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福生将军 被“埋”过一次的红军特派员

2016-12-03 湖南袁氏

袁福生将军简介

袁福生少将是湖南省茶陵县七地巨田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军区补充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6军团保卫局内勤检查员、侦察组长,红6军团直属队特派员、补充团特派员。参加了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7团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锄奸科股股长,第359旅政治部锄奸科副科长、科长、军法处副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10纵队保卫部部长,第四野战军47军139师政治委员。参加了辽沈,平津、宜沙、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7军139师政治委员,第47军干部部部长,志愿军司令部军法处副处长。回国后,任武汉军区炮兵政治委员,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后勤部政治委员。

1955 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 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袁福生少将1993年3月5日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77岁。

 

袁福生少将生平

袁福生,1916年出生,湖南省茶陵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1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国民党陈光中等匪部对苏维埃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和围剿。这群匪徒所到之处,无不实行惨无人道的奸淫、烧杀、抢掳。因此,使很多地区都遭受到严重损失。那些躲进城里的土豪劣绅也纷纷返乡,对革命的农民施行反攻倒算。穷人分得的土地和财产又落到地主恶霸手中,贫苦的农民重新又沦落为奴隶。袁福生的家也被敌人占领,分得的田地和原有的财产全部被抢走,房子也被陈光中白匪军拆了修成碉堡。一家人被迫逃难在外。

袁福生因为当过儿童团长,抄过土豪劣绅的家,后来又参加了红军地方部队,家中还住过区苏维埃政府和区委,因此敌人说他家是“匪窝”,扬言要捉拿他杀头示众。得知这些消息后,袁福生心中燃起复仇的怒火!恨不得把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消灭掉,只怨当时没有报仇的机会。

1930年8月,为粉碎敌人围剿,组织上动员党、团员带头报名参加主力红军,袁福生心想报仇的机会到了,加上他是团支部书记,所以首先报名参加了红军。袁福生被分在茶陵县苏维埃独立营(不久扩编为茶陵独立团)营部当理发员,从此便开始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袁福生平时在营部为战士们理发,战时同通讯员、司号员一样参加战斗。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夜袭驻扎在腰陂的一股敌人,消灭敌人不多,缴获也不多,只缴了几只步枪。后来又参加了尧水、严塘、高陇等战斗。这几次战斗都是打的大胜仗。严塘战斗,敌人被打跨后,由于苏区老百姓对敌人有刻骨仇恨,因此都自动地拿起锄头、斧子、梭抢蜂拥出来缴敌人的枪。有一个老太婆拿着烧火棍,就缴了敌人一挺机枪。

1933年2月间,为粉碎敌人对湘赣苏区的围剿,上级从红8军抽调三个连,与茶陵团临时成立独立2师。红8军的三个连为1团,茶陵团为2团。独立2师组建后,其任务是:深入敌后进行外线作战,扰乱敌人后方以牵制敌人,减轻敌人对苏区的进攻。组建后不久,袁福生随部由江西莲花县出发,直插敌占区——攸县境内。在黄土岭同敌人打了一仗,将敌人打垮并歼其一部。一路上还打了不少土豪。有次竟闹了个误会,错把蔡会文的家当土豪打了,并把蔡会文的母亲也抓了起来。抓来后才知道,她是湘赣省军区蔡司令员的母亲。顺利回到苏区后,红8军的三个连返回原部队,茶陵团仍归茶陵县苏维埃指挥。

1933年4月7日,陈光中匪部由江西莲花返回茶陵。茶陵团在江西和湖南的一个交界地——九渡冲一个山吖口担任阻击任务。这一仗,从清晨打起,一直打到下午四时,打垮敌人几十次冲锋,子弹打光,部队也十分疲劳,伤亡较大。袁福生脚上穿的一双草鞋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一双脚被树枝划得满是伤痕和血迹。快要抵挡不住的时候,红8军先头部队22师赶来,他们一上来就把敌人的气焰打了下去。紧接着,23师和24师也从敌人的腰部和尾部插过来,给敌人猛然一击,陈光中的一个师仅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就被打垮。整个战斗,共歼敌几千人,缴获枪支弹药甚多,其中缴获的重机枪就有三十多挺(在一个山头上红8军就缴获了八挺重机枪)。大家高兴极了,因为茶陵团第一次装备上了重机关枪。这些刻有陈光中名字的重机关枪,后来在长征和抗日战争中还发挥了作用。

1934年春,红8军改为红17师,奉命配合由方志敏领导的红7军团北上行动。这样,湘赣苏区就没有了主力红军。为保卫湘赣苏区,上级又以从湘赣苏区调过来的部队为骨干组成了红18师。湘赣苏区调来的部队为52团,他们每个战士一只枪、一把大刀;茶陵团改为53团;湘赣军区改为54团。师长是徐洪,53团的团长是刘日,政委周大旦,袁福生仍在53团1营当理发员。红18师成立不久,敌人就开始大举围剿湘赣苏区。部队马上开到江西永顺南阳区阻击敌人进攻。但是由于敌强我弱,三次战斗都失利了。第一次战斗,1营一天内牺牲了三名营长,上午营长龙福龚牺牲;从52团调来一个副营长为营长,中午又牺牲了;晚饭前又牺牲了一个刚调来的营长。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双方伤亡都很大。由于这三次战斗都没打好,敌人步步紧逼,湘赣苏区大部分地区丢失。

1934年5月间,红17师回到湘赣苏区与红18师会合。会师后,两个师在江西永顺——沙市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旅,活捉了敌旅长侯鹏飞。敌人虽然吃了败仗,但是仗着人多不甘心失败,仍然向苏区围来。战斗越打越频繁,部队的伤亡也越来越大。一次,部队在永顺县城不远的金华山与敌人激战了几昼夜,袁福生突然得了重病,被抬到永顺天河医院休养了20多天。出院后,袁福生没有回53团,被分到军区补充团,在团政治部当青年干事。

由于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及王明的错误路线,使湘赣苏区大部分地区丢失。因此,红军主力部队不得不撤出湘赣苏区。这时,补充团也解散并补充到红18师,袁福生下到红18师通讯连当通讯员。那时不少地方干部到部队后,也都是当战士。如刘海是乡苏维埃主席,到部队后背重机枪;颜德明是省儿童团书记,到部队当通讯员。

1934年8月7日,红18师从江西永顺的牛田、关背、遂川的横石等地出发,连续冲破敌人200多里的碉堡封锁线,于8月11日到达湖南桂东的沙田圩和寨前圩一带。12日,在沙田圩部队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红6军团。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党中央代表任弼时为最高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红6军团西征。17师的领导由军团首长兼任。18师师长是龙云,政委是甘泗淇,参谋长是谭家述。

袁福生后被调到18师师部给谭家述当勤务员。不久,部队在通道以西的新厂打垮了何健补充第1纵队何平部两个团,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新厂胜利后,部队乘机进入贵州石阡等地。袁福生得了眼病,不得不离开谭家述,住进军区野战医院。病好后,袁福生回到老部队53团,在团部当理发员。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使中央和湘赣等苏区遭受了严重损失,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丢掉,红军被迫远征。1934年7月23日,中央军委命令湘赣红军为先遣部队,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向湖南等地挺进,与贺龙的红3军取得联系,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由任弼时、肖克、王震三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领导湘赣红军行动。8月7日,湘赣军区指挥机关率17师、18师由江西永顺的牛田、关背、遂川的横石开始向湘南突围,出发时有9758人。10月24日,红6军团在印江县的黄木地区与红3军会师。后继续出发。两军于10月27日在四川西阳之南腰界停下来举行了誓师大会。两军开完联欢会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的番号。此前,袁福生任53团特派员余光文的秘密工作纲员。工作纲员必须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人才能担任,它的任务主要是巩固部队和保卫部队的安全,如收集政治情报、发现可疑分子、防止坏人组织偷枪逃跑投敌等。

会师不久,袁福生调到红6军团以吴德锋为首的保卫局接受保卫训练。训练的内容主要是政治侦察须知和检查工作。两个多月后,被分配到军团保卫局检查科当检查员。检查科共四人,没有科长,由侦察科长谭善和兼管。11月15日,红2、6军团由桑植刘家坪等地先后出发,开始了旷世瞩目、史无前例的长征!

蒋介石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不断的吃败仗后,调集了二十二个师、五个旅共计一百个团以上的兵力,加上地方部队约30万人来对付红军。这时,红2、6军团总部接到了张国焘以党中央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令红2、6军团离开湘鄂川黔革命苏区,进行长征。由于当时还不知道张国焘搞了一个伪中央,因此,红2、6军团接到命令后,于1935年11月19日由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了长征。主力部队出发时,留下18师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主力部队顺利地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渡澧水和沅水进入敌占区。在渡过沅水追歼敌人围防部队时,袁福生正在向前面的敌人射击时,从侧面突然上来一个敌人,端着枪向他扑来,他一转身躲过敌人刺刀,不料脚却被夹在石缝里,顿时身体失去平衡一个筋斗从山坡上摔了下去。这一跤摔得可不轻,袁福生躺在地上半天才爬起来,膝盖上、脚上、嘴上都在流血,还吐出了一颗牙齿,另外还有几个牙齿也松动了。虽然左脚负伤较重,可他每天仍然坚持跟部队行动,行军时找了根棍子柱着走,很长时间后才把棍子甩掉。

1936年6月,袁福生调到17师政治部任技术书记。他到任后,部队经过三、四天行军才到达阿巴。在阿巴要准备粮食过草地,可是藏民对红军不了解都逃走了,粮食也带走了,剩下一点能吃的东西也被前面的红四方面军吃完了。那时,为了活命也顾不上群众纪律。袁福生在喇嘛庙里发现泥菩萨肚子里有麦子(还有珍珠、玛瑙等没有要),多的几升、少的也有一升多。一共挖出一斗麦子,背回来炒熟后再磨成面装进两条米袋中,一条放在师特派员刘永黄的马上,一条他自己背着。当时,有一条狗钻进袁福生住的房间里,他把房门关上,用驳壳枪将狗打死,除了当时吃了一部分外,还晒了一些狗肉干。有不少部队没能弄到粮食和吃的东西,只好将藏族同胞庙里的鼓皮割下来烧着吃,有的将藏族老百姓簸箕底下的牛皮割下来烧着吃。总之,凡是能吃的东西均被一一收集起来。

部队到达哈达铺后,袁福生调回军团保卫局任侦察组组长。第二天,他就随部队出发攻打凤县,可打了整整一天都没能攻下。天黑前,部队不得已撤出战斗。离开凤县后,又去打两当,两当县城被打开了,于是部队在两当县城休息了一天,又继续出发。

1936年10月,袁福生任红6军团17师直属队副特派员,因伤未到任。病愈后,回到保卫局休息了两天,组织上分配袁福生负责军团直属队的保卫工作。不久,在陕西耀县的庄里镇,又令他到补充团任特派员。因总支书记还没到任,便兼任一段时间的总支书记。补充团是在甘陕地区扩大的新部队,因此,袁福生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做巩固部队的工作。有天晚上,他和陈华堂团长出去查哨,发现一个新战士翻过围子逃跑,当时喊了几声他没有停,于是就想用枪吓唬他一下,没想到一枪就把他打倒了,结果呜呼唉哉!这件事传出去后,一些人很怕他,说袁特派员的枪法打得准,以后可不敢逃跑了。

1937年2月,在富平流曲镇,补充团补入进部队,袁福生被分配到53团(过草地后四个师缩编为四个团:即49团、51团、52团、53团)任特派员。

1937年5月底,前线总政保卫部挑选部队最优秀的师团特派员和军团以上的保卫部科长到总政保卫部接受秘密训练,准备到东北、华北等地去做白区工作。袁福生也被调去受训,一共24人,住在陕西经阳县,红32军调来的是军特派员。“七七事变”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几次发报到总政,要求将学习班学习的方科长、邱特派员(外号包谷子)和袁福生调回部队参加抗战。因此,袁福生没有到白区去。7月底又回到红二方面军,任红6军团49团特派员。

1937年8月25日,红6军团改编为120师359旅717团,49团改编为717团1营,袁福生任营特派员(对外称教育干事)。

奔赴抗日前线后,袁福生历任717团营教导员、团政治处锄奸科股长、359旅政治部锄奸科副科长、科长、军法处副处长。

抗战胜利后,袁福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1949年3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第47军139师奉命改称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第47军139师(属头等主力师)。6月,袁福生任139师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袁福生参加了辽沈、平津、宜沙、西南等战役战斗。

1951年,袁福生参加抗美援朝,任志愿军第47军139师政委、第47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志愿军司令部军法处副处长。获得朝鲜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回国后,袁福生历任武汉军区炮兵政委、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工程兵特种工程指挥部后勤部政委。

袁福生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3年3月5日,袁福生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77岁。

 

袁福生将军故事

病危遇战友

1936年10月20日,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第二天,袁福生刚到宿营地便接到一个命令和一份委任状,令他到17师任副特派员。命令接到后,袁福生并没有去上任,因为在过雪山、草地时受风寒得了伤寒病,被送到军团卫生部干部休养连休息、养病。

那时的休养连可不像现在的疗养院,伤病员就住在几个破窑洞里,几十个人睡在一个窑洞的地下。有一天晚上,袁福生发高烧不省人事,半夜起来起夜,尿了战友们一脸,可当时他并不知道,还是后来有人告诉方才晓得。

没过多久,部队就出发了。由于袁福生病重走不动路,因此,除了身上的一床被子外,其余东西都丢光了。一天上午,袁福生掉了队,一个人走到陕北苏区离铁锅城不远的一个村子里,走进一户老百姓家。袁福生说明自己是红二方面军的因病掉队人员,想在他家休息一下。老乡听说后,十分亲切的让他进了家门,扶上炕躺下休息,还给他煮小米稀饭吃,把自己泡的酸菜也拿了出来。开始他们待袁福生很好,加之他家正好又没有儿子,故想把袁福生留下来,做他们的干儿子。

有天下午,袁福生突然又发起了高烧并昏迷过去,这可把老乡吓坏了,他们怕死在家里,便把袁福生抬到村外一个打麦场里,用麦草“埋”了。

第二天上午太阳光照射在麦草上,麦草发热,使袁福生出了一身汗,醒来睁开眼时什么也看不见。他整个身子和脑袋都被麦草盖住了。心想:刚才还睡在炕上,怎么现在睡在麦草里了?什么时候来的呢?是不是在做梦?袁福生伸手将麦草掀开,见到了太阳,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他口渴的不行,很想喝水,但周围没有一个人,自己又不能动。

过了许久,村里来了一群老百姓,他们背着撅头,扛着门板,拿着绳子,一看就知道是来掩埋袁福生的。走到袁福生跟前,他们见其双目未暝,吓得乱喊乱叫,丢了门板跑出了几丈远。袁福生听见他们说:“他一定是个冤枉鬼,死了还不闭眼。”袁福生口非常干,说不出话来,见老百姓都吓跑了心里很着急,便用尽全力叫了一声,结果老百姓听到叫喊,跑得更快!有的跑回了家,胆子大一些的人,就在村边看动静。袁福生因为说不出话来,就向他们招手,才知道袁福生没有死,于是慢慢地靠过来,有个领头的流着泪说:“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没想到你竟然还活着!这都怪我们不好。”

此时,干部休养连连长(16师营长)谭剑禄和卫生员谭发生路过这里,看见一群老百姓围在麦场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走过来一看,见袁福生躺在麦草堆里病得不像人样,急忙跑过来抱住他,大声哭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俩对袁福生说:“要死,我们死在一起!绝不把你丢掉。”说完,谭发生向老乡要了一碗小米粥喂他吃了。

谭剑禄找老乡商议,雇了匹毛驴,慢慢把袁福生扶上毛驴,并代他向乡亲们表示了谢意,然后三人上了路。一路上,他俩一直照顾袁福生,谭剑禄身上还有伤,为此,袁福生对他们十分感激,至今不能忘怀。

因为有伤在身,他们一天只走能二、三十里路。走了两天多时间,经过了只有两三家破窑洞的铁锅城时,才赶上了部队。赶上部队后,谭剑禄、谭发生把袁福生送到后方野战医院治病和休养,他们各自归队去了。

袁福生在野战医院休息了一个多月,经过治疗和休养,他的病终于好了。

 

发表《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

1934年10月29日,在四川西阳——南腰界,任弼时等同志对夏曦同志在洪湖苏区时的错误提出了批评。那次只是批评的开始,主要还是11月份在大庸丁家溶和永顺塔卧的两次会议上,对夏曦同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夏曦同志的主要错误是坚决执行了王明路线、特别是其肃反路线。他听信坏人谗言,错杀了不少很好的革命同志;另外,在组织路线上他取消了红军的党团组织,结果使苏区和部队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塔卧会议后,夏曦同志被分配做了一个时期的地方工作,在塔卧区苏维埃任主席。后来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对夏曦同志不要一棍子打死。于是,夏曦同志又当了湘鄂川黔苏维埃主席。1935年部队就要进行长征时(部队从湘鄂川黔根据地长征时间是1935年11月19日),夏曦同志来到我们红6军团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6年2月间,我们红2、6军团长征到贵州,在大定县的将军山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大量敌人。随后攻克毕节县城,有几股土匪及地方保安部队向我们投降归顺了,这部分人共计有千余人,我们把这只武装力量成立了抗日救国军——周素园任司令,下面编制为两个大队,大队长都是由土匪头目担任,而负责政治工作的则是由红军派人担任。不料第1大队是伪降,目的是企图骗取我们发给他们的武器、弹药及被服后,仍然拉队伍占山为匪。这股土匪的大队长叫席大明,驻守在离毕节县城十几里外的野山坡上。

一天,夏曦带两个警卫员先去第1大队做工作。席大明获悉夏主任到第2大队后要到他们大队来的消息,事先布置下埋伏、并在河边渡口上摆了一只小船。夏主任和警卫员来到河边,见有条小船、便乘船过了河,过河后他们顺着大路往山沟里走,没走多远这股土匪就从两面山上向夏曦同志开了枪。听到枪声,夏主任立即带领两个警卫员顺着原路往回返,来到河边时发现渡船不见了(原来是这股土匪设下的圈套,事先放只小船引夏曦同志过河,而后将渡船弄走)。这时枪声大作,山上土匪追来、前面河水挡路!怎么办?两个警卫员商量后决定,一个人掩护、一个人背着夏曦同志泅水过河(夏曦同志不会游泳)。后因警卫员失足跌倒,导致夏曦同志溺水身亡,警卫员也被淹死。另一位警卫员游泳过河后回来报告了情况。

军团保卫局得此不幸消息后迅速派了二十多个同志(我也是其中一个)赶到河边,这时土匪已经逃走。我们在河里找到了夏曦同志和警卫员的尸体。夏曦同志的尸体被同志们抬着随部队走了两天,才安葬在贵州和云南交界的七星关石桥边的山坡上。(写于1979年3月30日,1980年12月7日修改)(文章来源:红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