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上杭袁氏源头初探

2018-01-13 袁光荣 世界袁氏宗亲总会

 

世界袁氏宗亲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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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杭白砂袁氏宗祠

编者按: 附会远祖何以为敬?忽略远祖何以为根?前人在修谱之时,大都偏重于后者。朝廷允许平民百姓编修家谱是始于宋朝,盛于明清,而旧时的修谱者又大都在乎自己远祖源流世系的“清楚”记载,但宋朝以前的先祖,除了史书上所记载的相对于当时全体本姓族人而言比例极少的名人以外,占绝大多数的本姓平民是毫无记载,也无法去考证的。怎么办?大家就只好都往史书上有记载的那些个本姓名人身上攀,幻想凭借史书上的记载,去填补本支那一千余年的先祖历史记载的空白,溯源而上,直至本姓始祖。大家试想想,难道同一时期占绝大多数的本姓的平民百姓都没有后人传来?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门阀制度”早已废除、文化教育高度普及的今天,建议大家在编修族谱之时,决不能再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之下乱攀本姓名人为自己的先祖。

 

闽西客家袁姓的祖先是谁?从何处迁徙闽西大地?他们繁衍的子孙又有多少人从这里迁往别处?对这个源流问题,五、六百年来,闽西每一个袁姓家族都在积极地探寻和作各自的记载。于是乎,就有了不同版本的家谱、族谱,乃至宗谱。

 

按照龙岩市方志委的要求,上杭袁氏族人几经努力终于完成编印《上杭姓氏志●袁姓志》一书。应他们所邀为《袁姓志》作序,在此过程中查阅大量袁姓族谱,经过分析,拟就此文对闽西袁姓源头做个初步探寻,以期抛砖引玉。

 

清末举人丘复先生在民国廿七年编纂而成的《上杭县志●氏族志》中写道:“袁氏始祖于元末自宁化石壁迁杭,县城户口数十,书香世继。县北白砂习仁坊户数八百,科举时代,科名鼎盛,维丰九皋,中式文武进士,乡举获隽及副拔贡亦多,庠序林立。附近松柏林乡、上白砂、袁小坪、古田里、坪埔等乡各户口数十。”

 

近年,上杭县方志委唐鉴荣先生主编的《杭川风物志》姓氏郡望中袁氏——“汝南郡。始祖于元末自宁化石壁迁杭”。姓氏宗祠中袁祠——“袁姓在城乡建有祖祠,较普遍的祠联为‘仁风世德,瑞雪家声’”。

 

闽西境内数支袁姓族人中最早的应于宋末元初已休养生息于斯。由于汀州设置较迟、人文开化较周边地区迟,所以立谱修志也较江西的赣、抚等州来得迟。从目前找到的上杭临江、长汀古城谱抄本的研究来看,袁姓族人最早应在明嘉靖万历之际(1575—1595年间),由江西、福建两省袁庚七的九世裔孙(汲字辈人)联修的。到了清乾隆年间,庚七后人(第十六、七世裔孙)又进行了补订。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正是江南数省兴起联修袁氏族谱大热潮时期。袁庚七房子孙也联合本房族人再次续写房谱,留下当事人袁文僖手抄本(以下简称临江谱)和长汀古城袁发贵后人保管的手抄本(以下简称古城谱)。而现存刊印流行的袁姓族人谱牒为明嘉靖、万历二百年之后的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辛酉年),由袁满珊 (字昌贵)十二世嗣孙、乾隆丙子庚辰两中副榜、广西直隶椰林州奉议州掌印州判历署博白隆安等县知事袁养正编修的《上杭白砂袁氏族谱》本(简称白砂谱),至1921年(民国十年)已编辑八修,后因故未刊印;到了2002年才重新编印了八修本。在白砂谱首修本的一百年之后的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年),长汀县策武乡南坑村袁福寿郎二十一世嗣孙袁耀南等继白砂谱之后编写了该支房谱(简称长汀谱)。因此,《白砂谱》第一和第八修本、《长汀谱》、《临江谱》、《古城谱》是闽西袁姓探源的主要依据。同时,抚州市临川区荣山镇莲源村袁氏十四、十五修谱(简称莲源谱),江西袁荣程编的《汝南袁氏族谱》(简称汝南谱)(1996年版),湖北大冶的《袁氏族谱》(卧雪堂)(简称大冶谱)(2007年六修本),2005年宜春袁氏首届合修族谱(雩韶卷)(简称丰城谱),江西修水的民国十年《袁氏大成宗谱》(简称修水谱)(卷三),2001年的《潮汕袁氏族谱》(简称潮汕谱)等也是本文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袁满珊、袁淑肩同是明初人物

 

1、袁满珊是明初开基白砂的始迁祖。《白砂谱》首修本载县城中街统祠记:“我始祖七十郎璊珊公之来杭而开基白砂也,派系汝南。而来自何年旧牒无考,尝参稽往迹,忠公为曾孙,有嘉靖癸未年郑坑桥亭之志。仲玉公为元(玄)孙,有弘治壬子岁生时年月之记,由后溯前,则来杭当在有明成祖之季初,卜居于郑坑水口之竹子窠”。按照仲玉公生于明弘治壬子(1492年),以30年为一代计,则逆推璊珊公应生于1372年左右,成年携子来杭则在1403年后,即明成祖时代。

 

同样,以县城中街统祠记 “十三世孙昂霄公于清乾隆巳未(1739年)公车北上,旋过姑苏与叔侄等人商立总祠一事,募捐筹办于辛酉(1741年)开工,在中街买地造祠至乙丑(1745年)竣工”来推算满珊公的年代。“三房衍派迄今幾四百年烟户一千余家流传一十七代”,平均以14代计算。因为1777年一修《白砂谱》时,编辑人员从十一世至十五世都有,所以取十四代合适。以通行历史25~30年为一代计,则璊珊为1360年左右出生,成人来杭则应在1400年前后,亦是明朝初年。两者计算结果相仿。

 

2、袁淑肩是明初上杭临江的始迁祖。《临江谱》载:四世祖考淑肩公、妣刘孺人生下三男,长房汝端公生四子,次房汝鑑公生一子,三房汝竭公生一子(梅溪寨)。《古城谱》载:四世祖淑肩公、妣刘氏生三子,长汝端公生四子,次汝鑑公生一子,三汝竭公生一子。以上两谱的世系明确记录了淑肩公的后代是三子:汝端、汝鑑、汝竭。《古城谱》的后面又载:上杭县水西度(渡)过去羊简(即洋迳)一世祖淑肩公太祖平葬二穴众祖。一世祖澄汝公上兔子岗 众祖地。 梅溪寨的袁姓族人把开基梅溪的澄汝(亦称澄二)公奉为一世祖。同时,他们也把开基上杭临江的淑肩公奉为一世祖,这是有道理的。

 

其一、淑肩公有古墓为证。《临江谱》载:四世祖讳应富。原葬东门外洋迳,地坟壬山丙向。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更修。又过了两百多年,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再更修。淑肩公后人三大房的十三、十四、十五代孙(庚七的十六、十七、十八世孙)二十多人,不仅有临江的、梅溪的,还有来苏(中都)的、长汀古城的族人参加(见碑旁角石刻写“闽汀杭三大房嗣孙仝立”)。《古城谱》详细记录了重修时间、参加房派的人员、费用和碑刻。近期,该房族人打算重修此墓。但是淑肩公的上代人墓葬何处?是否在上杭生活过?既无文字记录,又无墓地。从现有资料分析,袁庚七应未在上杭境内生活过。

其二、按代数相推,淑肩公约生于1372年(明洪武五年壬子年),如携三子来杭开基,则应在1405年前后(明成祖永乐初期)。淑肩公的出生年份,以十七世日潘公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为例逆推,以历史通行的30岁(实际该房代数间隔近31岁)为一代人计算,淑肩公约生于1360-1373年之间是为元末明初,这与白砂开基始祖满珊公(昌贵)的活动时间大抵相同。而且两相对比,两支繁衍的代数也大致相同。

 

其三,清朝乾隆年间白砂袁氏族人首次修谱,在凡例中开宗明义的表明:旧谱无存源流莫考,兹谱惟以开基白砂之始祖起宗,不敢妄附疏族也。这是事实求是的态度,没把“名人”随便拉来当自己的祖宗。满珊公的墓也是明初的古墓,就在白砂老圩边。

 

可见,袁满珊、袁淑肩不仅同是明初人物、生活在相同年代;而且又是本房本支的始迁祖、开基始祖,都有代代祭祀的明墓为证。

 

二、是袁敖的后代还是袁清隐的后代?

《临江谱》扉页上写着:汝南郡丰城县袁氏坊始祖原任知府官 (临)川县百三都 克山公生子取名仁义礼智信。 宋大司马官崑山公妣汪大恭人。《古城谱》也载:丰城袁方(坊)一代祖庚七公(生员)妻彭氏,父知府  来临川克山生五子。以上两谱都明白无误地标明袁淑肩一房是来自丰城县袁坊,并且经过了临川,郡号为汝南,始祖(或父)为知府。

 

查《丰城谱》、《莲源谱》得知,这两支袁氏都说是袁敖的后人,敖公生有九子。不同的是《丰城谱》说,八子琰公生贰善,贰善生德公,德公从新建县迁到丰城正信乡(现袁渡镇)蒐湖里开基。《莲源谱》说是敖公的长子瓘公,瓘生次子鹏,鹏生霁。瓘公和鹏、霁的墓葬都在莲源本乡。

 

袁敖(923—999年),字巨卿,江西临川人。后周显德进士,长沙府尹,娶陈氏,生九子一女。瓘、珮、班、珊、琯、珰、瑞、琰、琛和鸾娘。九子皆进士,世称“九子十进士”,赐赠九岗。

长子瓘,字惟彦,又名谷岗,居江西省乐安县谷岗。

七子瑞,字惟彰,又名城岗,居江西省乐安县增田库夏。

八子琰,字惟渊,又名粟岗,由豫章西山徙江西丰城袁渡。

九子琛,字惟宝,又名枥岗,由乐安枥岗徙浙江衢州的龙游。

瓘的后人散居崇仁、乐安、宜黄、临川杭村莲源、金溪、吉安外湖、福建将乐等地。琰的后人散居丰城袁坊、南丰新城、金溪、都昌、福建邓家山、荆州靳水、公安等地(以上论述见《大治谱》六修本、袁荣程《寻根问祖百家姓》及莲源《莲源谱》十四、十五修本)。

 

《古城谱》扉页上汲九公的四句话说得明白:莲源袁本是克山袁,共是丰城一脉传。只为吾氏分两户,因此族谱不同编。这“一脉”应指的是敖公一脉,原任长沙府尹(相当于知府官吧!)但不知是敖公的第几个儿子的后代,就有点费解了。如果说庚七公是与莲源有关的,那是瓘公的后裔。如果说庚七公是与丰城有关的,那是琰公的后裔。可是《临江谱》的“宋大司马官崑山公妣汪大恭人”一句,又让人认为庚七公是琛公的后裔了。查崇仁县《增田谱》云,始祖鳌字巨卿,宋赠大司马,妣陈大恭人。九子琛,字朝玉、号崑山、名惟宝,宋大司马,妣汪大恭人。而《潮汕谱》说袁琛,字朝玉,号崑山,官至大司马。原籍浙江衢州龙游县。但妣的是吕氏,而不是汪氏。而且将其父敖公写成鳌公了。

 

说自已是敖(鳌)公的后代的证据,除了《临江谱》、《古城谱》的开头语之外,还有第八修《白砂谱》说白砂满珊公裔鲁生公房十二世秉周公之第三、第六子元超、元育等曾为江西乐安县增田大宗祠前后捐资,称鳌公祠分派九房,一房徙入闽汀杭邑,崑山祠支始祖系鳌祖十三世裔等,云云。

经查《袁氏联修族谱》(大本堂)载,清朝道光十年(1830年)福建上杭秉周公捐洋钱拾元、上杭昆山祠芳槐先生(元超之子、秉周之孫)捐洋钱伍元。增田鳌传九岗列排神位中,廿四世太学生名礼字秉周、泮林先生妣邱氏孺人(昆山祠支以满珊公为一世祖,传至秉周公为十二世,今按自鳌祖至满珊公系十三世,传至秉周公乃为二十四世也);廿五世太学生元超公名桂字卓停先生(秉周三子)  妣黄、曾、吴孺人。同治四年(1865年)袁州大宗祠因毁于兵燹,族叔伯二人携谱来杭,十三世元育公(秉周六子)题捐有银三十两。可见,秉周公祖孙三代捐了钱、认了祖、也列到大宗祠的神位上,堂堂皇皇成了鳌公的子孙了。

 

白砂修七谱时的“知单”明白称:“溯吾祖自江右而来闽汀,约以三十年为一世计,当因炎宋末年遭蒙古之难,由江西袁州府而来。前清同治四年乙丑袁州大宗祠因毁于兵燹,族伯叔二位携谱来乡……以大宗祠分派九房,一房徙入闽汀杭邑。”到了2001年,《潮汕谱》主编袁铁芳来到上杭城,下榻上杭大酒店,打听到隔壁就有袁氏族人居住。待袁肇模先生拿出《临江谱》的复印件,他们喜出望外并于翌日直奔白砂中洋村找昆山祠。他们说,上杭袁氏是从潮汕传去的,因为白砂忠公祠堂边上有个崑山别墅,是纪念崑山公的,即为证据。在《潮汕谱》中,袁铁芳写道:“福建省上杭县白砂镇袁氏满珊公房和庚七公房均系我昆山公之裔孙。满珊公为我族第十二世孙,后裔分布在上杭县的白砂镇、中都镇和蛟洋乡等地。加上临江镇庚七公裔孙,现在上杭县有我族裔孙共5000余人”。并且该谱把上杭袁氏族人统归为潮汕繁衍出去的,说是鳌公第十二世孙亢二公从潮汕地区搬到福建。经查《增田谱》称,满珊是敖公的十三世孙。实际上,如果满珊真是敖公的后代,应为十五世孙。无论是临江的族人,还是白砂的、长汀古城的族人都说是敖(鳌)公的后裔,江西乐安增田和广东潮汕的族谱都把上杭的袁氏族人列入了敖公的后裔。看来是袁敖的后代无疑了。

 

可是翻查白砂袁兆湘、袁应元、袁启科等先生于1998年参加袁荣程在江西南康联合各地出的联修本《汝南谱》,林林总总以民国二年(1913年)赣祠赣吉十四县《袁氏合修族谱》基祖,即袁昌传袁安世系和袁璋传袁滂世系至五十七世共288个基祖,似乎囊括了大江南北的袁氏族人,“极其现代完善的续编程式经典”(该谱序所说)。这本《汝南谱》却把上杭袁氏族人归到袁清隐的后代了。《汝南谱》从最早始祖庄伯辕起宗,袁鳌是三十八世,袁清隐是五十三世(所以该谱的可信度要打个大问号?)

 

袁清隐,法名庆十二郎,字辉鹦,人称白眉公,生于元至元二年丙子(1276年),进士出身,官至河南布政使,葬于广东河源市龙川县境内。妣游氏,继妣曹氏。共生子十八,女一。第十一子谷清,名煌甫,生于1320年7月,妣陈、何氏,生子四:崇广、崇清、崇万、崇仁。崇广居江西龙南,崇清居上杭白砂,崇万居宁化葛藤凹,崇仁居广东兴宁。第十二子谷明、第十三子谷微分别生于1322年9月和1324年11月,都住福建长汀府上杭县。谷微后徙嘉兴府秀邑立业,元朝末年又徙龙南县金钩。生子六:逸庵、宝仁、宝义、宝礼、宝智、宝信。虽然袁鳌、袁清隐有相同的上祖——袁滋,但从袁滋下一代即三十六世开始他们就不同支了,滋公(35)——郊公(36)——皓公(37)——鳌公(38);滋公(35)——实公(36)——济刚(37)——又余(38)——信芝(39)……仕鹗(52)——清隐(53)。可见如果是袁鳌的后代,就不可能是袁清隐的后代;反之,亦然。

 

幼时曾常听长辈说到,来上杭开基的是白眉公的后代三兄弟。这三兄弟是清隐的儿子谷清,谷明,谷微吗?也许,他们早先听过或见过民国二年修的《袁氏合修族谱》的记载。虽然后来民国拾年(1921年)江西《修水谱》(卷三)把庚七、淑肩公归为谷昌公的后代,但也是清隐公的后代,不过谷昌是清隐次子罢了。“清隐公次子华甫,字谷昌,娶邱氏,生子友仁;友仁,字以贤,娶张氏,生子庚七;庚七,娶彭氏,生子惟四;惟四娶娄氏,生子顽七;顽七娶刘氏,生子淑肩;淑肩娶刘氏,生子汝端;汝端娶邱氏,生子希伦”。暂且不论庚七公与清隐公是同时代人,此谱如何把他变成清隐的孙子了?只说《汝南谱》又如何把友仁变成清隐公五子谷政的儿子了,谷昌又变成八子且有五子:友能、友盈、友义、友礼,友智(但义、礼、智三公的世传未录)。同时,《汝南谱》还把满珊按上两个父亲,一个是崇清之子(56世),另一个是吉荣之子(55世)。吉荣是邯公后代,邯公与实公同辈的兄弟。不同支的叔伯兄弟有同一个儿子,他们生活在不同地方如何有过继关系?可见1998年江西南康出的《汝南谱》是错误百出的。

 

从现有的文字资料看,似乎是从丰城迁徙来的且是袁敖的后裔,这是《临江谱》和《古城谱》比较一致认定的,因为淑肩的前三代祖庚七公正好对接上敖(鳌)公的第十二代。但《白砂谱》没有最后确切认定。因为手头没有滋公(字德深)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的首本《汝南袁氏族谱》,也没有清朝雍正癸丑年的江西合修族谱,再加上无法较大面积采集江西袁氏族人和本地族人的DNA进行检测比对,所以目前难以确定闽西袁氏族人究竟是袁鳌的后裔还是袁清隐的后裔。留待将来科技更发达(DNA技术更方便和便宜时),文字资料更齐全时做最后结论。

 

三、闽西袁姓族人之间的关系

 

如前《上杭县志》《杭川风物志》所述,上杭境内的袁氏族人都是从宁化石壁来的且是同一祖先(至少是同一族群)。于是乎,就有了旅台老人袁文麟先生的“证诸县城岗背街袁氏宗祠奉祀的一始祖是庚七郎公,与中街袁氏总祠所奉祀的一始祖,亦是庚七郎公,皆与县志所载相符。定见是同一祖先庚七郎公南迁来杭,各房子孙分迁各乡居住了。”淑肩公房的祠堂,其实是原上杭临江岗背街老屋东边厅堂的中部有个香火堂,摆了些神牌位,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族人祭拜祖先的地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造成了新楼房,在原来的菓园一角建了一个“庚七公纪念堂”。估计文麟先生孩提时代经常在厅堂玩耍、记忆尤深,与祠堂结下很深的“缘分”,对祖先十分敬重,无怪乎当时从台湾屡屡发信呼吁不可毁祠造屋。中街袁氏总祠(现在的上杭县粮食局职工宿舍)奉祀的是七十郎满珊(昌贵)公,而非庚七公(见中街总祠记)。也许袁文麟先生记错了,因为两者都有个“七”字,再加上岗背街祖屋与中街总祠只百步之遥、每逢时节淑肩公房族人都去总祠祭祀。因为是“总祠”,所以在旧时讲究“宗族观念”的时代,,也认同七十郎为其先人之列。

 

目前,闽西境内袁氏族人主要集中居住在上杭、长汀两县。长汀县主要居住在:策武乡、古城镇。从上杭梅溪寨搬去的淑肩公房后裔居住在古城镇。策武乡于1877年首修《长汀谱》云:“始祖公万三郎,妣曾氏;二世祖十五郎,妣廖二娘;三世祖八郎,妣谢三娘;四世祖十七郎,妣曾七娘;五世祖伯益郎,妣张二娘(在宁化守祖),五世祖公—福寿郎,妣钟孺人(从宁化社背于皇元抵长汀因游南坑喜其山川,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占籍),五世祖叔—二十七郎,妣曾六娘,流传上杭白砂居住开族”。该谱前页还写上:“以上五代依宁邑(即宁化)会同里一都社背(现治平乡)在明洪武二年庚戌(1370年)正月望日抄謄流传永以为记也。”上杭县袁氏族人主要集中居住在白砂(包括牛栏科、大浦头、松柏林)、蛟洋及临江、旧县梅溪寨等地。正在编辑的上杭首本《袁姓志》记载,境内袁氏先后入杭有四支:福一郎族系(白砂牛栏科)、庚七族系(临江、旧县)、再兴族系(大浦头村和松柏林村)、满珊族系(白砂、蛟洋、古田等)。

 

从现有资料看,福一郎世系与满珊世系有比较接近的世系关系。宋末元初福一郎从江西袁州府水井角经宁化迁入上杭,先居白砂里张坑酒浆山上,后四世满琳(三十郎)迁白砂里九寨村,八世袁义又迁回白砂里大金村牛眼科。以福一郎起宗26代,以满琳起宗23代。满珊(七十郎)于明成祖年代初期从酒浆迁到竹子窠开基,现已传20代至25代之间(平均23代)。《白砂谱》八修本第64页旁支胜迹备考云:“考大浦头私乘所载,先始祖有祖忠一郎,妣吴氏二娘,由袁州宜春来至杭邑漳南道前居住。父念七郎,妣张氏,移张坑马湖塘大屋厦居住。伊始祖九十郎,妣刘氏,系第三房,今与松柏林同派。其长房三十郎,妣张氏,今牛栏窠一派。据称吾始祖七十郎为第二房一派。再查九十郎生于永乐十年,卒于成化十三年(查得:1412-—1477),与吾祖年代亦相仿。而其后五世与吾二世同行,六世与吾三世同行,推其排行世次相隔已逾三代,故今亦未敢为的据也。又袁敬轩先生私承所载,以为牛栏窠一世满琳公,二世景字同行,三世宗字同行,故有当日不是同父必是同祖之疑。”但查仁风堂出的《建籍袁氏族谱》,满珊与念一郎同辈,比三十郎低了一辈。并有一行小字说明:“此白砂分支修谱断远就近在籍子孙之始祖实为湘楚合族据谱查明统宗之第三派祖 七十郎(满珊)”,并称子五:除景鲜、景泉、景荣外,再加景豫、景容(移外省)。近来查袁怀金先生手抄的私乘世系,除江西的福一郎、二满郎无考之外,从念七郎开始至盛公共十代人的世系在《建籍袁氏族谱》本中都可以查到。

 

如按《长汀谱》计算,明洪武三年庚戌(1370年)抄传,福寿郎洪武14年即1381年定居长汀策武南坑,以40岁左右去开基,则福寿郎生于1341年左右,而二十七郎则为1343年左右出生。万三郎为1220年左右出生,即为宋宪宗嘉定十三年庚辰。假定:

如果二十七郎1343年左右出生,按照江西省万载县族人袁汀凤先生于1998年撰文推算满珊公生于1370-1408年之间(平均数为1379年),按一代人30岁左右计算,二十七郎为满珊之父辈无疑。

若《长汀谱》记载准确的话,那么二十七郎是满珊世系、牛栏窠念七郎世系的祖先。淑肩公与满珊是同时代人,二十七郎从时间上(代数的年份上)也与淑肩世系的上代顽七相仿。作为上代的二十七郎、念七郎、庚七公是否为同一个人?也是可以探讨的。二十七在古代写成廿七,读“念七”。当年我和袁富昌先生几个研究者也讨论过。而庚七,是否“廿七”书写时误成“甘七”,旧县梅溪一带客家话的“甘”字音同“庚”字,于是“二十七”——“廿七”——“甘七”——“庚七”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二十七郎公是大家共同的祖宗,也就有袁文麟先生的岗背街祭祀的与中街总祠祭祀的是同一祖先,也就是《上杭县志》说的“始祖于元末自宁化石壁迁杭”。但是繁衍的代数和排序上就有点小问题了。

 

仔细研究大浦头、松柏林世系就感到有点茫然。一是江西来的世系两者不同:松柏林私乘说一世十郎,二世百四郎,三世千六郎;大浦头私乘说先始祖有祖忠一郎。二是福建世系从再兴、刘胜、华良传至福琳。把福琳、桂琳与满珊、满琳同辈算。再兴公从江西袁州府罗村李屋背经宁化迁杭白砂里牛屎坪(现名旧县铁場),后到大浦头。这与2000年白砂族人袁兆湘先生对宁化、长汀排列的世系不同,再兴公下一代就是三十、七十、九十郎,而再兴的上一代则为二十七郎公。袁兆湘先生说二十七郎,妣钟氏,在旧县牛屎坪(铁场)开基,生一子再兴公。但是《长汀谱》是说“二十七郎公,妣曾六娘,流传上杭白砂居住开族”。这里又是三个问题,一是妣的夫人不同,二是开基地点不同,三是二十七郎与三十、七十、九十郎等人是什么关系?也没有说清楚。大浦头、松柏林世系因为没有正规的谱系,而且代数推算也不对号,根本无法与哪个世系对应。当然《长汀谱》的准确性也值得怀疑,因为该谱是《白砂谱》首修后100年才修的,从宁化来的依据何在?按照《汝南谱》,只有崇万居宁化葛藤凹,没有万三郎的名字,难道万三郎就是崇万?但是,代数对不上号,崇万与崇清同辈,是满珊的父辈。现在宁化社背(现治平乡)本土已经没有益郎公的后人了,只有一二户散居别乡。也有说,现有的人是从长汀搬去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宁化县袁氏族人到白砂来抄族谱带回。

 

究竟来上杭县开基的袁氏先人是谁?如前所述,历代老人传说为袁氏三兄弟。这三兄弟究竟是谁?按照《汝南谱》是谷清、谷微、谷明三兄弟;按照《临江谱》是汝端、汝鑑、汝竭三兄弟;按照《白砂谱》中街总祠记云:“七十郎公生三子,长景鲜公,次景泉公,三景荣公,三房衍派迄今”。如按《汝南谱》说,谷字辈三兄弟是比满珊、淑肩还上几代的人物,而且他们是清隐公的儿子,而不是敖公的直接后裔。如果现在我们从上杭乃至闽西境内的袁氏族人繁衍的代数逆推的话,那可以看到平均每支袁氏族人从各自的开基祖开始,平均繁衍了二十三、四代左右。白砂中洋等以七十郎(满珊)起宗繁衍至今平均23代,牛栏窠以三十郎起宗繁衍至今已23代,临江以淑肩公起宗繁衍至今已23代,大埔头和松柏林以再兴公起宗繁衍至今也已23代。

 

综上所述,这些开基祖大约都是元末明初出生的人物,成年后在上杭独自开门立户。我们的先人很讲团结,把来杭的不同支派的族人称之为“兄弟”。我们也不妨把四支袁氏族人的开基祖分成“三兄弟”——满珊世系(含牛栏科房及蛟洋、古田)、淑肩世系(含梅溪、长汀古城)、再兴世系(含松柏林)。长汀策武的族人极有可能是满珊世系,也不排除是再兴世系。

 

四、结语 

 

南宋末年,金兵南下,大批中原、江淮百姓流离失所,纷纷南迁闽粤赣三角地区。元朝执政不到百年,烽烟四起、群雄角逐、民不聊生,大量的流民经过闽赣交界的建宁、宁化石壁等隘口又峰涌进入相对偏安的汀州府境内。这是一个社会的大动荡时期,也是我国人口的又一次大迁徙。从江西向闽西迁徙的客家移民大军中,就有我们的袁氏先人举族南迁来到杭川大地,从此开始新的休养生息。

 

上杭县境内山高林密、物产丰富、风光迤逦、气候宜人,更有大江小河通航方便,是古时理想的“桃花源”之地,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早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置汀州时,长汀县治就在现在的上杭临城镇九州村(古称长汀村)。到天宝元年汀州改为临汀郡时,郡所也在九州村。后来复改汀州时才从九州村搬到现在的长汀县境内。到了宋朝淳化五年(994年),上杭由場升县,二年后县治亦由今永定的高陂迁入上杭鳖沙坑(今白砂碧沙村),五年后迁语口市(今旧县全坊渡口处),1027年迁钟寮場(今才溪荣石村),1168年县治徙来苏里郭坊(今临江镇)至今。

 

若以25~30年为一代计,大约前650年左右,也就是1360年左右,即元末明初这些袁氏先人们先后出生。他们随着父兄或自己成年后来到上杭。或许有更早的袁氏先人到上杭,但是他们的后人也就以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作为新的起点来续写族谱了。

修谱在每个家族中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务,不是随心所欲、胡编乱造的事。1777年白砂袁氏的佼佼者维丰、养正公等人在首修《白砂谱》时,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也是事实求是的。由于没有旧的谱牒依据,他们没有把名人拉来作“祖宗”。只是写实地从开基中洋(竹子窠)的满珊作为始祖。每房每支都希望找到自己真正的祖先,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也缺乏实物(古墓、祠堂等)证实,所以历代(尤其是清朝以来)都在想方设法与江西的袁氏“挂钩”,希望找到自己本房本支的祖宗(尤其有点知名度的人物),但是这种努力有时就会引出荒谬,因为历代前往江西参加编写族谱的人或返迁江西的族人难免受学识和资料的限制把不准确的信息带入,于是乎就有不同的版本族谱和不同的来源,从而扰乱了真正的源头。比如,民国十年《修水谱》中还有记载袁庚七的十二世孙承万(康熙五十九年生,乾隆三十七年殁),妻陈氏葬上杭县,生三子元龙、元凤、元高(他们是否与秉周公之子元超、元育同辈?或是否来苏一房的连高?或许其他人用的别称?)。但细算一下,若以庚七起宗,就差了三四代人的辈份。按照《修水谱》,承万生于1720年、殁于1772年,对照淑肩房是十六世振福(生于1727年)的前后年代,而《修水谱》写成十二世了。可见,差错是难免的。

“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家谱、房谱、族谱、宗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乘)之一,是国家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是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都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立谱修牒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国泰民安,只有在丰衣足食之后才会有文化的需求。一个动乱的社会,一个动荡的年代是不可能做到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多部委曾多次发文要求重视和发掘家族史的收集整理工作。家乘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家谱、房谱、族谱、宗谱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谒祖、增强民族凝聚力、统一祖国、实现中国梦有着独特的积极意义。

 

编 注:以上仅供参考。文章来自客家祖地网,原标题“闽西客家袁姓源头初探”。作者袁德俊系三明市政协原主席、三明市客联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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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洋袁氏祠堂——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神秘古祠

2017-12-16 袁光荣 世界袁氏宗亲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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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东柘荣县乍洋乡溪口村的袁氏祠堂里,悬挂着一块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题写的牌匾。据传,当年李宗仁之所以为袁氏家族信笔挥毫,是因为他把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和闽东乍洋的溪口混为一谈。为了解这个历史谐趣,我们饶有兴趣地前去溪口“考古”,得以赏阅当地的景物、人物与风物。

乍洋袁氏祠堂
        “一径竹荫云满地,半帘花影月笼纱。鱼翔浅底明如镜,鸟鸣苍穹绿如兰。”这阙七绝一直被用来描述乍洋的真山真水真性情与溪口的古桥古风古文化。乍洋乡地处闽东北国家生态示范区柘荣县的东部,是生态柘荣的“竹海茶乡”,溪口则是锦绣乍洋的人文古村。这里的袁氏始祖源于唐代,由河南迁徙而来,崇文习武、耕山种地、诗礼传家已历42世。袁氏宗祠里那些斑驳沧桑、耿介拔俗的古牌匾,足以隔着岁月的屏风,将既往的陈年旧事娓娓道来:三条路、四枯井,武秀才、文举人,李宗仁、萨镇冰……与纯朴憨厚的老农促膝畅饮村醪佳酿,酒酣耳热之际便有了源源不断的精美传说与玄妙生趣的风云逸事,就如那条亲昵昵环绕在村边的小竹溪一样,曲曲弯弯清清亮亮明明澈澈汩汩咚咚。“三条路”已经草莽丛生,但延伸历史的三行石阶仍能将古代文官武将衣锦还乡时的繁华显赫与得意洋洋浓缩其中。据乡贤袁亦柳、袁宗开介绍,“三条路”中最宽敞、最中心的一条为官道,两旁则是供从属与仆人行走的便道;在古代只有中了状元、探花和榜眼前三甲的儒人武士才有资格走这样风光十里八乡的“三条路”。“四枯井”不枯,其实是官道旁的“饮马井”。武秀才早已驾鹤西去,但他当年练功行武的旧石锁依旧寂寂躺在厅堂里听风沐雨。文举人并未给我们留下一些不朽诗作,只有那些挂满堂屋的“文魁”牌匾,隐隐透露着这儿原本是书香门第。已经有很多乡亲讲不清楚李宗仁、萨镇冰与袁氏宗族的关系,但袁氏宗祠里那些龙飞遒劲、力拔太姥的墨宝真迹,却分明昭示着国民党与溪口的历史渊源关系并不简单。在一个年代久远的宗祠里遗留几多传家墨匾并不稀奇,但一些民国政要诸如李宗仁、杨树庄、蒋光鼐、萨镇冰、何宜武等人的赠匾齐聚一祠,就不免有些耐人寻味了。溪口村的袁氏宗祠里,就同堂悬挂着他们题写于不同年代的匾额。关于这些已经斑驳古朴但仍历历传神的字匾的来历,溪口村里的老少们大都无法予以明晰,但是对民国代总统李宗仁题写的“世泽绵长”的贺匾,却普遍认同是当时此地的国大代表进京选举时向李先生讨得的。那时大江南北的国大代表何其多,为何李大总统唯独赠字予他?对这一疑问,更为风趣的说法是李宗仁将乍洋的溪口与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混为一谈。我想,即使果真如此,那么前后三任的福建省长杨树庄、蒋光鼐、萨镇冰的题字难道也以讹传讹,步其尘后吗?

据《袁氏宗谱》载,溪口的袁氏始祖于唐朝由河南迁徙而来,迄今已历42代,繁衍子孙两万多人。翻开溪口袁宗的历史,不难发现此族原本英雄辈出、代有贤人。但柘荣的袁姓更喜欢把“皇明开国功臣”袁天禄作为自己的祖宗来加以叩拜。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波及福建,乍洋溪口的袁天禄兄弟组织地方武装“泰安社”协助元朝政府镇压起义军,官至“中顺大夫、福建义兵征行元帅和行省左丞”。后来朱元璋战火逼近福建,经审时度势,为免乡土遭受兵祸,袁天禄“遂密遣古田县尹林文广往金陵纳版图礼款,归顺朱元璋”。朱元璋对袁天禄的归附大加赞赏,赐书褒嘉。

袁天禄向朱元璋交纳贡款后的次年,就以母亲年迈为托词,私自率兵回柘洋(今柘荣)。抗旨之后,为防不测,他征集社兵,在柘洋柳营砌石为城,在一年内建成周长861丈,高1.5丈,厚1丈的城堡——柘城。城堡的城墙用毛石和河卵石砌造,周长2520米,高4.5米,厚5.1米,上有巡行道、女儿墙,东南西北分别设置宣寅门、纳福门、拱仙门、迎龙门和小北门5个城门,其中南向的纳福门外还加筑了“瓮城”。历经数百年历史沧桑,柘洋城堡现仅存东向的宣寅门以及龙溪东岸的两段城墙,全长226米。柘城(即下城)是闽东建筑最早的一座石头城,这座石城与后来在明朝嘉靖年间修建的“东新安堡”,也就是现在的上城隔溪相望、互为犄角、彼此呼应,形成了全国罕见、福建唯一、闽东最早的石构城堡——柘荣“双城城堡”。柘荣县的城关镇被称作“双城镇”,历史的由来就在于此。“先代贻谋由德深,后人继述在书香。”袁氏宗祠的龙柱上还有这样一副警世对联。这足以说明自明朝以后,天禄之后及其旁系的后代,已经开始由行兵尚武转向舞文弄墨了。宗祠里不乏“文魁”、“选魁”一类清代牌匾,清廷给这个家族许多中举后生和长寿先生的赠匾挂满了宗祠四壁。有道光年间的“历世重光”,有光绪年间的“天赐纯瑕”,有嘉庆年间的“望重成均”,也有咸丰年间的“松筠柏操”,等等,还有一匾也许更有文物价值,上面标有道光皇帝“圣旨”的“节孝”牌匾。李宗仁代总统的墨宝“世泽绵长”书于民国三十七年,而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的祝寿赠匾“梦赐遐龄”早在民国二十二年就送出了。另一位福建省政府主席、爱国将领蒋光鼐早在民国十年就为这里的寿星送来了“婺焕稀龄”的贺匾,由此可见,李宗仁的匾额系因“溪口”之讹而来之说基本可以否定。

据查史料,我更愿意大胆地推测,溪口的牌匾与袁世凯有关。乍洋溪口的袁氏由河南迁徙而来,而北洋军阀首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恰恰是河南项城人。也就是说,溪口的袁姓与河南的袁姓同出一脉,应验了宗祠里的一副对联:“乔木发千枝,岂非一本?长江分万脉,总是同源。”袁世凯担任北洋军阀集团首领期间,后来为溪口题匾的海军耆宿萨镇冰被委任为筹备海军大臣和海军提督。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期间,萨镇冰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海军总长。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萨镇冰曾奉命率海军前往镇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萨镇冰选择了革命。萨镇冰曾经给谢冰心的父亲赠过一联墨宝:“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从中不难看出萨镇冰的为人原则与处事风范。由此及彼,萨镇冰给袁家后代题赠贺匾也就可想而知了。

无独有偶,同样给溪口题匾的杨树庄,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也是袁的忠实部属,他曾任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他曾经给袁世凯打报告,提出成立海军军官俱乐部,后来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俱乐部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附近落成,达官贵人常常在此举行豪华的盛宴。袁世凯死后,以杨树庄中将和陈绍宽少将为代表的海军“福建派”迅速兴起。杨树庄的“福建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派,与袁世凯生前对他的器重不无关系。1924年前,杨树庄一直是福建省的实际统治者,其海军司令部就设在厦门。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其有恩,那么杨主席给袁氏后人题匾,就不在话下了。

杨树庄之后,爱国将领蒋光鼐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与袁家早有渊源,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其中不乏与之私交深厚者。后来虽然蒋光鼐参与“讨袁”兵败而逃,但他重新掌权后,堂堂正正,不做秋后算账之事。而且那时乍洋溪口已经成为闽浙交通物流要冲,系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国共内战时,溪口累遭兵火,房屋焚毁不计其数,清道光年间(1826年)修葺的袁氏宗祠也遭战火破坏。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期间,恰逢袁氏宗祠重新修葺,于是袁姓国大代表通过萨镇冰等国民党政要前往索字就成了可能,而李宗仁感念溪口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慷慨挥毫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乡贤袁亦柳、袁宗开介绍,关于《袁氏宗谱》比较有意义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589年。当时拥有“中宪大夫、广东按察司副使前刑部郎中大理寺”官爵的柘荣进士、黄柏人游朴游少涧,专门回到乡里为《袁氏宗谱》作序。1948年重修族谱时,柘洋袁氏国大代表袁登久受溪口乡亲重托,于国民大会间隙拜谒李宗仁代总统。目前的袁氏宗谱里除了李宗仁题字之外,时任民国最高法院高级检察官的何修敬、国防部史政局长吴石、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上海法院推事何宜武等10余名国民党政要均为《袁氏宗谱》题册志念。

有道是“胸中悬日月,笔底动风云”。由此可以猜想,乍洋溪口袁氏与袁世凯极可能有着血脉之亲,并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在特定的敏感期,溪口人在风云变幻的政治风险面前“三缄其口”,以致后人失去了对牌匾来由的了解。笔者饶有兴趣地撰写此文,抛砖引玉,期待学者前往考究,以更确切的说法揭开溪口古牌匾的神秘面纱。

(来源:“族谱网”,标题有改动)

乍洋袁氏祠堂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神秘古祠

2017-03-20 袁氏宗亲网
        闽东柘荣县乍洋乡溪口村的袁氏祠堂里,悬挂着一块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题写的牌匾。据传,当年李宗仁之所以为袁氏家族信笔挥毫,是因为他把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和闽东乍洋的溪口混为一谈。为了解这个历史谐趣,我们饶有兴趣地前去溪口“考古”,得以赏阅当地的景物、人物与风物。

 

        “一径竹荫云满地,半帘花影月笼纱。鱼翔浅底明如镜,鸟鸣苍穹绿如兰。”这阙七绝一直被用来描述乍洋的真山真水真性情与溪口的古桥古风古文化。乍洋乡地处闽东北国家生态示范区柘荣县的东部,是生态柘荣的“竹海茶乡”,溪口则是锦绣乍洋的人文古村。这里的袁氏始祖源于唐代,由河南迁徙而来,崇文习武、耕山种地、诗礼传家已历42世。袁氏宗祠里那些斑驳沧桑、耿介拔俗的古牌匾,足以隔着岁月的屏风,将既往的陈年旧事娓娓道来:三条路、四枯井,武秀才、文举人,李宗仁、萨镇冰……与纯朴憨厚的老农促膝畅饮村醪佳酿,酒酣耳热之际便有了源源不断的精美传说与玄妙生趣的风云逸事,就如那条亲昵昵环绕在村边的小竹溪一样,曲曲弯弯清清亮亮明明澈澈汩汩咚咚。“三条路”已经草莽丛生,但延伸历史的三行石阶仍能将古代文官武将衣锦还乡时的繁华显赫与得意洋洋浓缩其中。据乡贤袁亦柳、袁宗开介绍,“三条路”中最宽敞、最中心的一条为官道,两旁则是供从属与仆人行走的便道;在古代只有中了状元、探花和榜眼前三甲的儒人武士才有资格走这样风光十里八乡的“三条路”。“四枯井”不枯,其实是官道旁的“饮马井”。武秀才早已驾鹤西去,但他当年练功行武的旧石锁依旧寂寂躺在厅堂里听风沐雨。文举人并未给我们留下一些不朽诗作,只有那些挂满堂屋的“文魁”牌匾,隐隐透露着这儿原本是书香门第。已经有很多乡亲讲不清楚李宗仁、萨镇冰与袁氏宗族的关系,但袁氏宗祠里那些龙飞遒劲、力拔太姥的墨宝真迹,却分明昭示着国民党与溪口的历史渊源关系并不简单。

在一个年代久远的宗祠里遗留几多传家墨匾并不稀奇,但一些民国政要诸如李宗仁、杨树庄、蒋光鼐、萨镇冰、何宜武等人的赠匾齐聚一祠,就不免有些耐人寻味了。溪口村的袁氏宗祠里,就同堂悬挂着他们题写于不同年代的匾额。关于这些已经斑驳古朴但仍历历传神的字匾的来历,溪口村里的老少们大都无法予以明晰,但是对民国代总统李宗仁题写的“世泽绵长”的贺匾,却普遍认同是当时此地的国大代表进京选举时向李先生讨得的。那时大江南北的国大代表何其多,为何李大总统唯独赠字予他?对这一疑问,更为风趣的说法是李宗仁将乍洋的溪口与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混为一谈。我想,即使果真如此,那么前后三任的福建省长杨树庄、蒋光鼐、萨镇冰的题字难道也以讹传讹,步其尘后吗?

据《袁氏宗谱》载,溪口的袁氏始祖于唐朝由河南迁徙而来,迄今已历42代,繁衍子孙两万多人。翻开溪口袁宗的历史,不难发现此族原本英雄辈出、代有贤人。但柘荣的袁姓更喜欢把“皇明开国功臣”袁天禄作为自己的祖宗来加以叩拜。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波及福建,乍洋溪口的袁天禄兄弟组织地方武装“泰安社”协助元朝政府镇压起义军,官至“中顺大夫、福建义兵征行元帅和行省左丞”。后来朱元璋战火逼近福建,经审时度势,为免乡土遭受兵祸,袁天禄“遂密遣古田县尹林文广往金陵纳版图礼款,归顺朱元璋”。朱元璋对袁天禄的归附大加赞赏,赐书褒嘉。

袁天禄向朱元璋交纳贡款后的次年,就以母亲年迈为托词,私自率兵回柘洋(今柘荣)。抗旨之后,为防不测,他征集社兵,在柘洋柳营砌石为城,在一年内建成周长861丈,高1.5丈,厚1丈的城堡——柘城。城堡的城墙用毛石和河卵石砌造,周长2520米,高4.5米,厚5.1米,上有巡行道、女儿墙,东南西北分别设置宣寅门、纳福门、拱仙门、迎龙门和小北门5个城门,其中南向的纳福门外还加筑了“瓮城”。历经数百年历史沧桑,柘洋城堡现仅存东向的宣寅门以及龙溪东岸的两段城墙,全长226米。柘城(即下城)是闽东建筑最早的一座石头城,这座石城与后来在明朝嘉靖年间修建的“东新安堡”,也就是现在的上城隔溪相望、互为犄角、彼此呼应,形成了全国罕见、福建唯一、闽东最早的石构城堡——柘荣“双城城堡”。柘荣县的城关镇被称作“双城镇”,历史的由来就在于此。“先代贻谋由德深,后人继述在书香。”袁氏宗祠的龙柱上还有这样一副警世对联。这足以说明自明朝以后,天禄之后及其旁系的后代,已经开始由行兵尚武转向舞文弄墨了。宗祠里不乏“文魁”、“选魁”一类清代牌匾,清廷给这个家族许多中举后生和长寿先生的赠匾挂满了宗祠四壁。有道光年间的“历世重光”,有光绪年间的“天赐纯瑕”,有嘉庆年间的“望重成均”,也有咸丰年间的“松筠柏操”,等等,还有一匾也许更有文物价值,上面标有道光皇帝“圣旨”的“节孝”牌匾。李宗仁代总统的墨宝“世泽绵长”书于民国三十七年,而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的祝寿赠匾“梦赐遐龄”早在民国二十二年就送出了。另一位福建省政府主席、爱国将领蒋光鼐早在民国十年就为这里的寿星送来了“婺焕稀龄”的贺匾,由此可见,李宗仁的匾额系因“溪口”之讹而来之说基本可以否定。

据查史料,我更愿意大胆地推测,溪口的牌匾与袁世凯有关。乍洋溪口的袁氏由河南迁徙而来,而北洋军阀首领、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恰恰是河南项城人。也就是说,溪口的袁姓与河南的袁姓同出一脉,应验了宗祠里的一副对联:“乔木发千枝,岂非一本?长江分万脉,总是同源。”袁世凯担任北洋军阀集团首领期间,后来为溪口题匾的海军耆宿萨镇冰被委任为筹备海军大臣和海军提督。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期间,萨镇冰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海军总长。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萨镇冰曾奉命率海军前往镇压。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萨镇冰选择了革命。萨镇冰曾经给谢冰心的父亲赠过一联墨宝:“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从中不难看出萨镇冰的为人原则与处事风范。由此及彼,萨镇冰给袁家后代题赠贺匾也就可想而知了。

无独有偶,同样给溪口题匾的杨树庄,在袁世凯统治时期也是袁的忠实部属,他曾任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他曾经给袁世凯打报告,提出成立海军军官俱乐部,后来在袁世凯的支持下,俱乐部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附近落成,达官贵人常常在此举行豪华的盛宴。袁世凯死后,以杨树庄中将和陈绍宽少将为代表的海军“福建派”迅速兴起。杨树庄的“福建派”之所以能够成为海军中实力最强的一派,与袁世凯生前对他的器重不无关系。1924年前,杨树庄一直是福建省的实际统治者,其海军司令部就设在厦门。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其有恩,那么杨主席给袁氏后人题匾,就不在话下了。

杨树庄之后,爱国将领蒋光鼐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蒋光鼐与袁家早有渊源,袁世凯有妻妾10人,生子女32人,其中不乏与之私交深厚者。后来虽然蒋光鼐参与“讨袁”兵败而逃,但他重新掌权后,堂堂正正,不做秋后算账之事。而且那时乍洋溪口已经成为闽浙交通物流要冲,系国民党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国共内战时,溪口累遭兵火,房屋焚毁不计其数,清道光年间(1826年)修葺的袁氏宗祠也遭战火破坏。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期间,恰逢袁氏宗祠重新修葺,于是袁姓国大代表通过萨镇冰等国民党政要前往索字就成了可能,而李宗仁感念溪口作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慷慨挥毫就更在情理之中了。

乡贤袁亦柳、袁宗开介绍,关于《袁氏宗谱》比较有意义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589年。当时拥有“中宪大夫、广东按察司副使前刑部郎中大理寺”官爵的柘荣进士、黄柏人游朴游少涧,专门回到乡里为《袁氏宗谱》作序。1948年重修族谱时,柘洋袁氏国大代表袁登久受溪口乡亲重托,于国民大会间隙拜谒李宗仁代总统。目前的袁氏宗谱里除了李宗仁题字之外,时任民国最高法院高级检察官的何修敬、国防部史政局长吴石、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上海法院推事何宜武等10余名国民党政要均为《袁氏宗谱》题册志念。

有道是“胸中悬日月,笔底动风云”。由此可以猜想,乍洋溪口袁氏与袁世凯极可能有着血脉之亲,并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在特定的敏感期,溪口人在风云变幻的政治风险面前“三缄其口”,以致后人失去了对牌匾来由的了解。笔者饶有兴趣地撰写此文,抛砖引玉,期待学者前往考究,以更确切的说法揭开溪口古牌匾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