵、宝仁、宝义、宝礼、宝智、宝信。虽然袁鳌、袁清隐有相同的上祖——袁滋,但从袁滋下一代即三十六世开始他们就不同支了,滋公(35)——郊公(36)——皓公(37)——鳌公(38);滋公(35)——实公(36)——济刚(37)——又余(38)——信芝(39)……仕鹗(52)——清隐(53)。可见如果是袁鳌的后代,就不可能是袁清隐的后代;反之,亦然。

 

幼时曾常听长辈说到,来上杭开基的是白眉公的后代三兄弟。这三兄弟是清隐的儿子谷清,谷明,谷微吗?也许,他们早先听过或见过民国二年修的《袁氏合修族谱》的记载。虽然后来民国拾年(1921年)江西《修水谱》(卷三)把庚七、淑肩公归为谷昌公的后代,但也是清隐公的后代,不过谷昌是清隐次子罢了。“清隐公次子华甫,字谷昌,娶邱氏,生子友仁;友仁,字以贤,娶张氏,生子庚七;庚七,娶彭氏,生子惟四;惟四娶娄氏,生子顽七;顽七娶刘氏,生子淑肩;淑肩娶刘氏,生子汝端;汝端娶邱氏,生子希伦”。暂且不论庚七公与清隐公是同时代人,此谱如何把他变成清隐的孙子了?只说《汝南谱》又如何把友仁变成清隐公五子谷政的儿子了,谷昌又变成八子且有五子:友能、友盈、友义、友礼,友智(但义、礼、智三公的世传未录)。同时,《汝南谱》还把满珊按上两个父亲,一个是崇清之子(56世),另一个是吉荣之子(55世)。吉荣是邯公后代,邯公与实公同辈的兄弟。不同支的叔伯兄弟有同一个儿子,他们生活在不同地方如何有过继关系?可见1998年江西南康出的《汝南谱》是错误百出的。

 

从现有的文字资料看,似乎是从丰城迁徙来的且是袁敖的后裔,这是《临江谱》和《古城谱》比较一致认定的,因为淑肩的前三代祖庚七公正好对接上敖(鳌)公的第十二代。但《白砂谱》没有最后确切认定。因为手头没有滋公(字德深)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的首本《汝南袁氏族谱》,也没有清朝雍正癸丑年的江西合修族谱,再加上无法较大面积采集江西袁氏族人和本地族人的DNA进行检测比对,所以目前难以确定闽西袁氏族人究竟是袁鳌的后裔还是袁清隐的后裔。留待将来科技更发达(DNA技术更方便和便宜时),文字资料更齐全时做最后结论。

 

三、闽西袁姓族人之间的关系

 

如前《上杭县志》《杭川风物志》所述,上杭境内的袁氏族人都是从宁化石壁来的且是同一祖先(至少是同一族群)。于是乎,就有了旅台老人袁文麟先生的“证诸县城岗背街袁氏宗祠奉祀的一始祖是庚七郎公,与中街袁氏总祠所奉祀的一始祖,亦是庚七郎公,皆与县志所载相符。定见是同一祖先庚七郎公南迁来杭,各房子孙分迁各乡居住了。”淑肩公房的祠堂,其实是原上杭临江岗背街老屋东边厅堂的中部有个香火堂,摆了些神牌位,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族人祭拜祖先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造成了新楼房,在原来的菓园一角建了一个“庚七公纪念堂”。估计文麟先生孩提时代经常在厅堂玩耍、记忆尤深,与祠堂结下很深的“缘分”,对祖先十分敬重,无怪乎当时从台湾屡屡发信呼吁不可毁祠造屋。中街袁氏总祠(现在的上杭县粮食局职工宿舍)奉祀的是七十郎满珊(昌贵)公,而非庚七公(见中街总祠记)。也许袁文麟先生记错了,因为两者都有个“七”字,再加上岗背街祖屋与中街总祠只百步之遥、每逢时节淑肩公房族人都去总祠祭祀。因为是“总祠”,所以在旧时讲究“宗族观念”的时代,,也认同七十郎为其先人之列。

 

目前,闽西境内袁氏族人主要集中居住在上杭、长汀两县。长汀县主要居住在:策武乡、古城镇。从上杭梅溪寨搬去的淑肩公房后裔居住在古城镇。策武乡于1877年首修《长汀谱》云:“始祖公万三郎,妣曾氏;二世祖十五郎,妣廖二娘;三世祖八郎,妣谢三娘;四世祖十七郎,妣曾七娘;五世祖伯益郎,妣张二娘(在宁化守祖),五世祖公—福寿郎,妣钟孺人(从宁化社背于皇元抵长汀因游南坑喜其山川,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占籍),五世祖叔—二十七郎,妣曾六娘,流传上杭白砂居住开族”。该谱前页还写上:“以上五代依宁邑(即宁化)会同里一都社背(现治平乡)在明洪武二年庚戌(1370年)正月望日抄謄流传永以为记也。”上杭县袁氏族人主要集中居住在白砂(包括牛栏科、大浦头、松柏林)、蛟洋及临江、旧县梅溪寨等地。正在编辑的上杭首本《袁姓志》记载,境内袁氏先后入杭有四支:福一郎族系(白砂牛栏科)、庚七族系(临江、旧县)、再兴族系(大浦头村和松柏林村)、满珊族系(白砂、蛟洋、古田等)。

 

从现有资料看,福一郎世系与满珊世系有比较接近的世系关系。宋末元初福一郎从江西袁州府水井角经宁化迁入上杭,先居白砂里张坑酒浆山上,后四世满琳(三十郎)迁白砂里九寨村,八世袁义又迁回白砂里大金村牛眼科。以福一郎起宗26代,以满琳起宗23代。满珊(七十郎)于明成祖年代初期从酒浆迁到竹子窠开基,现已传20代至25代之间(平均23代)。《白砂谱》八修本第64页旁支胜迹备考云:“考大浦头私乘所载,先始祖有祖忠一郎,妣吴氏二娘,由袁州宜春来至杭邑漳南道前居住。父念七郎,妣张氏,移张坑马湖塘大屋厦居住。伊始祖九十郎,妣刘氏,系第三房,今与松柏林同派。其长房三十郎,妣张氏,今牛栏窠一派。据称吾始祖七十郎为第二房一派。再查九十郎生于永乐十年,卒于成化十三年(查得:1412-—1477),与吾祖年代亦相仿。而其后五世与吾二世同行,六世与吾三世同行,推其排行世次相隔已逾三代,故今亦未敢为的据也。又袁敬轩先生私承所载,以为牛栏窠一世满琳公,二世景字同行,三世宗字同行,故有当日不是同父必是同祖之疑。”但查仁风堂出的《建籍袁氏族谱》,满珊与念一郎同辈,比三十郎低了一辈。并有一行小字说明:“此白砂分支修谱断远就近在籍子孙之始祖实为湘楚合族据谱查明统宗之第三派祖 七十郎(满珊)”,并称子五:除景鲜、景泉、景荣外,再加景豫、景容(移外省)。近来查袁怀金先生手抄的私乘世系,除江西的福一郎、二满郎无考之外,从念七郎开始至盛公共十代人的世系在《建籍袁氏族谱》本中都可以查到。

 

如按《长汀谱》计算,明洪武三年庚戌(1370年)抄传,福寿郎洪武14年即1381年定居长汀策武南坑,以40岁左右去开基,则福寿郎生于1341年左右,而二十七郎则为1343年左右出生。万三郎为1220年左右出生,即为宋宪宗嘉定十三年庚辰。假定:

如果二十七郎1343年左右出生,按照江西省万载县族人袁汀凤先生于1998年撰文推算满珊公生于1370-1408年之间(平均数为1379年),按一代人30岁左右计算,二十七郎为满珊之父辈无疑。

若《长汀谱》记载准确的话,那么二十七郎是满珊世系、牛栏窠念七郎世系的祖先。淑肩公与满珊是同时代人,二十七郎从时间上(代数的年份上)也与淑肩世系的上代顽七相仿。作为上代的二十七郎、念七郎、庚七公是否为同一个人?也是可以探讨的。二十七在古代写成廿七,读“念七”。当年我和袁富昌先生几个研究者也讨论过。而庚七,是否“廿七”书写时误成“甘七”,旧县梅溪一带客家话的“甘”字音同“庚”字,于是“二十七”——“廿七”——“甘七”——“庚七”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二十七郎公是大家共同的祖宗,也就有袁文麟先生的岗背街祭祀的与中街总祠祭祀的是同一祖先,也就是《上杭县志》说的“始祖于元末自宁化石壁迁杭”。但是繁衍的代数和排序上就有点小问题了。

 

仔细研究大浦头、松柏林世系就感到有点茫然。一是江西来的世系两者不同:松柏林私乘说一世十郎,二世百四郎,三世千六郎;大浦头私乘说先始祖有祖忠一郎。二是福建世系从再兴、刘胜、华良传至福琳。把福琳、桂琳与满珊、满琳同辈算。再兴公从江西袁州府罗村李屋背经宁化迁杭白砂里牛屎坪(现名旧县铁場),后到大浦头。这与2000年白砂族人袁兆湘先生对宁化、长汀排列的世系不同,再兴公下一代就是三十、七十、九十郎,而再兴的上一代则为二十七郎公。袁兆湘先生说二十七郎,妣钟氏,在旧县牛屎坪(铁场)开基,生一子再兴公。但是《长汀谱》是说“二十七郎公,妣曾六娘,流传上杭白砂居住开族”。这里又是三个问题,一是妣的夫人不同,二是开基地点不同,三是二十七郎与三十、七十、九十郎等人是什么关系?也没有说清楚。大浦头、松柏林世系因为没有正规的谱系,而且代数推算也不对号,根本无法与哪个世系对应。当然《长汀谱》的准确性也值得怀疑,因为该谱是《白砂谱》首修后100年才修的,从宁化来的依据何在?按照《汝南谱》,只有崇万居宁化葛藤凹,没有万三郎的名字,难道万三郎就是崇万?但是,代数对不上号,崇万与崇清同辈,是满珊的父辈。现在宁化社背(现治平乡)本土已经没有益郎公的后人了,只有一二户散居别乡。也有说,现有的人是从长汀搬去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宁化县袁氏族人到白砂来抄族谱带回。

 

究竟来上杭县开基的袁氏先人是谁?如前所述,历代老人传说为袁氏三兄弟。这三兄弟究竟是谁?按照《汝南谱》是谷清、谷微、谷明三兄弟;按照《临江谱》是汝端、汝鑑、汝竭三兄弟;按照《白砂谱》中街总祠记云:“七十郎公生三子,长景鲜公,次景泉公,三景荣公,三房衍派迄今”。如按《汝南谱》说,谷字辈三兄弟是比满珊、淑肩还上几代的人物,而且他们是清隐公的儿子,而不是敖公的直接后裔。如果现在我们从上杭乃至闽西境内的袁氏族人繁衍的代数逆推的话,那可以看到平均每支袁氏族人从各自的开基祖开始,平均繁衍了二十三、四代左右。白砂中洋等以七十郎(满珊)起宗繁衍至今平均23代,牛栏窠以三十郎起宗繁衍至今已23代,临江以淑肩公起宗繁衍至今已23代,大埔头和松柏林以再兴公起宗繁衍至今也已23代。

 

综上所述,这些开基祖大约都是元末明初出生的人物,成年后在上杭独自开门立户。我们的先人很讲团结,把来杭的不同支派的族人称之为“兄弟”。我们也不妨把四支袁氏族人的开基祖分成“三兄弟”——满珊世系(含牛栏科房及蛟洋、古田)、淑肩世系(含梅溪、长汀古城)、再兴世系(含松柏林)。长汀策武的族人极有可能是满珊世系,也不排除是再兴世系。

 

四、结语 

 

南宋末年,金兵南下,大批中原、江淮百姓流离失所,纷纷南迁闽粤赣三角地区。元朝执政不到百年,烽烟四起、群雄角逐、民不聊生,大量的流民经过闽赣交界的建宁、宁化石壁等隘口又峰涌进入相对偏安的汀州府境内。这是一个社会的大动荡时期,也是我国人口的又一次大迁徙。从江西向闽西迁徙的客家移民大军中,就有我们的袁氏先人举族南迁来到杭川大地,从此开始新的休养生息。

 

上杭县境内山高林密、物产丰富、风光迤逦、气候宜人,更有大江小河通航方便,是古时理想的“桃花源”之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早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汀州时,长汀县治就在现在的上杭临城镇九州村(古称长汀村)。到天宝元年汀州改为临汀郡时,郡所也在九州村。后来复改汀州时才从九州村搬到现在的长汀县境内。到了宋朝淳化五年(994年),上杭由場升县,二年后县治亦由今永定的高陂迁入上杭鳖沙坑(今白砂碧沙村),五年后迁语口市(今旧县全坊渡口处),1027年迁钟寮場(今才溪荣石村),1168年县治徙来苏里郭坊(今临江镇)至今。

 

若以25~30年为一代计,大约前650年左右,也就是1360年左右,即元末明初这些袁氏先人们先后出生。他们随着父兄或自己成年后来到上杭。或许有更早的袁氏先人到上杭,但是他们的后人也就以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作为新的起点来续写族谱了。

修谱在每个家族中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务,不是随心所欲、胡编乱造的事。1777年白砂袁氏的佼佼者维丰、养正公等人在首修《白砂谱》时,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也是事实求是的。由于没有旧的谱牒依据,他们没有把名人拉来作“祖宗”。只是写实地从开基中洋(竹子窠)的满珊作为始祖。每房每支都希望找到自己真正的祖先,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也缺乏实物(古墓、祠堂等)证实,所以历代(尤其是清朝以来)都在想方设法与江西的袁氏“挂钩”,希望找到自己本房本支的祖宗(尤其有点知名度的人物),但是这种努力有时就会引出荒谬,因为历代前往江西参加编写族谱的人或返迁江西的族人难免受学识和资料的限制把不准确的信息带入,于是乎就有不同的版本族谱和不同的来源,从而扰乱了真正的源头。比如,民国十年《修水谱》中还有记载袁庚七的十二世孙承万(康熙五十九年生,乾隆三十七年殁),妻陈氏葬上杭县,生三子元龙、元凤、元高(他们是否与秉周公之子元超、元育同辈?或是否来苏一房的连高?或许其他人用的别称?)。但细算一下,若以庚七起宗,就差了三四代人的辈份。按照《修水谱》,承万生于1720年、殁于1772年,对照淑肩房是十六世振福(生于1727年)的前后年代,而《修水谱》写成十二世了。可见,差错是难免的。

“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家谱、房谱、族谱、宗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乘)之一,是国家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是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都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立谱修牒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国泰民安,只有在丰衣足食之后才会有文化的需求。一个动乱的社会,一个动荡的年代是不可能做到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多部委曾多次发文要求重视和发掘家族史的收集整理工作。家乘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家谱、房谱、族谱、宗谱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谒祖、增强民族凝聚力、统一祖国、实现中国梦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

 

编 注:以上仅供参考。文章来自客家祖地网,原标题“闽西客家袁姓源头初探”。作者袁德俊系三明市政协原主席、三明市客联会原会长。

 

欢迎扫码关注世界袁氏宗亲总会官方二维码

加入袁氏大家庭

麻城袁氏 茂二公支下-20世孙及其以后创修派引

湖广麻城(今湖北麻城)  袁氏始迁祖 茂二公支下(共六房)


堂号: 卧雪堂
自茂二二十世孙后重新排的辈分: 继绪鸿功起,诗书永世香;中兴明有道,立品贵端方;积善绵先泽,休风美炽昌;贤良朝佐圣,蕃衍重伦常;

麻城袁氏茂公支下分房分卷分地对照表

茂二公支下的可以加我微信或QQ,号码都是81338414

探访江苏苏州渡桥袁氏家族,曾出四位知名诗人!

2017-06-24 袁氏家族网

 

六浦村渡桥

从南宋定居今郭巷境内起,袁氏家族就代有才人,至少出过四位知名诗人,诸如元代隐逸诗人袁易、清末风俗诗人袁学澜、现代山歌诗人袁水拍等。根据家谱(已毁)的名字,这支袁氏且称之为“渡桥袁氏”。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的发现,该家族相关情况已基本摸清。

 

袁易诗集书影

袁易 抗元烈士后裔的隐逸人生

渡桥袁氏本是河南人。宋代有个袁仲贤,以进士出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数传而至京西提刑使袁珦,跟随宋高宗南渡,去世后葬在长洲蛟龙浦之赭墩(今郭巷街道东部),袁珦之子袁琎在这里“买田筑室”(一说在墓地旁结庐建祠),于是世为长洲人了。袁琎之孙袁枢,娶濮安懿王八世孙女(一作系濮阳王之女),成为皇亲(郡马都尉)。后来元军南侵,袁枢与长子力战而亡,幼子、袁氏第五世袁易(1262—1306年)在仆人的掩护下幸免于难。

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袁易才华出众,但因为父、兄为抗元而死,所以他不愿做元朝的官。著名画家赵孟頫曾画了一幅《袁安卧雪图》送给他,夸赞他气节高昂(按:袁安是东汉时期汝南人,有节气,家中三代出了四个公卿,极为显赫,袁氏多奉袁安为先祖)。赵孟頫还把袁易与郭祥卿、龚子敬合称为“吴中三高士”。

袁易唯一一次任职,是担任了六七年的徽州路(今安徽黄山一带)石洞书院山长。山长是一种在书院中负责讲学、总领院务的职务,不是朝廷官吏。大德五年(1301年)他回到赭墩,此后便不再出门任职,而是修建起江南园林式的建筑静春堂,过起隐逸生活。他藏书万卷,并亲手校对。朋友来后,他与朋友们饮酒、畅谈,流连竟夕。

袁易是元朝的知名诗人,著有《静春堂诗集》(四卷)及《静春词》(一卷)。《四库全书》评论袁易之诗说:“有元作者绮缛居多,袁易诗虽所传无几,而风骨遒上,故足以高步一时……”

袁易次子袁泰(字仲长)、孙袁养福(字能伯),写诗也都颇有名气,而且精于书法。其中袁泰曾在苏州府学担任教授,袁养福在明朝洪武初担任湖广、福建宪副。

明代尚书袁洪愈像

 

袁洪愈 出入靠步行的清廉尚书

袁氏传到第十二世,出了个袁洪愈(1516—1589年),他虽然不以写诗闻名,却是个十分清廉的高官。

袁洪愈,字抑之,袁养福四世孙。从袁养福开始,袁氏就寓居苏州城里。袁洪愈明朝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以吴县籍考中第一名举人(解元),次年中进士。他性格耿直,并且坚守节操。《明史》记载,他擢升礼科给事中时,朝官梁绍儒依附权臣,勾结老贼严嵩,为非作歹;另有文选郎中白璧弄权卖官。袁洪愈不畏权贵,一并加以弹劾,结果嘉靖帝将白璧下诏狱,并贬斥梁绍儒,一时大快人心。但袁洪愈也因此得罪了严嵩,于是严嵩指使吏部尚书排斥他,让他担任福建佥事。以后他又先后任河南参议、山东提学副使、湖广参政等职,所到之处都以清廉著名。

万历年间,袁洪愈担任了南京礼部尚书。这是个正二品的高官了,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官员,但他出入竟然还是靠步行。到他去世时,他住的地方没有增加一根椽子,家里也没钱办丧事,最后靠巡抚捐钱安葬。万历帝赠其太子太保(正一品)衔,谥“安节”(安贫守节之意),赐葬于赭墩祖坟旁。

明代进士袁一虬像

袁洪愈原配夫人申氏,系状元宰相申时行的姑母。侄儿袁一虬字汝化,号云江,隆庆戊辰(1568年)进士,做官也很清廉,耻于投机取巧、巴结权贵。

 

袁学澜 留下诗歌三千首的风俗诗人

明末清初,袁洪愈曾孙、袁氏第十五世袁有明(字见昇)鉴于时局动荡,就从苏州城里回迁老家。不过,他没有迁回赭墩,而是搬到了赭墩南面3里、靠近吴淞江的渡桥村(俗作大桥村,解放后属郭巷六浦行政村),后来袁氏子孙繁衍,这个村又被称为袁村。

渡桥村环境优雅,动迁前保持着小桥流水、修竹绕宅的风貌。村中的河水由东向西流淌,很是独特。这里的袁氏大多家底殷实,以耕读传家。其中二十二世出了个诗人袁学澜(1804—1879年)。他不满足于优越的家境,而是勤奋苦读,22岁成为秀才。可是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先后8次到金陵参加乡试,都没有中举,于是他打消了参加科举的念头,在老宅东隔壁营建“静春别墅”(亦名适园),过起自由自在的生活。平时他热心地方公益。苏州被太平军占领后,他寓居上海,直到战争结束,他才回到苏州。

此前的咸丰二年(1852年),他已购下苏州城内官太尉桥西堍卢氏旧宅。此次回苏后,鉴于渡桥老宅已被盗寇破坏,他对卢氏旧宅进行了修葺,并于同治四年(1865年)奉母迁居这里。因为这一宅园邻近双塔,袁学澜将这里命名为“双塔影园”,并写下《双塔影园记》,专门记述相关情况。

袁学澜仕途不得意,就把精力投到诗歌创作中去。他24岁倡议组织尹山吟社,还成立了“袁村锡祉庵惜字会”,与同时代文人殷兆镛、叶调生、潘钟瑞等酬唱,以能诗著声吴下。目前国内可见到他创作的诗词近3000首,其中1200多首是吟咏吴地风俗民情、节令时序、名胜掌故之作,故被人们誉为“风俗诗人”。他的《南宋宫词》、《姑苏竹枝词》、《苏台揽胜百咏》尤其被人传诵。另外如《田家四时绝句》、《游吴郡西山诗》、《吴郡岁华纪丽》等影响也颇深远。因袁学澜之诗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因此人们称其为“诗史”、“诗虎”。

 

袁兰升 陆润庠之父的金兰之交

袁学澜哥哥袁学潮的儿子袁兰升(约1827—1878年),字青士,也是个知名诗人。他早年成为秀才,气节高昂,曾作《高士赞》十九首以自况。他广交天下文人雅士,苏州“末代状元”陆润庠之父陆懋修(字九芝)就是他的结义兄长,两家交往很密切,后来陆润庠在为袁兰升作品《铜井山房类稿》作跋时,还提及自己幼时曾在渡桥村袁宅读过书。

袁兰升拥有千亩良田,家中有农庆堂、铜井山房等建筑物。据《铜井山房类稿》记载,他藏书万卷,并藏有钱谦益使用过的砚台等古董。他又喜好游历和吟咏,凡经过的名山大川,都写诗进行歌咏。他留连光福铜井山一带的秀丽风光,因此自号铜井山人,并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铜井山房。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他的万卷藏书及早年所作诗文全部散失。在他去世十多年后,他的两个儿子与费树蔚(袁兰升外甥)一起,把他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及以后所作的诗文结集出版,命名为《铜井山房类稿》。

 

现代诗人袁水拍像

袁水拍 麻烦多的山歌诗人“马凡陀”

民国时期,袁氏又出了个大诗人——袁水拍(1916—1982年)。他是袁兰升曾孙、袁氏第二十六世孙,原名光楣,字进修,小名寿官,他身高1.82米,父袁祖同有良田三百余亩,擅长书画,以教书为生。

袁水拍出生在渡桥(一作生于苏州城内百狮子桥租住地),自幼对美术感兴趣,经常出去写生,后来他曾凭美术专长担任过重庆美术出版社编辑。1934年,袁水拍从省立苏州高中毕业,次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无奈家道中落,三个月后报考上海中国银行,当了一名练习生。抗战爆发后,他随中国银行总账室撤退到武汉、香港,同时开展诗歌创作活动和参加文化界进步活动。

1939年春,他首次用“袁水拍”这个名字发表了诗歌《我是一个田夸老》(后改名为《不能归他们》)。这个笔名是根据北宋梅尧臣的《送少卿张学士知洪州》诗而取的:“朱旗画舸一百尺,五月长江水拍天”。

抗战胜利后,袁水拍回到上海,仍在中国银行工作,同时兼任《新民报》文艺副刊编辑。他用苏州话“麻烦多”的谐音“马凡陀”为笔名,用山歌体写了300多首政治讽刺诗——马凡陀山歌。

笔名让袁水拍出了名。这个笔名,也是袁水拍麻烦多的真实写照——1948年秋,他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暗杀黑名单,11月由组织营救再次到香港,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建国后,袁水拍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等职,“文革”期间受揪斗,下放贺兰山干校放牧;1976年江青点名要他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生性胆小的他虽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担任这个职务。

粉碎“四人帮”后,袁水拍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1982年10月29日,一代诗人因肺间质纤维化病逝世。追溯这个病的根源,在于“文革”期间他自杀未遂、医生抢救时插管伤及肺部。

 

人丁兴旺足迹遍布海内外

渡桥袁氏还出现过其他一大批人才。按辈分顺序择要简述如下:

二十四世

袁荣棣(字凤君),擅长写诗作词;妻金氏,对长辈十分孝顺,民国七年(1918年)总统府颁给“无间人言”匾额及褒词一轴、黄绶褒章一座。

二十五世

袁封百(1887—1953年),字礼贤,袁荣棣侄,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由祖母携带迁居苏城。在草桥小学读书时,与叶圣陶义结金兰。后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毕业后以教书为业,曾任东吴大学文牍。擅长书法篆刻,与著名画家吴湖帆友善。

袁丕烈(1899—1999年),民族资本家,名雄生,号缵之,1916年苏州中学毕业,后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24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后获硕士学位,曾任上海市黄浦区政协副主席等职,保留的部分家族史资料正由其外孙整理。

二十六世

袁光熙(1919—1986年),袁水拍长弟,高级工程师,原上海第十七漂染厂副总工程师。

袁光斗(1922—1999年),袁水拍幼弟,北京鸭专家。1958年开始研究和选育北京鸭,1981年培养出北京鸭优质品种双桥Ⅰ系,被专家们认为是我国第一个专门化的北京鸭育成品系,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4年又选育成北京鸭双桥Ⅱ系,后荣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1年又培育成黑羽返祖鸭,这种鸭体型大,肉质好,成为宾馆餐饮业肉鸭的首选佳品。

二十七世

袁怀雨,袁水拍长子,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著有《矿产经济学》等书。

袁以新,原平江区政协主席。

袁以星(1949年11月生),原上海市农委主任,2007年2月任上海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二十八世

袁宗蔚(1916年生),字深若,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后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敦财商研究院学习保险。历任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专任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商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及私立逢甲大学保险学研究所客座教授。著有《保险学》、《保险法》等书。1987年退休,现定居美国洛杉矶。长子成宪(1946年生)、幼子铿(1947年生)均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研究院,分别获博士和硕士学位,任美商公司航空及电脑工程师。

此外,袁伟民(1939年生)与郭巷袁氏亦有关联。他曾祖一代即从渡桥一带迁居葑门内龙船嘴种植蔬菜。袁伟民毕业于苏州中学,1976年起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培养出了郎平等一大批世界级著名运动员,并连续取得了世界级比赛“三联冠”的好成绩,后曾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等职。

《郭巷镇志》记载,2000年全镇袁姓共有663人,为全镇第13大姓。这些袁姓主要是“渡桥袁氏”或其分支。实际上,袁氏后人总数远不止上述数字,最迟从明代开始,袁氏子孙就陆续迁居苏城、吴江同里、上海等地。如今,渡桥袁氏子孙已遍布海内外,健在者至少有数千人。

原载2013年10月25日《苏州日报》C04版

袁州区寨下镇横塘村,村里姓袁的竟然这么牛逼!之前一直不知道!

2017-12-19 宜春在线

 

 

横塘村,位于宜春市袁州区寨下镇,其历史可以从族谱记载中追朔到宋代。横塘人大都姓袁,横塘袁姓过去曾成为“江右名宗”,寨下镇也被称作“文化之乡”。横塘是9塘(横塘、美塘、韩塘、泗塘、洙塘、严塘、雁塘、枚塘、九塘)分支中的一塘。9塘都是宜春袁山袁京的后人。横塘村内原有一会魁堂。堂内鼓架两侧的拄子上,曾有一幅对联说明村庄袁姓来历。上联云:“四世五公汉代名臣著姓”,下联曰:“九塘一脉袁山高士流风”。汉代名臣是指东汉司徒太尉袁安。袁京是袁安次子,字高士,在袁山隐居不仕。

横塘村
      “横塘历来多名士”。按族谱记载,横塘一共出了14个进士,13名举人。此外,八品九品官达数十人之多。
      在这些名士中,最负盛名的是袁继咸。袁继咸(1593-1646),字季通,号临侯,宜春市袁州区寨下乡横塘村人。明天启五年(1625)进士。崇祯七年(1634)提学山西,上疏抨击权宦。宦党诬陷其贪赃枉法,解京治罪。山西生员百余人追随入京,散发揭贴,为之辩诬。朝野上下千余人联名为其申冤,轰动京城。崇祯十五年(1642),袁继咸出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驻节九江,总督江西、湖广、安庆、应天(南京)等处军务。弘光元年(1645),被左梦庚诱入军中软禁。左梦庚降清,献袁继成以邀功。袁继咸拒降,被押解北京囚禁。曾作铭文自勉:“大官好做,大节难移”。顺治三年(1646)六月就义。袁继咸的民族气节为后人所敬仰,曾与文山(文天祥)、叠山(谢枋得)并称为“江右三山”。今宜春市区鼓楼路原名临侯路,以纪念袁继咸而命名。
      袁继咸生前著述甚多,共9种17卷,后人整理编为《六柳遗集》。《明史》卷二七七有继咸传。
袁继咸
      横塘村,自古重视教育。从建村至清末数百年间,先后办起了曲池书院、六柳书院、定安书院、裕昆楼书院、白原书院、梯云书院、梧岗书院、碧池书院、三槐书院、三馀书院、丰鹿书院、路泉书屋、聚奎书屋13所,占袁州区总数27所的一半。其中,最负盛名且保存至今的是六柳书院。
六柳
书院
       六柳书院,位于村内西首,为明成化十七年(1481)袁鲁训创建。袁鲁训,袁继咸的曾祖父。1466年中进士,后入京做官。由于为人过于刚正,厌倦仕途,四十岁便辞官归里,隐居不士。1481年,他在村里创办六柳书堂,供家族子弟读书。
      袁鲁训于院前自植六棵不同类种的柳树,以别于陶渊明之五柳,称“六柳居士”。书院得名于此。史料记载,书院坐北面南。院外柳絮飞扬,古樟成荫。石径倾斜,漫步有声。院内花园溢香,景色宜人。院阁建筑古朴幽雅,落落大方。有“文山幽谷静,莺歌错啼哀”之称。六柳书堂的旧址就在横塘学校里,至今保存很完好,砖瓦结构,木雕花纹还非常传神。

书院房舍
      历史上的横塘村,坐北向南,东西走向。南北纵深500米,东西横宽1500米,总面积75万乎方米。村院布局,结构合理;房屋建筑,井然有序。祖先们把村院分点划块,每一块地点取一地名。有和乐园、嘴形上、易背陇、柏柱下、长乐店、西厅、麻员、中厅、龙山上、泉路口、何家观、莆陇墈等十多处地名。每个地点都安居一定数量的人。点块错落,路桥毗连,构成一大村院。在村院腹地中心,坐落有承恩堂、会魁堂、万寿官、裕昆楼等建筑。建筑工艺超群,工匠技巧精美,尤其是承恩堂、会魁堂两处建筑,后人将之分别称为老官厅、新官厅。
      横塘村山青水秀,田土肥沃。那时,横塘有“八景”:天马星池、池荷香远、笔蜂插云、路泉印月、六柳闻莺、新桥飞鹭、石古晚钟、牛岭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