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皖南事变中牺牲最悲壮的新四军将领

袁国平1936年于延安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事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6日,当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人奉命北移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8万余国民党军队围攻。我军被迫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大部分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冒死请命,被国民党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暗害。万分危急之际,一位负责军队政工的将领挺身而出,率余部继续北撤。激战中,他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弥留之际,为不连累战友,他悄悄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颅,成为“皖南事变”中牺牲得最悲壮的我军高级将领。他,就是被毛泽东亲自推荐到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 继续阅读“袁国平:皖南事变中牺牲最悲壮的新四军将领”

地下交通情报总站站长袁文超、副站长袁西成

(5)金单、丰鱼站(后改为丰县站):

站长袁文超(汝广),副站长袁西成

资料来源:

湖西地区交通情报系统概况

发布时间:2011-10-26 作者:江苏网友

湖西地委交通组织

19415月,湖西地委决定建立党的交通机构,在地委组织部设立交通科,县委组织部设立交通股。其主要任务是传递党内秘密文件、护送过往领导干部。

湖西地委交通科科长张晓光,秘书徐涛,交通总站站长王维胜,并逐渐配备了交通员,不久,将地委交通科(站),县委交通股(站)建立健全起来。

湖西地委交通总站设在田老家(单县曹马区),站长王维胜,驻站交通员吴光亮、张玉振(后调夏镇,沛县鹿楼寨前李庄人),傅建德、李朝月、张体相与单县、金乡、丰县站联系。经常随机关活动的是张晓光、徐涛和两位交通员。以后分站建立了县站。

1、单县交通站:负责人由县委秘书兼,并调傅建德当交通员,后又配备了2个交通员。县和区的交通情报点以及联系办法由交通股负责办理。

2、金乡县交通站:建立后调李朝月给总站当交通员,并配备了2名交通员。

3、丰县交通站:建在丰北水坑涯,刘唐明任交通股长,张体相为交通站负责人,同时配备2人为交通员。

4、沛铜县交通站:先在华庄汪永昌、侯福荣家建立了湖西地区的交通联络点,汪永昌、侯福荣夫妇担任沛铜县交通联络员,吴光道(沛铜县委成员)调张玉振、吴光亮为湖西地区总站交通员;后在张守俭(区分委书记)帮助下在鹿楼南石婆张庄(今石婆庄)胡玉岭家建立了交通站,作为总站的一个联络站(落脚点),胡玉岭跑干线,负责过微山湖后至单县途径鹿楼南、北的交通干线。

5、沛滕边夏镇、南庄交通站:交通站负责人张玉振,负责鲁南与湖西沛铜小张庄(即石婆张庄,今石婆庄)胡玉岭的联系。

6、沛北交通站:沛北卜楼张文萃在小陈楼建联络站,沟通与鲁南的联系。

194110月,湖西地委决定党内交通科与专署交通局合并,张晓光任交通局长,王其显任副局长,业务性质不变。

19438月,地委决定在交通干线上成立武装交通队,周化民任交通科副科长兼武装交通队队长。他一到职就抓了巨南与水西接头站的建设,在王水坑点上又增加了孙庆堂(收发)、蒋裕德两个交通员,并在刘楼设立秘密联络点,还明确张林昌、蒋裕德为武装交通队员。另外,在金南马庙附近的小程楼程xx家设中间站(连接田老家),确定傅建德、侯茂勋为西干线武装交通员,吴光亮、李朝月为东干线武装交通员。

19453月,地委再次决定专署交通局与地委交通科合并,张晓光任局长,李抱朴任副局长,下设交通股,张盛昭任行政股长,张仁龙任收发股长,另有七、八个工作人员。

湖西军分区情报站

1941年冬,成立湖西军分区,司令部下设侦察股和情报站,李大中任分区侦察股长兼情报总站站长,王其显任总站副站长。情报总站隶属于分区侦察股,参谋肖剑飞、裴盛德。不久,各县情报站相继成立,王其显任情报总站站长。情报总站有协理员赵运隆,干事郭宝宪,文书赵桂英,测图员穆子谦。

1943年春改建情报总站,站长王其显,副站长张北辰,指导员赵运隆。同年,张北辰任站长,总站人员有:文书於文波(现名余微波),外勤干事王维臣、王子贞、黄杰。侦察排长先后为郝风阳、陈清法、冯锁林。管理员郝景田(郝风阳之父,1945年牺牲)。还有侦察员若干人,张庶民(淮海战役时牺牲)、张清民(在上海离休)。

1、各分站、县站组织情况(1942—1945

(1)单虞站(单西南站):

站长陈雷,副站长郭宝宪,文书朱敦法。

(2)单砀站:

站长侯焕民(自卫战争中湖西军分区二股参谋主任,主管湖西地区情报工作),副站长李新正,文书於文波(短期)。

(3)单县站:

站长李刚、时克堂,单县城内潜伏人员:王子贞及其爱人刘素华。王子贞曾拜单县伪军司令“黑杂九”(陈万福)为师,任伪军仓库副官,后身份暴露回总站任外勤干事。

(4)金乡站:

站长辛成吾(1941年)、张北辰(1942年),后为孙标。副站长王子文,外勤干事王维恭、王维臣,文书於文波。金巨分站站长王成才。

(5)金单、丰鱼站(后改为丰县站):

站长袁文超(汝广),副站长袁西成,文书於文波。

(6)丰沛分站:

站长魏xx(抗战中牺牲)

(7)微山湖战略情报站:

站长丁复亮,潜伏徐州城里的有:赵金楷、刘兆才(毓华)。外勤干事王锡文、王锡昌,联络员邱明声,文书赵英,后为於文波。1945年丁复亮调回分区,站长郝景田,联络员冯兴祥。

(8)沛铜县站:

站长刘存忠,干事於文波,文书徐学文,侦察员陈殿威。

(9)鱼台县站:站长宋哲。

219458月日军投降后

随着地方部队升编为主力兵团和挺进东北、中原,情报部门相应撤销,分区参谋部侦察股兼做情报工作,人员变化很大。

湖西军分区司令部二股(侦察股)股长张北辰、侯焕民,侦察参谋吴清卓,测图员朱敦法、於文波。

31946年到淮海战役在湖西坚持斗争的同志

湖西军分区参谋长罗林,湖西军分区参谋主任侯焕民,情报总站站长袁文超,侦察参谋刘毓华、王维恭、邱明声,李道杰等。

4、敌工情报站

1942年底,湖西地委派李冰、王家襄、阎振华、裴盛德等组成徐州地下情报组,同时在济宁也派出了敌工组。

解放战争期间

湖西地委提出加强干线交通建设:(1)交通局与交通科分开,张晓光回地委组织部任交通科长,李抱朴仍任专署交通局长,原班人员不动;(2)加强干线武装交通队的工作,周化民调军分区情报科工作,另调李兴勤任交通科副科长兼武装交通队队长,调蒋继功、蒋中胜、李广银、殷焕文、徐德胜等充实干线工作;(3)解放战争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交通干线的畅通,并重新调整力量,将16名交通员组成2个班其中干线班9人,干线武装交通班长蒋继胜,队员有孙庆堂、蒋裕德、张林昌、殷焕文、李朝月、吴光亮、徐映红等。原则上跑西线的5人,并兼管金乡、成武两县联系;跑东线的固定2人,遇有特殊情况随时调配。负责机关与各县站联系的全班7人,班长傅建德,刘德胜到秘密联络点负责联络工作,队员有:蒋中胜、李广银、侯茂勋、王守法、张明祥等,其余同志跑单县、丰县、华砀、鱼台的联络,战斗吃紧时,交通科决定,徐涛带收发小张和2名交通员随地委活动,负责情报交通联系;李兴勤带武装交通队负责干线工作;张晓光、王维胜、傅建德等共6人负责全局联系,并安排各县交通股(站)的工作。

刘邓大军发起鲁西南战役后,建立了临时交通站,为前线服务。1945年初,沛县情报站站长王益民;1946年初,重建沛县情报站,站长不详;1948年沛县情报站长李克俊。

                                —节选冀鲁豫党史资料

四川情报站派遣工作琐记(上)

2010-07-22 17:05阅读:235
四川情报站派遣工作琐记
刘存忠
1948年冬,我在冀鲁豫湖西军分区任情报参谋。徐州解放后的第二天,组织派我到徐州处理多年来情报工作中的善后工作,在此期间接到了中原军区的命令,调湖西军分区情报总站站长袁文超同志和我到中原军区情报处工作,并派人来接袁文超同志先去开封报到。我交待了徐州的工作于3月中旬到达开封,同行的还有徐州的派出关系杨传鼎同志。当时情报站住原河南省高等法院院内,我和袁、杨三人共住了20多天,也是好多年来较长的一次体息。到了4月上旬情报处科长李文彬、王革非同志找我们谈话,并通知我们:组织已决定袁文超同志到中原军区江汉情报站任副站长,刘存忠到中原军区四川情报站任派遣参谋,杨传鼎同志随袁到江汉站工作,并准备很快到达工作岗位。我们于4月中旬由开封出发,同行的还有7、8名情报处到开封训练的学员,坐火车到郑州转许昌,然后步行,到了驻马店时,我军早已过江。我们走一段路,坐一段火车,断断续续到达鸡公山四野12兵团,然后12兵团部用汽车送我们到江汉军区,于5月中旬到达江汉情报站驻地,在沔阳以东地区的彭家场,分在江汉站的同志到了终点,四川站的同志没有多停,继续向西走,经沔阳到达沙市东北地区。情报站在农村活动,当时这一地区发大水,村与村之间都要坐船,庄稼全部被淹没,群众生活很苦,又是新区,给情报站活动带来很大的困难。
四川情报站是在不久前从江汉情报站分出来的,由原江汉站副站长李奋同志任站长,高杰同志任副站长(9月间在宜昌到职),王治华(红军)和杜炎同志任交通参谋,我任派遣参谋,配有交通员若干人,电台一部。四川站主要任务是了解四川及其周围的敌情变化,掌握战略情报。具体工作是接送上级情报机关派往四川的谍报人员,情报站本身亦有派遣任务。四川情报站先属中原军区情报处建制领导,中间属中南军区,最后属二野即西南军区情报处。对外代号也.更改过三次,先叫中原军区外宾招待所,没过几天,感觉此名不利于保密,又改为第四野战军沙宜临时办事处,最后叫第二野战军西南办事处。1950年初,四川情报站改为西藏情报站,站上人员除高杰和我二人留到西南军区情报处外,其余全班人马在李奋同志率领下随进藏先遣部队向西藏进军了。情报站的活动也只是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曾向敌区派出过大量谍员,获得了重要情报。在敌人严密封锁下,我秘密交通始终未中断,保证了重要情报的及时传递,从而向军区首长和领导机关在解 放大西南诸战役中,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并在争取敌人起义投诚和保护国家财产上也起过重大作用。
随着形势的飞速发展和变化.1949年原情报站准备分前后两部分,待沙市宜昌解放后,分别进驻沙、宜。于6月上旬。我和王治华同志带电台一部,交通员数人,溯汉水而上,经沙洋到达荆门然后随刚成立的宜昌军管会活动,我们到达沙洋后,探知沙洋和荆门之间尚有两千土匪在这一地区活动,我们只好绕道沙襄公路的十回桥再往北走到达荆门。6月中旬,随军管会到达当阳于溪河地区,6月底宋希濂部由宜昌向当阳地区窜扰,我们又转移到山里,直到7月上旬,宜昌解放后的第三天,随军管会进驻宜昌住湖北省银行。在这同时,李奋同志带领全站人员由四野配电台一部,随军管会进驻沙市。
情报工作当时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派出人员(谍员)物色(招暮)训练、教育,派出获得情报。派出人员的条件,一是能在敌区存在、活动,一是有可获得情报。的依靠关系,更主要的一条是政治条件,愿为我工作,为人民服务;二是交通人员(情报传递)主要是在敌区活动的秘密交通。在谍员获得情报后能通过各种手段,将情报及时地传递到情报站,然后上报领导机关和首长。当时的派出关系,主要来自三个地区,一是京沪,二是武汉,三是沙宜。
南京解放后,二野司令部情报处驻张群公馆和其所属京沪情报站以及派往江南蒋军之谍员,大都集中到南京,凡有条件的,继续往大西南派遣,并在当地青年学生和伪军政人员中挑选了一部分派往川黔滇各省。其中与四川情报站有过接触,并发挥一定作用的有以下同志:
周庆袱、黄实。周原是我情报机关派出人员,在伪徐州剿匪总部电台任报务员,淮海战役结束后转移到江南,南京解放后回到情报机关;黄是进步学生,其伯父黄隐,为川军95军军长,属邓锡侯系统。95军是邓的主要资本,派周、黄入川,主要工作对象是争取黄隐起义,进一步做邓的工作,站稳脚后,相机了解川军的情报动态。周、黄经湖南常德地区入川,到成都后住在黄隐家里,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川军将领都想建立和巩固与我党我军的联系,黄隐对周、黄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告诉了邓锡侯,邓又转告了刘文辉、潘文华等,他们都非常高兴,待为上宾并加以保护。邓、刘、潘、黄等从成都逃出,脱离蒋介石的控制,到彭县起义。周、黄都跟随他们起了推动作用,后来罗广文兵团在彭县起义,他们也作为我军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
顾沛、顾华。顾沛原是伪徐州剿总电台报务员和周庆袱一起为我作情报工作,淮海战役后,又一同派往江南。南京解放后,又将顾派往四川北陪,主要工作对象为北陪专员孙则让。这个专员对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热情接待和掩护其安全,并提供了重庆及其周围地区蒋军的重要情报,交顾华送出四川。在重庆解放前夕,这个专员对保护北陪地区国家财产免遭敌人破坏起了重大作用。
顾华为顾沛的堂叔,周、顾在徐州剿总部电台工作时,顾华曾为秘密交通员,后三人一起派往江南,以后又一起去四川仍任秘密交通,9月问一人经利川、恩施地区送情报到宜昌,不久又从原路重返四川。
时孝殊,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其父时清扬为国民常西山会议派之元老(早死),其哥时孝先为重庆的大帮会头子,其嫂是所谓重庆四大泼妇之一。他们靠着扬时清的地位和影响与国民党上层和川军将领大都有较密切的关系。时孝殊思想进步,愿意利用哥嫂的关系为我工作,于9月问路过宜昌,经川鄂边入川。在边境线上,几乎被敌杀害,到重庆后收集了一些情报。重庆解放后向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些社会和敌特活动情况。
刘英,原中统局南京站站长,南京解放后愿为我工作,被派往四川,同行者3人,8月间由武汉乘轮船走到沙市以东地区时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将船炸沉,其中二人逃出,刘英失踪,当时认为已被水淹死。刘离开南京前后,已将其爱人安排在某工厂工作。到了1958年,南京市公安局给我发来了一个电报,了解刘英及其爱人的情况,来电讲据传说刘英可能跑到台湾去了,实际情况如何?我只好去函把实际经过告诉他们,并建议对其爱人不要歧视。
李守正,原国民党第二快速纵队中将司令,1947年豫北战役中被俘,后经学习教育愿为我工作,1949年9月被派回四川。此人到宜昌后曾和我接触两次,表示要赶快入川,以便西南未解放前到达四川做出一点成绩来,好向人民立功赔罪。他的任务是争取蒋军起义或投诚,并临时规定了第一联络地点(在万县二马路民生旅社),派人和他联系时找杨老板。第二个联络点在成都万县,解放后我到民生旅社找到杨老板,据杨讲李在万县停了十多天,因工作没有成绩就去成都了,并嘱托杨,如有人来找,一定要热情招待并保护其安全。来人都是李某最好的朋友。当时杨老板向我们报告万县残余匪特的一些情况,我们将杨的女儿介绍到川东某大学学习,对李守正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武汉解放后,江汉情报站首先进入武汉,中原军区情报处并入中南军区相继抵汉。二野情报处亦先后由宁转来武汉(住汉口璇宫饭店),经过紧张的活动,曾由武汉地区向四川派出了不少的人员。
吴立行、张祥吉,二人均系北京大学学生,中共候补党员,他们主要工作对象是张的父亲张笃伦(原为伪湖北省主席,后到四川任重庆市市长),张的叔父为伪重庆市警备司令,姐夫徐远举为军统大特务、保密局西南区区长,也就是红岩小说上的那个徐鹏飞。吴、张由北京到武汉,然后经宜昌转到重庆。吴、张以恋爱对象出现,到重庆后住在南岸张的家里,曾获得一些重要情报。当时因川鄂边敌人封锁较严,吴立行同志没有出川东直接将情报送出,而是由渝坐飞机经香港绕道华北回解放区,结果耽误了时间,情报没有起到作用。
房向礼,原为伪湖北省鸡公山管理局局长。以前房曾在陕甘宁边区附近当过国民党的专员,对共产党有所认识了解。湖北解放后派往四川,主要工作对象为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刘宗宽,刘原为西北军的将领,非蒋嫡系,不为重用,不给兵权。房为刘的好友,在我军节节胜利,蒋家五朝即将覆灭的形势下,房到重庆后,刘即接受了愿为我工作的这一光荣任务。1949年秋,伪西南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和参谋长肖毅肃均不在重庆,几位副长官都是川军中知名人物,属于挂名但不到长官公署办公。所以长官公署的日常工作,由刘负责主持,在情报来源上有了绝对优先的条件。西南长官公署也是四川情报站的主要工作对象。
1949年9月上旬的一天,宜昌军管会办公室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前边送来一个人,据讲可能是你们的人,请派人来接。我们马上派交通员将人接来,才知道是房向礼派回的交通员黄克孝同志。黄向我说他带有重要情报,但都在这里面,指了指头。我几天没有休息了,需要睡一觉,清醒一下头脑,然后再慢慢谈。问他要不要吃饭,他说不吃饭,要睡觉。当时在湖北银行三楼安排了一个清静的房间就让黄睡了,一直睡到天黑才起床吃饭。黄说找一个会写字的同志给我当帮手,我说他记,将材料整理出来。当时叫机要员宁春学同志当记录,搞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将材料整理出来,是一份完整又非常详细的三千字的重要军事情报。
现能回忆起来的主要内容有:
(一)川鄂绥署孙震暨孙远良兵团在川东沿江和川鄂边兵力部署情况;
(二)罗广文兵团负责机动任务在川东北达县地区兵力部署情况;
(三)宋希濂集团钟彬、陈克非两兵团在川湘边兵力部署和准备退守川南的情况;
(四)川陕边秦岭地区胡宗南集团兵力简要情况,指出胡宗南将来可能退守四川;
(五)川军的简要情况,四川地方实力派各有异志,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对解放军不会抵抗的;
(六)指出蒋介石妄想依靠胡宗南、宋希濂两个军事集团为骨干,在四川进行挣扎,不得已时,准备退守云贵以逃往国外,并建议我军要首先出兵占领贵阳,以截断其退路。还叫黄光孝转告我们,当前四川境内只有一个罗广文兵团尚有些战斗力,但他是机动兵团,刘宗宽有权把其东至西(大巴山至秦岭间)南至北(川东北至川东南间)来回调动,将其拖垮。至于情报,他可经常得到蒋军的重要情报,主要问题是情报传递,叫黄完成任务后,赶快回渝等。
这份情报立即电报武汉,得到首长的好评。第二天我们摘抄了一份,我和杜炎同毒亲自送到驻宜昌的湖北军区鄂西指挥所,交给张才干司令员。当时张看后夸奖说,在当前敌人对川鄂边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能得到这样的重要情报,你们这个情报站真不简单,并问有什么困难可给你们解决。
在宜昌和常德解放后,敌人退守在川湘边和川鄂边,两地的局面在8、9月间是相对的平静。当时我军已将白崇禧主力大部歼灭并赶出湖南,敌人错误的估计我军可能在川北或川东北入川,所以胡宗南集团很长时间都猬集在秦岭一带,罗广文兵团布置在达县地区机动。刘宗宽认为时机已到,该把情报送出。为了保密和不出问题刘将综合情报写成文字,把黄安排在一个保险的地方,叫其反复背诵,经试验黄已记得一字不差,然后把原稿烧掉,派黄出川。刘经过一番布置,用西南长官公署大印和刘私人名义,给防守川鄂边的蒋军头目(在最前沿的主要是湖北、四川的保安队)都写了介绍信请他们照顾安全,黄经万县、奉节绕道巫山巫溪之间,翻越大山过大宁河,至兴山边出境。在敌区虽遇到几次严厉的审查,但由于有长官公署的公函出境还算顺利。但到了我区,地方武装曾认为可能是敌探,曾受过一些折磨。最后送来宜昌。
黄克孝同志在宜昌休息了一小段时间,于解放大西南战役开始前夕再次往川鄂边入川,进入敌区后,一些保安部队的头头对黄不但没有恶意,反而还表示亲近。在他们心目中,黄即是西南长官公署的重要人物,又是共产党那边过来的,确是个神密人物。在蒋军土崩瓦解蒋家王朝树倒猢狲散的时候,谁都想留一条后路。黄趁机向他们宣传了形势,讲解了我军的政策,并半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当我军解放了贵阳,在川湘边歼灭了宋希濂集团,重庆解放,孙元良兵团由川东向西溃逃时,在川鄂边的保安部队大都没有跑,四川和湖北的四个保安旅先后就地起义或投诚,这对后来稳定社会秩序有很大的好处,黄克孝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份功劳的。
黄克孝同志陕南人,家庭贫农,长期跟随房向礼当随从,重庆解放后到西南军区情报处训练班学习,后随训练班转来昆明。
王文昌、余丙菊(女),王原是我在郑州的情报关系,曾任郑州伪警备司令部工兵少校参谋,郑州解放后转到武汉。余是武汉一女中的学生,其父余震东,原为伪湖北省民政厅厅长,武汉解放前,逃往重庆与伪重庆市长张笃伦关系密切。9月间王文昌护送余丙菊经宜昌兴山地区入川。他们经过艰险到了重庆,找到了余震东,但余看一个男子带着其女儿来渝心中不大高兴,表示冷谈。但考虑个人利害,又不得不照顾王的安全。他们到渝不久,重庆就解放了。在情报工作方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王在渝期间,曾受房向礼同志委托,将刘宗宽获得的一份紧急情报送回来,也冒了很大的险。解放后王文昌同志到西南军区情报处任参谋,余丙菊送往重庆大学读书。
朱国栋,朱原为新四军五师在武汉敌区工作的老关系,1949年9月由武汉经宜昌派往四川。朱入川的目的是完成争取国民党某部队起义的单项任务(对象名子记不起了)。朱化装运茶叶的挑夫,从宜昌过江经宣恩、恩施地区入川。10月间完成任务后,由原路线返回宜昌,并报告了川鄂边恩施地区敌人分布情况等。
郭署南,武汉某公司总经理:是个大资本家,武汉解放后愿为我工作,被派往四川。郭到重庆后,曾在商人中进行过一些活动。重庆解放后,郭迟迟不想返回武汉,和—些商人政客吃喝玩乐,有个姓曾的是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侄子胡万里的小老婆,是个女光棍,解放前和国民党军政、财界的要人都有交往,解放后声言和我地下工作有关系,郭和曾混在一起,互相吹嘘,说他们是我地下工作者,后给郭写了介绍信,动员其返回了武汉。
赵力均、王锺仁,赵、王均是长期在敌区工作的老同志,老党员干部,赵早年参加共产党,曾多年随冯玉祥先生当随从副官,在过泰山时参加过察哈尔抗战,七七事变后,到抗大学习,后一直在敌区工作。王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我某军区当过科长,后派往敌区工作。1949年10月,二野情报处派两人入川,他们先去72军军长郭汝瑰处,然后又去30军鲁崇义部,分别商讨起义事。不久,赵、王先后由川鄂边兴山地区入境到达了宜昌,汇报了30军军长鲁崇义表示机会到来就准备起义,和郭汝瑰愿向我提供情报等情况,以及胡宗南部的动态及川北、川鄂边的敌军分布等情况。
上述是上级情报机关派往四川人员概况,但并不只有这一些,有些我没接触过,有些虽有一些接触,现也回忆不起来了。当时在上海复旦大学物色的学生就有好多个,如解放后在情报处一科工作过的周维、邓尔文、钱安慕等同志,都是上海的大学生,也是派出过和准备派出的关系。因有些同志到达宜昌后,还没有派出四川就解放了。总之派出人员之多,是情报工作历史上少见的,比如1949年7月下旬,我坐军管会领导同志去武汉开会的船由宜昌到达沙市,向李奋同志汇报工作返回时,和杜炎等同志一起10余人,因当时尚未通航,我们只好向私商租了一只汽艇并与船主讲好除我们(穿军装)的人员外,准许共同再卖20张票,收入归船主,登船后知道,所卖出的20张票就有17张是我们准备派出人员,只三张是由长沙来的学生兄妹三人,
四川情报站就地派出的人员:
王惠赤、陈某,王是四川合川人,任伪县政府职员。1949年春,出川到我当阳专署参加工作,宜昌解放后,派回四川合川。陈是綦江人,当过县参议员,宜昌解放后,出川到宜昌,要求参加工作,后被派回四川綦江。
黄道群(女)、朱某,黄是湖北人,武汉一女中的学生,1949年春来荆门参加工作,黄的亲属舅父、叔父等,均在万县、云阳沿江一线邮电局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黄在万县读书,情况较熟悉。朱某,湖南人,曾在重庆某银行任职员,1949年出川,住在当阳专署一个同志家里,经地方介绍,黄、朱来情报站。宜昌刚解放,二人一起被派往四川,黄入川后,曾搜集到一些情报,于9月间经恩施地区返回宜昌,不久黄又由原路入川。
卢郁芬(女),湖北宜昌人,父亲是宜昌市的名医生,本人高中毕业后,无职业,容貌较好,爱玩乐,有所谓宜昌之花之称。当时群众对卢的评价是不好的,是个浪漫风流、游手好闲的女人。但和卢接近的人认为卢并不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女人,此人不攀高附贵,对贫困者往往还能伸出同情和资助之手。在抗日战争期间,卢在重庆读书,尚有弟弟亲属等仍在四川,经宜昌原地下工作同志介绍,卢愿意入川工作,当时指导思想是入川后做出点成绩,再参加工作从而洗涮别人对她的轻视。
宜昌解放后,宜昌市委宣传部部长何定华同志(四川人,红军,原任晋冀鲁豫大军区敌工科长)说,川军104旅旅长杨显明在鄄北被俘后,是经他教育释放的,杨走前表现很好,表示回四川后,如有机会一定为四川的解放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并规定了成都的联络地点。何部长建议我们派个人入川与杨联系,我们当时选定了卢郁芬。另宜昌解放后,有个川军旧军官(名字忘记),此人随从孙震当过高参,宜昌解放后没有逃走,经军管会介绍和我们认识,曾介绍过川军的情况及他和孙震的关系,并主动提出他可给孙震写个信,争取孙震起义。根据我们当时了解的情况看,孙震起义的可能性很小,因川鄂绥署的部队实为其侄儿孙元良所控制,孙远良为蒋介石之亲信。但也没拒绝他,他写了一个短信,其内容首先说他在宜昌很好。叫孙多加保重,如有用他之处,可派人来宜昌找他等。当然孙震如有起义或投诚之心,看了这封信就会派人到宜昌来,这封信当时从宜昌邮电局是寄不到四川的。
上述事情拟叫卢一人来完成,主要任务是到成都找杨显明口头传达何部长对杨的要求和希望(策动川军起义,保护国家财产,提供情报等),附带将给孙震的信带出,入川后,碰到大的邮局将信寄出,不准本人直接送信去,免出危险。卢离开宜昌时,曾找了一个宜昌的大帮会头子王捷三,将卢护送到兴山与巫山间的边境线上,卢过了封锁线,王才返回。卢是8月下旬入川的,走后杳无信息。
万县解放后的第二天,我带一队员随四野42军丁国钰政委到了万县,住重庆银行内。并在当地报纸上登了第2野战军西南办事处寻人启事,过了一天,有两个人到重庆银行来找我,据讲他们是卢郁芬一起被孙震关押的嫌疑犯,孙部由万县逃到达县后,将卢杀害在达县南门外,其他人被释放,然后敌人就慌忙逃走了。他们几个被放的人和当地群众把卢的尸体给掩埋了。卢在临被杀前,告诉他们待万县解放后可到万县或重庆找二野西南办事处报告她的情况等。据来人讲,卢表现很好,始终没承认她为解放军工作的事情。被杀前她大骂国民党,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坚贞不屈,当时他们都很受感动。以后又有人说孙震逃跑时想将卢带到台湾去,被卢坚决拒绝,孙临上飞机逃走前才决定将卢杀害的。据当时调查卢的被捕,正是因为给孙震的那封信,信是从万县邮局寄出的,但在当天就被逮捕了。我们当时曾给卢的家中写了一个证明信,说卢郁芬同志被敌人杀害的地点和被杀害时的表现,并请当地政府对其家属可按烈属待遇。卢在敌人面前是表现坚贞不屈,是大出人们所料的。
当时派出的人员,成份是很复杂的,有多年在敌区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和老工作关系,也有很多是进步青年学生,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有政府官员和小职员,还有大资本家等,也有大特务。尽管成份复杂,但凡被派出的人员,大都有解放全中国的爱国之心,当时的形势虽然是胜利在望,但由解放区到敌区去工作,总是要担着很大程度的风险。从派出人员的结果看,有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的没有发挥作用,还有的下落不明,如开封训练班的李白庄,派往西康伪24军刘元瑄部,解放后长期没有联系,生死不明,就是一例。情报工作从将谍员派出到站住脚,获得情报到将情报送出敌区再到整理上报,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特别是在时间上,必须及时,过时的情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从当时的情况条件和四川情报站所担负的任务看,情报来源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在敌人严密封锁和在敌区不能利用电台通报的情况下,情报的传递则是一个重大课题。在派出谍员时,曾随其派出过一些交通,如黄克孝、顾华、黄道群等同志,但往往是派出谍员多,交通人员少,远远的达不到要求。再者这些交通人员对当地情况并不熟,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出入境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要有人护送才比较安全。为了布置秘密掩护交通,站长李奋同志和交通参谋王治华、杜炎等同志,在洪水季节,经常坐木船往返于宜昌——秭旧—~三斗坪之间和到兴山山区。当时由宜昌入川主要有两条通路,一是由兴山地区出境神农架大山过大宁河经巫山——巫溪之间,入川到奉节、云阳、或直抵万县再乘坐轮船,一是从宜昌过江,翻大山,经野三关到恩施,再乘公共汽车经利川入川到万县、涪陵或直达重庆。不管走那条路,都要步行攀越大山。两条通路以北边行程近一些,所以当时多数入川的人员都是走的北路,但这条路上敌人检查封锁较严。南路行程远,爬山也多,行人少,对人检查放松一些。当时为了掩护我派出人员通过,曾在当地找了一些关系,如陈骧等。
陈骧,宜昌三斗坪人,全家多数人在宜昌居住,其父陈逸公早年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当时在宜昌开药房,在当地很有些威望。陈骧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是个跛子,是当地帮会重要头目,在川鄂边沿江帮会中,很有些势力。陈思想表现进步,愿为我工作,当时曾经常往返宜昌至三斗坪之间,利用其亲属和帮会人员掩护我出入川人员过境。重庆解放后,被介绍到重庆市公安局工作。

广东情报站站史纪略(下)_河边君_新浪博客

日期:2010/7/23 发布者:未知

乙、情报工作:(广东情报站,搜集情报的具体工作情况)

(1)巧取湘桂线桥梁涵洞图

徐益三同志在调来广东情报站以前,已经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有丰富的经验,曾经出色地完成过重要任务。例如:1948年时,他曾由武汉冒着危险向中原军区送“江防图”,这是敌人对长江布防的重要军事资料,他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到广东情报站是1949年4月份,原来中原军区情报处柴军武处长命令他到湖南领导一个地下小组的工作,他是党小组的领导人(党小组成员还有李仁山、张英华两人)。当时李仁山同志任粤汉铁路军事运输司令部驻衡山车站军运联络参谋,他也是我党的一位老党员,徐益三到衡阳以后,即换上国民党的军服,作为李仁山同志的勤务兵,以合法的身份,站稳脚根,指导收集情报。李仁山同志利用“军运联络参谋”的职权,获取敌军调动情况及武器装备运输情报,交徐益三同志,徐晚上在灯下整理、密写,及时交给政治交通员杨荣华和杨茂华兄弟二人送交情报站站长郭士魁同志。徐益三的日常情报工作,由三人小组研究处理,做得机密稳妥,从未出过漏洞。

在这段时间以后,郭士魁站长又命徐益三同志到衡阳同熊怀侯(粤汉铁路衡阳警务段警事科长)、张洁民(政治交通)、李健超(铁路工人)、寇勤等同志取得联系,指导工作,获取情报。徐益三同志经常往来于衡山与衡阳之间,兼顾两地情报工作。有一次,熊怀侯巧取了一份重要的军事情报,是衡阳至柳州的桥梁涵洞图,交给徐益三同志。徐益三冷静沉着地把图纸藏在身上,通过军警林立的车站入口处,在利刀枪杆中间登上了火车,直奔衡山,完成了转送图纸的重要任务。除此以外,徐益三同志还密写了很多有关敌军兵力、武器装备等材料,至1949年秋,因病休息时止,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对广东情报站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2)广州郊区防御工事图如何获得的

杨传鼎同志是1949年5月份派往广州的,他与冯百熙同志一起,到广州后与史华章、郑幼悲同志共同开展工作,搜集情报,曾经获取重要材料:(1)广州黄埔港全部图表。(2)广州郊区敌人临时修建的防御工事、分布情况、构造、形状等详细图表,这对解放牟南下进军有重要价值。他获得这些材料也不是轻而易举的,经过了比较复杂的过程才取得成功。他和冯百熙来广州时,在路上就碰上了特务,他们千方百计地应付环境,摆脱了特务的纠缠,顺利到达广州。在广州又住进了一间比较复杂的公寓,这里都是国民党南逃人员,引起了怀疑,他们警惕地转移到黄埔港,住在史华章同志处。史华章是黄埔港筑港工程局的高级技术人员,因战局动乱,国民党把建港费用都卷逃了,致使工程局全体人员失业。史华章同志家属为了生活,就在码头上做小贩,蒸馒头卖给军舰和来往船只上的人员,取得微薄的利益,维持生活。传鼎同志动员,依靠史华章的关系搜集情报,获得了上述两种重要情报。

杨伟鼎同志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情报人员,1948年在徐州时,他就把徐州市建筑的各种碉堡的分布情况、位置、形状和枪眼方向查得一清二楚报告组织,做出出色的成绩。1948年夏,他以国民党还乡团团员探亲的身份,混在国民党军队正在开拔的一个师中间,摸清敌人的番号、兵力、装备、动向,连夜报告军分区,这个情报很及时,使我军作了作战准备,争取了主动权,这些功绩都是十分动人的,1950年他又前往香港,传送了十分重要的情报。

(3)有关英国海、陆、空驻军情报

曾伟光同志1949年8月由两广纵队调到华中社会部工作,卜盛光部长和王革非处长亲自分配工作,任命他为策反组长兼任香港国际情报组组长,并派冯臬同志(家在广州、香港两地都开设了药材行)掩护曾伟光的活动。他们俩由武汉出发,到长沙领了经费,换成金条,藏在竹纸伞内,历尽危险,到达广州,幸有冯家药材行作为落脚点,开展工作,顺利地完成了策反任务。

他到香港后,通过亲戚关系,搞到了英国兵舰的船只号码和新有军官的名册和一本完整的档案材料。还有兵舰队在太平洋试验原子弹的爆炸过程及在太平洋活动情况。这些情报都是有参考价值的。另外,他又通过香港惠阳青年会的老朋友,搞到了香港边界英军数量、番号和军事设施、兵营、碉堡、桥梁建筑的图纸档案,也是整套的重要资料,他的功绩受到领导表扬。

(4)陈颀情报小组在广州执行任务情况。

武汉解放后,江汉情报站工作十分繁忙,但为了加强南下广州的情报工作,上级决定在刘杰三小组内抽调情报工作人员陈颀、刘兆麟、陈仰平三人组成情报小组,陈颀担任组长,化装成难民南下广州。陈颀原是山西新军第三纵队宣传科的干部,他和爱人刘兆麟(延安抗大五期毕业)三人以一个家庭的形式,还带了陈颀的大女儿刘以义,二女儿刘以南,伪装南逃人员,避免引人注意,并准备联系在广州电信管理局当秘书的堂兄陈乃刚作为掩护。在汉口经过学习,指示联络暗号,于1949年5月25日动身,当时交通已断绝,乘小火轮到岳阳,组织上只发了三百银元生活费。到长沙改乘火车,到达英德附近,被国民党军队下令停车,气势凶猛,上车军警上了刺刀,说要搜捕共产党。一群匪军以马鞭抽打了一小孩,要他指出谁是共产党,小孩被打得遍体伤痕,到处乱指,当即抓住几个人,绑在月台上,用烙铁烧红他们的腿部,要他们交出钱财和同党,真是惊心动魄,惨不忍睹。陈颀沉着机警地把两个女儿弄得大声啼哭,说她生病,抱住她,用身体挡住仰平和兆麟,把她们表露不平的神情强压下去,才算过了险关。第三天天亮车才开行,到达广州陈乃刚家,立即开展工作。

三人小组互相配合,获得情报主要分三方面:

①通过陈乃刚在电信管理局当秘书的重要位置,搞到了在广东省电信网络的资料和公路交通资料。

②摸清全广东的报纸和通讯社的政治背景和内部情况。例如,蒋帮中宣部的舆论工具“中山日报”是省党办的,由我党叛徒胡春冰主持,特务系统的“环球报”、“粤商报”等,都是以商务报的面目伪装的,特务分子的活动是以通讯社记者身份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提供我军胜利后接收广东新闻界,弄清政情,掌握舆论,有着重要作用和价值。

③利用蒋军的荣誉伤兵,搞到蒋军残部将押送重要物资和电台,取道广西逃往河内,这份紧急情报,陈颀非常着急,等候上级派政治交通来取情报,谁知长沙站已派骆少白同志来广州,找到她堂兄陈乃刚家中,不巧,陈颀因堂兄家中来往人多,而且她伯父非常害怕,多次查问陈颀来广州有什么工作,是否长住下去,因此,陈颀不敢公开身份,只得另外找东川路一间民房转移出去。生活费已用尽,又急电去法国巴黎请她的叔父陈定接济,并说她父亲病重,叔父接电后,马上电汇四百美金给她,她等不及交通员来,当时骆少白同志不懂广东话,在陈乃刚家问不清陈颀搬迁地址,只好自己回长沙去了。情报无人传送,她无可奈何只好派陈仰平化装行商,买了很多西药和扑克牌,把情报用代号写好,用纸包装在西药箱内,令仰平送到长沙。仰平完成任务后,郭士魁同志又给他带了些黄金,并嘉奖了他,不幸从衡阳返广州途中被特务侦捕,押解桂林,惨遭杀害。他带回去的西药和家信,是由李永安同志带回汉口的,他连与父亲病危诀别的一次见面也放弃了,父亲不久在汉口病故。另外,介绍发展的情报关系人员。陈颀小组除了她的堂兄陈乃刚以外,还发展了两个关系,一个是四川美丰银行的会计主任徐纪达,因他协助和掩护我们小组做了不少的工作,由郭士魁同志亲自介绍他投考了人民大学,后来在中山农校任教。另一个是黄佐才(又名黄震遐),他协助我们小组工作,提供一些情报,偏重于蒋军动态方面的活动(此人在广州园林局工作,已办理离休,转业时,是李修文同志给他写的证明)。

(5)陈仰平同志送情报去长沙以后,陈颀、刘兆麟在广州继续进行工作,把广州的’官僚资产、敌伪财产作了彻底的调查,列了详细清册。解放军进城以后,敌产清理处成立,钟非同志当处长,亲自走访了陈颀同志,当他收到清理详细资料后,对我们广东情报站表示十分感谢。

(6)广州解放后,组织上准备安排陈颀、刘兆麟去国外,后来因故未去成,后转业。

潮汕情报站转为潮梅情报站的曲折过程和主要任务完成情况:

(1)1949年8月,罗彦同志和爱人陈洪被华中局社会部调到广东情报站执行外派任务,经过上海、浙江、福建到达广东汕头市。罗彦同志担任潮汕情报组组长,陈洪同志是组员。他们经过艰难困苦,到了目的地汕头,却难以站住脚根,因为,汕头市是广东东部的重要港口,国民党为了逃往台湾,特别重视对汕头市的控制,特派了胡琏兵团几万人驻扎在汕头及其附近地区,而且由国民党闽粤边区司令俞英奇兼任汕头市长。俞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制造白色恐怖,天天杀人,解放前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连嫌疑犯都杀掉。罗彦同志到达后,碰到这种不利的环境,夫妇二人没有泄气,晚上出街想碰碰运气,希望能找到个熟人,恰巧碰到了汕头市民盟的负责人方志星同志,从他的口中得知陈洪的亲戚林文海住在汕头市内。林的哥哥林羽经,是当时汕头信托局的局长,已逃往香港,留下一幢房子,并有一份较珍贵的材料“敌伪时期敌产清册”。由于罗彦夫妇找到了林文海,林文海思想开朗,亲切接待,可惜他的老婆胆小怕事,被当时大屠杀吓坏了,坚决不肯留罗彦夫妇住下去,罗彦夫妇不得已,想法移居到家乡。这份主要材料,动员林文海在解放后交给公安机关,很有价值的材料,回到人民手中,是罗彦同志第一次立功劳。

(2)在汕头市被迫离开后,就利用陈洪同志的父亲陈翼君在揭阳县当看守所所长,给开了张路条,帮助他们平安回到家乡普宁县,找到了县、地委的负责人,通过党的关系找到老隆会见了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同志和政委雷经天同志,还有参谋长姜茂生同志也在座,当他们听了罗彦同志的汇报后,立即派罗彦再回汕头,找到地委了解胡琏兵团的城防工事。罗彦同志不顾生命危险,又去汕头执行任务,通过地方党的协助,打通国民党第11师的情报科科长的关,进行策反教育,希望他为解放汕头作出贡献,立功赎罪。这个情报科科长×××,比较识时务,政治态度有所转变,马上提供了汕头市整个城防工事的布置和武器装备的数量等重要情报,并交出了一部份纪录手稿资料,这些资料很宝贵而且来得很及时,全部交给了潮汕地委转东江纵队司令部,当时是该纵队的干部余昌辉同志来接收的。解放后,余任汕头市教育局局长。第二次完成任务后,罗彦同志被当地临时委派为惠来县委书记兼县大队长。

(3)1950年2月,全国已解放了,潮汕地委内部电台接到华南分局的通知,要罗彦同志在原系统继续搞情报工作。1950年接到任务。要他陪同一位高级知名人士去港澳和国民党代理陆军司令联系,住在九龙柯士甸道,最后完成了任务,这是为了解放海南岛而作出的贡献。

(4)全国解放后,为开展国际情报工作,上级决定在汕头成立了潮梅情报站,王树人同志任站长,罗彦同志任副站长,在汕头市继续开展工作,完成了外派任务。1951年王树人调去广西,罗彦接任站长,在这个地区做了不少的工作。“三反”运动开始,罗彦同志受了委屈,被指控为大贪污犯,他咬破手指,写血书给才方同志以表决心,始得调回调查部工作。他对情报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作过不少贡献,值得后人学习。

五、几点经验教训的总结

同志们回忆所提供的材料,都是十分珍贵的,实事求是而且脚踏实地亲身体会,作为斗争历史的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和教训,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综合如下:

(1)参加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是受过革命斗争考验的,热爱党、热爱党的事业,是一支坚强的骨干力量。他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临危不惧,勇敢机智,能吃苦耐劳,敌情观念强,不计较职位高低和个人得失,所以在秘密斗争中表现出优良的素质,这是广东情报站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因素。

(2)士气高,斗志旺盛。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灵活机动,应变不乱,尤其是打入敌人内部长期潜伏的同志,在紧急关头,置生死于度外,搞重要情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3)缺点方面也有,如在策反工作中,计划不周密,条件尚未十分成熟。通过人事关系,没有把握,对敌人内部情况还没有摸透,就要同志去执行任务,例如:郭士魁同志令吴华去衡阳,对白崇禧直系部队张淦集团军劝降,只通过一个国民党中将黄某,并未作深入了解,毫无成功把握,就冒险入虎穴,暴露了自己的意图,而黄表现慌乱,刚巧碰上白崇禧到衡阳开会。事机不密,就有杀身之祸,后来得该军的张参谋长协助,派车把吴华和他的助手送出前哨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在1948年至1949年时,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南下广东的外派人员,大多数是走湖南沿铁路线南下,但也有一部分人因这条路出过问题,蒋林同志被捕牺牲,就改道走上海、浙江、福建,转香港到汕头再到广州。这样走,在路上转折太多,时间长,危险也很大,而且,同志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生活习惯、服装方面都不合白区式,容易引起人的怀疑,所带的国民党身份证,也是漏洞百出。据梅英同志反映,如碰上内行人检查,就会露出马脚,好在碰上亲戚们发现,帮忙应付过去,他们一行人,包括罗彦、陈洪、关秀、钟莹、郑强民、梅英等,都有同样的遭遇,对时间拖延,到广州后的工作开展.都受了影响,所以对交通情况的深入了解,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5)在香港情报站工作的同志,组织安排了合适的掩护职业,打入商界与人合伙做生意。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走到那里都讲“钱”,没有“钱”什么事都行不通。组织难筹经费,多数是靠自己想办法,解决个人生活和活动经费问题,还要伪装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本来是为了工作而伪装的,同志们立场坚定,对党无限忠诚,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而结果竟被诬陷为贪污犯,例如罗彦同志竟被逼得写血书以表决心,才算把问题搞清楚。同样情况,吴华同志在香港,工作开展顺利,与人合伙获得巨额利润,本应在原有的基础上经常派人检查、监督,使工作更进一步开展,而领导上突然调离,他原有的计划中断施行,使工作受到损失,似乎有些偏差之处。

六.烈士传略

(1)陈仰平烈士生平事迹

陈仰平同志祖籍广西桂林人,因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在湖南、湖北两省做过知县,所以家庭就移居到湖南和湖北两省居住。烈士的出生地在长沙河西三汉矶祖屋,父亲陈显功,1913年在湖北公立法政大学毕业,1928年到1932年曾在汉口地方法院任民庭推事,1932年以后在汉口当律师。陈仰平排行第七,上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共姐妹九人。从1935年起,受“12·9”学生运动的影响,姐姐和哥哥都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的到晋东南根据地搞革命,有的去延安学习。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仰平才12岁,他从小就在家庭中受到姐姐和哥哥的影响和熏陶,思想上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党和人民。1938年武汉失守,他在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爱尽民族压迫之苦,饱受失学失业的折磨,1943年才在武昌省立高中毕业,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冒着被日寇逮捕的危险,收集了当时很难搞到手的无线电材料,自己动手和两个弟弟一起制作了一部短波收音机,秘密收听解放区有关抗日战争消息,自觉地在青年中进行宣传。1944年武汉市惨遭轰炸,家中中了两颗炸弹,祖母、母亲等被无辜炸死,仰平腿部受了伤,他和两个弟弟从瓦砾中爬出来,强忍悲痛,重建家圆,继续为反法西斯斗争而奋斗。他在青年时代追求真理,勇往盲前,志向坚定。

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党接管武汉市。1946年他满腔热情参加了武汉市新闻界的工作,在民营《正义报》当记者。他以新闻记者合法身份,深入生活,深入社会,调查研究,运用有限的新闻“自由”,报导和揭露国民党官场的黑幕,主持正义,鞭挞反动派的倒行逆施。1947年武汉市学生运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院校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示威游行,蒋介石撕破了假民主的面纱,对学生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五月份南京发生了“5·20”血案,紧接着6月间武汉也发生了“6·1”惨案,惨杀学生。新闻界的进步力量,对学生的斗争及时给予支持,陈仰平当时从伪警方人员口中侦知惨案真相,立即写稿,准备据实报导。然而多数报纸均拒绝报导消息,最后找到《新闻晚报》总编辑胡盛田,方得以“月星杀人夜…………”的醒目标题发表了这条新闻。消息发表了以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新闻晚报》当晚发行了八千余份,比平时发行量增加十多倍,即时抢购一空。消息见报后,汉口伪警备司令部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伪稽查处长胡孝杨鸣枪示威,勒令各报一律按中央社消息发稿(事后胡总编辑被解聘,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在街头摆卖地摊为生)。由于他们的革命行动,两人均被吸收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新闻学会”。1948年底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主持,仰平以记者身份参加大会,搜集大会材料向组织报告。在解放战争向南方发展的重要关头,他又把自己的工资节约下来,买了一部收音机,改装后听延安新华社广播。当时武汉警备司令部鲁道援命令禁止民间一切短波收音机。为了应变,把收音机内部接线装置改为活动式,防止突然检查。在山东孟良崮战役胜利后,仰平的两个弟弟陈乃茂、陈乃蒸全文纪录新华社广播电台评论员文章,然后自觉地暗中传播。胡宗南进据延安后,反动派大肆官传,发播“胜利”消息。他午夜回来,立即收听延安广播,得知毛主席、党中央还留在陕北,高兴得几乎掉下眼泪,他对弟弟们说:“你们听,毛主席还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斗争,报纸上的消息不能信。”通过这些小事,证明他热爱党的赤诚之心。

武汉将近解放前夕,仰平在报社印刷厂发动了工人护厂活动,保护机器,准备转作党的宣传工具。反动派曾收买工人破坏机器,他得到情报后,马上通过外围工作的胡履吉同志的关系,把工人说服了,工人思想稳定下来,拒绝了反动派收买他们的金钱,保护了印刷厂。武汉解放后,他又带领胡履吉侦破敌人残余电台与敌人的特务活动,做了不少的工作。

1949年5月,又奉中南局社会部的派遣,化装到广州,作为由他大姐领导的三人小组的成员之一,搜集了敌伪情报和敌特活动的重要资料,并发展了徐继灰同志参加组织活动,由他提供经济情报,同时摸清了敌人报社、通讯社的背景和去向。由于解放广州急需情报,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仰平化装行商,买了一批西药,把情报藏在货内,不顾敌人封锁和铁路遭到破坏而中断的危险和艰辛,及时将情报送至长沙(当时情报联络站已到长沙)。站长郭士魁和组织上十分嘉奖,令他帮助将材料整理好后马上返回广州配合大军南下作战。1949年9月24日,在返回途中路经衡阳时,被特务发现,不幸被捕。在解放军兵临衡阳城下的情况下被押解到桂林,在监狱中受到敌人严刑拷打。仰平拒不招供任何秘密,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尚品质,在桂林解放前夕,被敌人押赴刑场,惨遭杀害,时年仅24岁。

桂林解放后,经过桂林市长何伟(前教育部长)亲自调查,找到他同监在押的难友,证明他表现得十分英勇。11月25日临赴刑场前,还高呼口号,昂首阔步走向刑场。他遇难后,被敌人抛尸荒郊,解放军进城后,才将他的遗体掩埋好,他的生命是短促的,然而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光辉。他虽然已牺牲了40年,但是他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了纪念他,已将他的事迹刻石立于他出生的祖居旁以志其事。1984年武汉市公安局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家属的申诉,立即成立专案组,派人员往桂林复查,并查对特务马希珍的供词(他是当年侦捕陈仰平的凶手,1950年在汉口被镇压),以及武汉新闻界《长江日报》新闻资料所发表的事迹,1985年7月5日被追认为烈士。

(2)汪治华烈士事迹

汪治华烈士1 947年参加江汉军分区地委城工部工作,由城工部副部长郭伯承介绍到江汉情报站。汪治华化名程鹏,是当时川汉沔县县长汪文翰的弟弟,由于他在粤汉铁路任警务课长之便,当时由郭伯承副部长给他任务是调查敌人兵力实际情况和铁路运输情况,策反敌人。1949年汪治华转关系到沔阳彭家场,郭士魁站长交待他的任务是在衡阳铁路交叉点地段,调查铁路军运和桥梁地形情况,并派张洁民同志做他们的交通联络员,曾弄到铁路纵斜面打墙和桥梁墙,后张洁民调查,由辜学海与汪治华联系,情报站进入长沙市后,有一段时间未见汪治华有情报送来,1949年9月底,汪治华策反未成被杀害。后由副站长袁文超处理善后,呈报中南局社会部,批转湖南省公安厅(即社会部)徐启文部长和夏印副部长负责处理,追认汪治华为烈士并抚恤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机构

2010-09-05 10:45:55|  

第三章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机构

  1949年10月,华南分局成立时组建的工作机构有:分局秘书处、组织
部、宣传部、社会部、统一战线工作部、政策研究室、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南方日报》社。
  随后,根据工作需要,分局工作机构逐步增加并进行过多次调整。
  1949年11月,成立分局财经工作委员会,后于1950年2月改名为
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华南分会(简称华南财委)。1950年3月,成立
广东革命干部学校。4月,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5月,撤销分局秘书处,成立
办公厅,成立侨务工作委员会、分局直属机关党委。 9月,成立保密委员会。
10月,成立省政府直属机关党委。
  1952年3月,成立分局直属机关总党委。10月,将广东革命干部学校
改名为中共华南党校。12月,撤销政策研究室。
  1953年2月,成立农村工作部。5月,成立高等学校党委会。6月,成
立城市工作部。12月,分局直属机关总党委改称华南直属机关党委,分局直属
机关党委改为分党委,撤销省政府直属机关党委。
  1954年1月,城市工作部分设为交通运输部和工业部。2月,成立垦殖
工作部。10月,撤销中南财委华南分会。
  到1954年底,华南分局工作机构设有: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社会
部、统战部、工业部、交通运输部、农村工作部、垦殖工作部、 纪律检查委员
会、保密委员会、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侨务工
作委员会和直属机关党委、高等学校党委、党校、南方日报社。
  华南方局工作机构主要额导人8录:
    秘书长 李嘉人(1949.10-1951.5)
        赵紫阳(1951.5-1954.10)
        李心清(1954.10-1955.3)
        赵紫阳(兼,1955.4-1955.7)
    秘书处 (略)

  办公厅
    主  任 李嘉人(兼,1950.5-1951.11)
         赵紫阳(兼,1951.11-1952.7)
         龙 潜(兼,1952.7-1954.6)
         陈越平(1954.6-1955.7)

  组织部
    部  长 方 方(兼,1949.10-1950.10)
         林李明(1950.10-1952.7)
         杨一辰(1952.7-1953.6)
         林李明(1953.6-1955.1)
         区梦觉(女,1955.1-1955.7)

  宣传部
    部 长 萧向荣(1949.10-1952.2)
        李心清(1952.7-1953.2代部长;
            1953.2-1955.1任部长)
        王 匡(1955.1-1955.7)

  统战部
    部 长 叶剑英(兼,1949.10-1952.11)
        饶彰风(代,1951.8-1952.11)
        古大存(兼,1952.11-1953.9)
        冯白驹(兼,1953.9-1955.1)
        饶彰风(1955.1-1955.7)

  社会部
  1949年10月成立社会部,与省公安厅合署办公,1953年2月,两
机构分开设置。
    部 长 谭政文(1949.10-1953.5)
        文敏生(1953.5-1955.7)

  中南财委华南分会(财经工作委员会)
  1949年11月成立分局财经工作委员会,1950年2月改为中南军政
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华南分会,1954年10月撤销。
    主 任 叶剑英(兼,1949.11-1952.11)
        陶 铸(兼,1953.2-1954.10)

  纪律检查委员会
    主  任 方 方(兼,1950.4-1952.1)
         陶 铸(兼,1952.8-1955.1)

  城市工作部
  1953年6月设立,1954年1月,分设为工业部和交通运输部。
    部  长 杨一辰(1953.6-1954.1)

  工业部
    部  长 杨一辰(兼,1954.1-1955.7)
         郭伟人(1955,1-1955.7)

  交通运输部
    部  长 方 方(1954.1-1955.1)
         尹林平(1955.1-1955.7)

  农村工作部
    部  长 赵紫阳(兼,1953.2-1954.11)
         安平生(1954.11-1955.7)

  垦殖工作部
    部  长 李嘉人〔1955.5-1955.7)

  政策研究室
    主  任 陈 冷(l949.10-1952.12)

  保密委员会
    主  任 曾国华(1958.9-1951.6)
         叶剑英(兼,1951.6-1952.9)
         赵紫阳(兼,1952.9-1955.7)

  高等学校党委会
    书  记 李心清(兼,1953.5-1954.10)
         王 匡(兼,1954.10-1955.7)

  分局直属机关党委
  1950年5月成立,1953年12月改为华南直属机关党委下属的分党委。
    书  记 林  西(1950.5-1952.3)
         龙  潜(1952.8-1953.12)

  华南直民机关党委(直属机关总党委)
  1952年3月成立分局直属机关总党委。1953年12月改称华南直属
机关党委后,将原来下辖的分局直属机关、省政府直属机关、华南财委直属机关
等三个党委改组成为分局,政法、文教、公安、财经、农林、工业、交通、铁路
等9个分党委。
    第一书记 方 方(兼,1952.3-1953.12)
         林李明(1953.12-1955.6)
         刘田夫(1955.6-1955.7)

  职工工作委员会
    书  记 冯 桑(1949.10-1950.1)
         林锵云(1950.2-1g52.10)
    第一书记 杨一辰(兼,1952.10-1955.7)

  青年工作委员会
    书  记 黄焕秋(1949.10-1952.8)
         杨泽江(1952.8-1953.6)
    第一书记 赖大超(1953.6-1953.10)
    书  记 孟宪德〔1953.10-1954.12)
         刘田夫(兼,1955.4-1955.7)

  妇女工作委员会
    书  记 李坚真(女,1949.12-1952.9)
         区梦觉(女,1952.9-1955.1)
         周婉如(女,1955.1-1955.7)

  侨务工作委员会
    书  记 伍治之(1950.5-1954.2)

  华南党校(广东革命干部学校)
  1950年3月开办的广东革命干部学校,于1952年10月改称中共华
南党校。
    校  长 方 方(兼,1950.3-1952.10)
         区梦觉(女,1952.10-1955.7)

  南方日报社
  1949年10月创刊,1955年1月由社长制改为总编辑制。
    社  长 饶彰风(1949.10-1950.2)
         曾彦修(1950.2-1952,8)
         王 匡(兼,1952.8-1955.1)
    总 编 辑 黄文俞(1955.1-1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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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宗第(?—1664年)宜川四世

袁宗第(?—1664,陕西宜川人) 李自成部将。任大顺军右营制将军,封“绵侯”。崇祯十六年(1643年)郏县之战后,李自成同刘宗敏等统率义军主力,由洛阳西攻潼关,然后向西安挺进;同时派袁宗第、白鸣鹤、刘体纯、蓝应诚带领右营数万兵马作为偏师,从河南邓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同主力会师西安。
本    名
袁宗第
所处时代
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
汉人
去世时间
1664年
主要成就
靖国公

人物简介

 

袁宗第从河南南阳地区出发后,于十月十二日进抵陕西商州,十五日攻克该城,处死驱民顽抗的明朝商洛道黄世清。十七日,占领洛南县。胜利地同李自成所统主力会师于西安大顺建国,受封绵侯。 占领西安以后,李自成立即部署扫除明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各个据点,自率由李过所部后营和刘芳亮所部左营,向北追击明总兵高杰部官军,夺取陕北田见秀率部南下汉中,追击明总兵高汝利部;派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西向追击白广恩部官军,攻取宁夏甘肃西宁等地。袁宗第部由陕西凤翔巩昌推进。一路上“将吏争降恐后”。占领巩昌府后,所属州县都不战而下。次年春,左良玉见大顺军主力已经移到西北,并开始了向山西进兵,就企图夺取湖北荆州承天德安襄阳四府;河南的地主武装刘洪起、沈万登也发动叛乱,颠覆了汝宁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负隅于郧阳的明官军亦猖獗一时,直接威胁到襄阳的安全。为了保证后方的稳定,李自成遂调袁宗第部经商洛地区驰赴襄阳,协助当地驻军迎头痛击左良玉等部来犯之敌。接着又移师河南,粉碎了刘洪起等人的叛乱,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判乱活动,稳定了大顺政权对湖北四府和河南地区的统治。

主要事迹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顺军于山海关之战战败,袁宗第率部北上,屯于临汾挂甲庄怀庆之战后,退入潼关,潼关之战后随李自成主力退入湖广弘光元年(1645),李自成遇害后,随刘体纯、郝摇旗与何腾蛟联合抗清。荆州之役后他已经失去了对右营诸将的领导地位,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军队同牛万财等部在湖南西部与明朝制辅堵胤锡一道继续抗清。但在1646年初荆州战役后,李过、高一功等部退入巴东建始一带休整,袁宗第、牛万财等人并没有采取一致行动,留在湘西山区;后来忠贞营奉调入湘,经常德进攻长沙等地,遭到明督师何腾蛟的破坏后,接着是清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兵南下湖南,李过、高一功等率部经湘东广东撤入广西南宁地区,袁宗第也没有随同前往。湖南被清军占领后,牛万财于顺治八年在溆浦投降清朝,袁宗第已带领部众进入夔东,同刘体纯、王光兴、贺珍等部联营,主要活动于湖北房县均县一带。永历四年(1650年,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忠贞营的主力由南宁北上到达夔东后,原大顺军系统的各支队伍基本上会合。他们同集结在这里的其他拥明抗清武装如在郧、襄反清的王光兴,在陕西反清的贺珍,忠县以谭文、谭弘、谭诣为首的地方武装,摇黄的部分武装互相呼应,被称为夔东十三家。永历五年(1651年,清顺治八年)永历帝下诏敕封袁宗第、刘体纯等六人为公爵,其中袁宗第受封为“靖国公”。永历十二年(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清军大举向黔、滇进攻,永历朝廷险象环生的时候,李定国独撑危局。袁宗第参与西攻重庆,因谭诣、谭弘叛变无功而返。
永历十五年(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帝被俘,次年李定国病死,部将有的牺牲,有的降清,结束了以大西军为主体的西南抗清斗争。除了经营台湾的郑氏和张煌言部少数兵力驻于浙江沿海岛屿以外,在中国大地上继续坚持武装抗清的只剩下了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以大顺军余部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永历十六年(1662年,清康熙元年)七月,清朝经四川总督李国英建议发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永历十七年(1663年,清康熙二年)正月初一日,李国英趁新春佳节之际,带领重夔镇总兵程廷俊、抚剿署总兵梁加琦两部官兵从夔州(今奉节县)出发,顺长江北岸“沿岸前进”,于初三日渡过大宁河,占领了大昌县(今大昌镇)。驻守在这里的袁宗第部战败,被迫将城内房屋粮草放火烧毁,撤往茶园坪。据守大昌北面大宁的贺道宁见袁宗第败走,清兵迫近营垒,吓得失魂丧魄,于正月十八日向李国英投降。李国英即于是月下旬分兵两路夹攻茶园坪,同时派出部分军队堵截郝摇旗、刘体纯来援之路。袁宗第虽然据险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将士阵亡和跳崖跌死的多达二千五六百人,被俘三百余名,部下新化伯冯启凤缴印投降。袁宗第带着残兵败卒乘夜跳崖脱走,同郝摇旗部合营。
在清军步步进逼、形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下,袁宗第,郝摇旗同刘体纯商议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联合以兴山县为基地的李来亨部对清军实行反击,借以变被动为主动,打破清政府的围剿计划。这个提议得到了李来亨的积极赞同,决定首先合力迎击湖广清军。七月二十三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三部联合对湖广清军大举反击。清“楚师全军失利”,董学礼指挥的三万官兵被杀得抱头鼠窜,“带伤、死者甚多”,“除杀伤外,挤窜于南阳河(在兴山县境内),水为不流”。湖广清军一直逃回彝陵(今湖北宜昌市),喘息方定。取得东线重大胜利以后,袁宗第与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联合共计七部约五万明军(均为原大顺军)乘胜西上,准备一举击破四川清军清四川总督李国英部,但因组织不力战败。这年秋天,清廷接到湖广清军严重失利的报告,四川当局又一再求援,决定增派满洲八旗兵参战。命西安将军傅喀禅、副都统杜敏带领驻防西安满兵由陕入川,从水路抵巫山;另调京师八旗禁旅一万名,以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率领前往湖广,加强东路清军实力。十一月二十九日,傅喀禅、杜敏带领的西安满洲兵到达巫山。由于途经汉中入川,“栈道崎岖,马匹困惫”,李国英奴颜婢膝地下令把自己所统四川绿营兵的马匹让给满兵骑乘,“鼓励汉兵荷戈步走”。十二月,穆里玛、图海带领的八旗禁旅也进至房县,从北面向兴山推进。清政府重兵的集结,标志着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明军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既震慑于清军的浩大声势,又忍受不了穷山僻水的艰苦生活,不断发生叛变事件。袁宗第部下的挂印总兵邓秉志、杨洵、赵云等带领部众集体哗变,叛投清朝。袁宗第、郝摇旗无可奈何,带着为数不多的士卒前往巴东投靠刘体纯。这时刘体纯部的处境也相当困难。从四川方面推进的满汉清兵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逼近了刘体纯的营垒陈家坡,大举进攻。刘体纯部抵敌不住,退到天池寨,部下总兵锁彦龙、吴之奇、王加玉、李之翠、刘应昌、胡君贵、田守一、王之礼等先后降清。清军乘势攻占了刘部重要据点老木崆。刘体纯见大势已去,同家属一道自缢而死。二十六日,清军追至黄草坪,袁宗第、郝摇旗两人带领兵丁拼死抵抗,终因敌势过大,郝摇旗、袁宗第和永历帝所委派的部院洪育鳌被俘,长期依附于郝摇旗的明东安王朱盛蒗也被清军擒获,永历帝派出的监军太监潘应龙自缢身死。郝摇旗、袁宗第、洪育鳌、朱盛蒗被押解到巫山县城,后奉清廷旨意于永历十八年(1664年,清康熙三年)十月十二日在该地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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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宗第-互动百科

 

开放分类:人物农民起义历史将领明朝

袁宗第(?—1664) 明末清初人。李自成部将。任大顺军右营制将军,封“绵侯”。崇祯十六年(1643年)郏县之战后,李自成同刘宗敏等统率义军主力,由洛阳西攻潼关,然后向西安挺进;同时派袁宗第、白鸣鹤、刘体纯、蓝应诚带领右营数万兵马作为偏师,从河南邓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同主力会师西安。

姓名:袁宗第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汉族 去世日期:1664
国籍:中国

目录

​基本信息/袁宗第

袁宗第

袁宗第从河南南阳地区出发后,于十月十二日进抵陕西商州,十五日攻克该城,处死驱民顽抗的明朝商洛道黄世清。十七日,占领洛南县。胜利地同李自成所统主力会师于西安。大顺建国,受封绵侯。 占领西安以后,李自成立即部署扫除明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各个据点,自率由李过所部后营和刘芳亮所部左营,向北追击明总兵高杰部官军,夺取陕北;田见秀率部南下汉中,追击明总兵高汝利部;派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西向追击白广恩部官军,攻取宁夏、甘肃、西宁等地。袁宗第部由陕西凤翔向巩昌推进。一路上“将吏争降恐后”。占领巩昌府后,所属州县都不战而下。次年春,左良玉见大顺军主力已经移到西北,并开始了向山西进兵,就企图夺取湖北的荆州、承天、德安,襄阳四府;河南的地主武装刘洪起、沈万登也发动叛乱,颠复了汝宁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负隅于郧阳的明官军亦猖獗一时,直接威胁到襄阳的安全。为了保证后方的稳定,李自成遂调袁宗第部经商洛地区驰赴襄阳,协助当地驻军迎头痛击左良玉等部来犯之敌。接着又移师河南,粉碎了刘洪起等人的叛乱,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判乱活动,稳定了大顺政权对湖北四府和河南地区的统治。

人物事迹/袁宗第

1644年,大顺军于山海关之战战败,袁宗第率部北上,屯于临汾挂甲庄。怀庆之战后,退入潼关,潼关之战后随李自成主力退入湖广。顺治二年(1645),李自成遇害后,随刘体纯、郝摇旗与何腾蛟联合抗清。荆州之役后他已经失去了对右营诸将的领导地位,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军队同牛万财等部在湖南西部与明朝制辅堵胤锡一道继续抗清。但在1646年初荆州战役后,李过、高一功等部退入巴东、建始一带休整,袁宗第、牛万财等人并没有采取一致行动,留在湘西山区;后来忠贞营奉调入湘,经常德进攻长沙等地,遭到明督师何腾蛟的破坏后,接着是清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兵南下湖南,李过、高一功等率部经湘东、广东撤入广西南宁地区,袁宗第也没有随同前往。湖南被清军占领后,牛万财于顺治八年在溆浦投降清朝,袁宗第已带领部众进入夔东,同刘体纯、王光兴、贺珍等部联营,主要活动于湖北房县、均县一带。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十二月,忠贞营的主力由南宁北上到达夔东后,原大顺军系统的各支队伍基本上会合。他们同集结在这里的其他拥明抗清武装如在郧、襄反清的王光兴,在陕西反清的贺珍,忠县以谭文、谭弘、谭诣为首的地方武装,摇黄的部分武装互相呼应,被称为夔东十三家。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永历帝下诏敕封袁宗第、刘体纯等六人为公爵,其中袁宗第受封为“靖国公”。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清军大举向黔、滇进攻,永历朝廷险象环生的时候,李定国独撑危局。袁宗第参与西攻重庆,因谭诣、谭弘叛变无功而返。顺治十八年(1661),南明永历帝被俘,次年李定国病死,部将有的牺牲,有的降清,结束了以大西军为主体的西南抗清斗争。除了经营台湾的郑氏和张煌言部少数兵力驻于浙江沿海岛屿以外,在中国大地上继续坚持武装抗清的只剩下了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以大顺军余部为主的所谓“夔东十三家”。康熙元年(1662)七月,清朝经四川总督李国英建议发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1663年(康熙二年)正月初一日,李国英趁新春佳节之际,带领重夔镇总兵程廷俊、抚剿署总兵梁加琦两部官兵从夔州(奉节县)出发,顺长江北岸“沿岸前进”,于初三日渡过大宁河,占领了大昌县(今大昌镇)。驻守在这里的袁宗第部战败,被迫将城内房屋粮草放火烧毁,撤往茶园坪。据守大昌北面大宁的贺道宁见袁宗第败走,清兵迫近营垒,吓得失魂丧魄,于正月十八日向李国英投降。李国英即于是月下旬分兵两路夹攻茶园坪,同时派出部分军队堵截郝摇旗、刘体纯来援之路。袁宗第虽然据险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将士阵亡和跳崖跌死的多达二千五六百人,被俘三百余名,部下新化伯冯启凤缴印投降。袁宗第带着残兵败卒乘夜跳崖脱走,同郝摇旗部合营。

在清军步步进逼、形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下,袁宗第,郝摇旗同刘体纯商议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联合以兴山县为基地的李来亨部对清军实行反击,借以变被动为主动,打破清政府的围剿计划。这个提议得到了李来亨的积极赞同,决定首先合力迎击湖广清军。七月二十三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三部联合对湖广清军大举反击。清“楚师全军失利”,董学礼指挥的三万官兵被杀得抱头鼠窜,“带伤、死者甚多”,“除杀伤外,挤窜于南阳河(在兴山县境内),水为不流”。湖广清军一直逃回彝陵(今湖北宜昌市),喘息方定。取得东线重大胜利以后,袁宗第与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联合共计七部约五万明军(均为原大顺军)乘胜西上,准备一举击破四川清军清四川总督李国英部,但因组织不力战败。这年秋天,清廷接到湖广清军严重失利的报告,四川当局又一再求援,决定增派满洲八旗兵参战。命西安将军傅喀禅、副都统杜敏带领驻防西安满兵由陕入川,从水路抵巫山;另调京师八旗禁旅一万名,以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率领前往湖广,加强东路清军实力。十一月二十九日,傅喀禅、杜敏带领的西安满洲兵到达巫山。由于途经汉中入川,“栈道崎岖,马匹困惫”,李国英奴颜婢膝地下令把自己所统四川绿营兵的马匹让给满兵骑乘,“鼓励汉兵荷戈步走”。十二月,穆里玛、图海带领的八旗禁旅也进至房县,从北面向兴山推进。清政府重兵的集结,标志着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明军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既震慑于清军的浩大声势,又忍受不了穷山僻水的艰苦生活,不断发生叛变事件。郝摇旗部下的部挂印总兵马进玉、王之炳、张大盛、武自强,袁宗第部下的挂印总兵邓秉志、杨洵、赵云等带领部众集体哗变,叛投清朝。袁宗第、郝摇旗无可奈何,带着为数不多的士卒前往巴东投靠刘体纯。这时刘体纯部的处境也已经相当困难。从四川方面推进的满汉清兵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逼近了刘体纯的营垒陈家坡,大举进攻。刘体纯部抵敌不住,退到天池寨,部下总兵锁彦龙、吴之奇、王加玉、李之翠、刘应昌、胡君贵、田守一、王之礼等先后降清。清军乘势攻占了刘部重要据点老木崆。刘体纯见大势已去,同家属一道自缢而死。据文献记载,刘体纯“骁勇有方略,御众严明”,“颇知爱民”。他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都为之伤心落泪。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为收买民心,下令以礼安葬。二十六日,清军追至黄草坪,袁宗第、郝摇旗两人带领兵丁拼死抵抗,终因敌势过大,郝摇旗、袁宗第和永历帝所委派的部院洪育鳌被俘,长期依附于郝摇旗的明东安王朱盛蒗也被清军擒获,永历帝派出的监军太监潘应龙自缢身死。郝摇旗、袁宗第、洪育鳌、朱盛蒗被押解到巫山县城,后奉清廷旨意于1664年(康熙三年)十月十二日在该地杀害。

袁崇焕诛毛文龙辨析

2017-10-21 袁氏历史文化

客亦闻夫年来国中所议文龙乎?否也!曰虚兵也,曰冒饷也,曰假俘假捷以骗功骗赏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长也,曰一跋扈将军也!自武登抚相与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龙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故崇焕一杀之而通国快然。……是文龙之杀,文龙之罪也,而非崇焕罪也。    ──程本直《漩声纪》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杰出的抗清将领、威震关外的蓟辽督师袁崇焕被磔于市,含冤于九泉。当时加给袁崇焕的罪名,除了“阴主和议,通敌胁款”外,还有所谓“专戮大帅”一条。大帅者,就是明朝驻守皮岛的东江总兵毛文龙。关于“私通后金”的问题,由于清修《明史》公开了皇太极设间的秘密,终使真相大白;但“擅戮大帅”一事却仍然是非不分,曲直未辨,传闻失实之词,见诸明清之际重要史籍者,比比皆是。为了便于辨析,不妨把其中重要者引述于下:

 

《崇祯实录》载:“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于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1>”

 

《明史纪事本末》载:“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末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身入岛诱杀之”,“其罪在擅杀致敌。<2>”

 

《明季北略》载:“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于满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满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崇祯元年,满清朝五王、六王及刘爱塔,率兵二万,自镇江至,欲报义州之役。文龙以八千人与部下十将御之,爱塔以四百骑战败,降文龙。满清因是密通书崇焕,订前约,图文龙,崇焕信之”。

 

“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3>”

 

《国榷》载:“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4>”

 

《明史·袁崇焕传》虽然对袁氏“私通后金,劲敌胁款”,一事作了澄清,但对诛毛文龙则仍称“妄杀”,且说:“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5>”

 

总之,诸书记载,众口一词,似乎袁崇焕之诛毛文龙,非罪即过。明末以来这一传统观点,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有些学者就认为:“毛文龙是著名抗清将领”,“袁崇焕一生最大的错误是火并据守东江的另一支抗清部队”,“袁崇焕杀毛文龙极其不得人心”,使“后金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皇太极在毛文龙被杀后四个多月,亲自领兵长驱进关,安然转战北京周围达半年之久,这是从前不可能发生的事。<6>”由此看来,袁崇焕之诛毛文龙,到底是功?是罪?是过?值得一辨。本文拟就此作些辨析,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袁崇焕之议款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是为了向后金求款,用以“塞五年平辽之命”吗?后金曾提出过以杀毛文龙作为讲款的条件吗?袁崇焕果真是害怕毛文龙“泄其款计”,必须除之而后快吗?事实的回答是否定的。

 

这些问题的核心,不外乎是一个“款”字。不错,袁崇焕自出镇关外,的确提出过一些议款的主张,其后也进行过一些议款的活动,他自己从来不隐讳这一点,并且声称;议款是他的复辽战略的组成部分。如崇祯元年七月,他在被召见平台,作出“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的同时,就当面向崇祯帝讲过这一战略:“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7>”所以问题不在于袁崇焕有无议款,而在于我们对袁氏之议款是否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在这里有几点应该指出:第一,袁崇焕之议款,是光明正大的,他敢于对皇帝讲,敢于对枢臣讲,敢于拿到廷上和群臣力争,甚至为此而遭压制、遭罢官也在所不惜。而毛文龙在当时只不过是镇守边岛的总兵,其权位当在袁崇焕之下,根本不存在所谓“恐文龙泄其款计”的问题。第二,袁崇焕之议款,绝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勾当。历次议款情况,均随时禀之朝上;崇焕亦先后接到“骄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毋轻许,有备之迹须使明知。<8>”以及“侵地当谕令还,叛人令献<9>”等明旨,袁崇焕在款议中均一一加以贯彻。这些情况,在《东华录》等史籍中都有反映,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袁崇焕与后金之间另外还有什么密书、密约,更无所谓以杀文龙作为讲款、还辽的条件。如果有的话,在明亡之后当会公诸于世,就象公开皇太极设间的秘密、及其后公开《毛文龙书简》一样。同时,乾隆帝对于自己祖宗的历史,当然不会毫无所知,他也不致于糊涂到把“通敌”之臣树作忠于职守的标兵,发出了“袁崇焕督师蓟辽,尚能忠于所事,而其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10>”的上谕。由此可见,所谓以杀毛文龙作为讲款条件的说法,只不过是以袁崇焕“私通后金”为前提的,是这一罪名的追索和引申,当时主此说者,有出自阉党的诬陷,也有误信失实之传闻,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此事之属于虚乌有,是不言自明的。第三,袁崇焕之仪款是有原则的,即以有利于明朝的战守大局为出发点,它和那种丧权辱国的屈膝投降有着本质的区别,两者绝不应混为一谈。如天启六年八月,袁崇焕曾藉努尔哈赤去世之机,遣李喇嘛等前往吊丧,并申款议,诸史对此多持非议,但考诸事实,袁崇焕遣使的目的却是很清楚的:“往侦其虚实,一也;因离间其诸子及种人上下,二也;且谕其毋仍前作难,束手归命,三也。<11>”证诸于清人记载,蒋氏 《东华录》说是“因窥我情形”<12>;魏源《圣武记》则说是“将觇我虚实”<13>,这说明袁氏之遣使,是从属于进一步巩固宁锦战守的。再证诸于双方往来书简,袁书除提到:

 

“知汗之渐渐恭顺天朝,而息兵戈”等语外,还明确地提出了“今若修好,城池地方作何退出?官民男妇作何送还<14>”的要求;皇太极在回书中则指责崇焕要求退地还民,是“不愿讲和,有意激我之怒。<15>”

 

可见袁崇焕从议款开始,即坚持有利于我的原则,并无任何出格之举。第四,袁崇焕之议款,只是他实现战守大计的辅助手段。在他的复辽战略中,战、守、和三者的地位不是平列的,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因此,所谓崇焕“专主款”之说,显然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其实,袁崇焕的复辽战略,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在此之前,明之东北战事连遭败绩,辽沈俱陷,锦州、大小凌河四十余城尽降,就关外局势而言,可说是“敌强我弱”,当时挽救危局的关键在于“守而后战”、“以守促战”。袁崇焕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认清严峻的形势,面对现实,从战略上正确处理战、守、和的关系。天启二年,他在出关赴任前夕,曾会见“听勘在都”的熊廷弼,“廷弼问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后战。廷弼跃然喜。<16>”其后,他在《辽事治标治本疏》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彼之远来,利速战,能战之兵,又利得战。臣只一味死守,令至无得而与我战,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与图之”,“盖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足,岁计有余。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夺既有余,战无不足。不必侈言恢复,而辽无不复;不必急言平敌,而敌无不平,即以下手之日为结局之日可也。<17>”宁锦先后大捷的事实证明,袁崇焕的“守而后战”是正确的、成功的。对此,后金也不得不承认:“我满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18>”至于战守之外再加上议款,用崇焕的话来说,就是“敌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款之为言缓也,所以缓彼而急我也<19>”象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之修筑,就是一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20>”难怪皇太极复书诘责说:

 

“尔口言修好,乃发哨卒入我境,收纳逃亡,修葺城堡,是尔言之不由中也。<21>”这种议款既有利于我,何乐不为,又何罪之有?!第五,诸史曾指责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只不过是“聊慰上意”的、毫无把握的诺言,最后不得不为讲款而擅杀毛文龙。但从上面提到的情况看,袁崇焕对于辽事是心中有数的,他前后两次出关,都是按既定方略埋头苦干,即使是在诸多掣肘的情况下,仍然干出了越来越显著的成效。程本直在《漩声纪》中有一段话说得好:“崇焕自任复辽者五年也。戊辰之秋,己巳之冬,仅期也。……复辽而必以兵与马也,辽之兵业何如兵,辽之马业何如马也,即敌之避辽而趋蓟也,复避蓟而趋京也。敌之畏辽之兵之马也,昭然也。浸假而进乎五年也,其兵其马当复何如也。……崇焕不必若是其亟亟也”。梁启超也曾评论说;“使督师能久其位而行其志,其成就亦安止此。 <22>”我认为这些分析与评论是中肯的。所谓袁崇焕为讲款而擅杀大帅的说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因而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关于毛文龙的“抗清”

 

有些学者之所以对袁崇焕斩帅持否定的态度,无非是说毛文龙开辟东江、牵制后金有功。下面,仅就这两点作些辨析。

 

天启元年八月,毛文龙乘虚袭据东江,这对抗清是利是弊?当时就很有争议。辽抚王化贞、本兵张鹤鸣对此诩为奇功,大事张扬;而辽东经略熊廷弼则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计”<23>,责之为奇祸;首辅叶向高则说:“功虽难言,罪于何有?<24>”其实,叶是化贞座主,他的话明似折中,实暗右化贞。因为熊廷弼在复任经略之初,即上“三方布置之策”:广宁用马步兵,列垒河上,以辍奴兵;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使奴兵反顾;经略座镇山海,节制三方,统一调度<25>,接着又上疏:“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我兵与丽兵相倚,与登莱音息时通,斯于援助有济。<26>”这些决策均已禀明朝上,获得允准,叶、张、王等人对此当然是清楚的。熊廷弼为此还专门警戒过王化贞,勿轻战示瑕,待各方布置就绪,“一举复辽”。然而,正当熊廷弼与所司筹议兵饷之际,毛文龙却在“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27>”的情况下,奉王化贞之命,抢先袭取镇江。当时河南道御史何荐可就指斥此役“如小儿做戏”。不管毛文龙在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它在实际上破坏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后,王化贞曾扬言:“不必筹登莱水师也,有皮岛毛文龙在”<28>,其针对性也是很清楚的。难怪熊廷弼愤愤不平地上疏陈说:“臣初三方布置,必兵马器械舟车蒭茭无一不备,而后尅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守。今临事中乱,枢臣主谋于中,抚臣决策于外”,“臣有经略名而无其实,辽左事听枢臣抚臣共为之。<29>”熊氏的斗争矛头,虽说是指向张鹤鸣、王化贞,但毛文龙对于这一事件是难辞其咎的;对其后王化贞的广宁师溃也不无影响。由此可见,毛文龙的东江之役,对当时整个抗清战局来说,是弊而不是利,是过而不是功。

 

其次,关于毛文龙在东江牵制后金的问题,看来也应该打上个问号。《明史》就曾经明确指出:“顾文龙所居东江,形势虽足牵制,其人本无大略,往辄败衄。<30>”这种只肯定东江其地而否定文龙其人的分析,我认为是相当辩证的和客观的。事实上朝中确有不少官员,早已对毛文龙的牵制作用表示怀疑,并不断提出质问。天启六年,兵科薛国观就指出过:“今岁正月,敌倾巢入犯,虽稍挫凶锋,而攻围屠掠逍遥内地者直二十余日,迨班师而东,操演沈阳,复图再至,文龙一似不知有牵制者。<31>”崇祯元年,兵部尚书阎鸣泰也认为文龙之牵制,“终属虚着”,从而提出了移镇的动议<32>。工科给事中潘士闻更指劾毛文龙说:“故智将动有成算,勇将所向无敌,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复一城一池而可以言智;敌来深慝穷岛,敌去仍言牵制而可以言勇。<33>”山东总兵杨国栋曾列举文龙十大罪,其中第二条是:“设文龙于海外,原为牵制不敢西向也,数次过河,屡犯宁锦,全不知觉,牵制安在?!<34>”如果说,对明朝官员上述弹劾疑有党争成见的话;那么,十分熟悉毛文龙内情的朝鲜,他们的看法当可作为佐证。早在文龙入据东江不久,朝鲜备边司即上启说:“毛将所为,不思甚矣。贼冲宣川,不过数百骑,曾不发一只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为今计莫若藏踪秘迹,使虏不得窥觇去留。 <35>”当时毛文龙连藏身之所尚且不得安稳,那里谈得上牵制。其后的情况,也并不见得有什么根本的好转,天启三年六月,柳公亮自毛营还,向朝鲜国王李倧汇报说:“以其兵力观之,似无剿胡之势。张晚去时结阵以见之,而军皆疲劣。虽或见小利而动,恐难举大事耳。<36>”直到文龙被诛的崇祯二年,特进官李景稷仍然说:“毛之军势疲甚,其意只欲安座岛中,享其富贵而已。<37>”所以《李朝实录》对毛文龙开镇八年总的评价是:“蛰居孤岛,徒事张皇” <38>,“今则徒享富贵,无意进取。识者皆忧其终不利于中原,而为我国之深患。<39>”谈迁撰《国榷》,对于“斩帅”是持非议的;然对文龙的所谓牵制,却不敢恭维,他说:“将东江偏隅果足慑建虏之魄乎?曰:非也!皮岛去建虏较远,牵制本影响,而建虏善疑,得略为瞻顾,或未即决计而南响也”。他还特地引用姜曰广的话说:“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东江之师,非荒忽苑在,胡马久蹴之,同铁山尽矣。<40>”即使是后来以“擅杀大帅”的罪名,参与迫害袁崇焕的王永光,也曾不得不承认:“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41>”由此可见,毛文龙的“牵制”,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虚套罢了。

 

三、关于毛文龙是否当杀

 

袁崇焕之诛毛文龙,到底是功、是罪、是过?最关键的问题,当然是在于毛文龙是否当杀。大量事实证明,文龙自据有东江后,独霸一方,骄横跋扈,其后更背着朝廷,一再进行通敌叛降活动。袁崇焕在斩毛文龙时所宣布的十二大罪,并非什么凭空捏造或随意上纲,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下面,准备择其中之主要者,略作考辨。

 

罪之一:“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毛文龙自称拥兵二千余万<42>。朝中对此极表怀疑,天启六年,姜曰广、王梦尹奉诏出使朝鲜,准备到毛营阅视,毛文龙却口出悖言说:“阅不阅在我。不惟阅不阅在我,并他去不去亦不由他也。<43>”姜、王回朝后疏言:“文龙兵册十五万,能用者只二三万”<44>;登莱道王廷试则额定为二万八千人<45>,两者的意见是大体相同的,但毛文龙对此却大为不满。对于这一点,《国榷》也承认:文龙“渐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又过多,岁百二十万,兵二十万,朝论多疑而厌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岛,莫能难也。<46>”朝鲜方面也曾指责说:“毛都督欲使我国称颂其功,虚张军兵之数云,无理甚矣。<47>” 由此可见,毛文龙之不受节制,当是事实。有些学者引《崇祯二年六月蓟辽督师题本》曾经提到:毛文龙“毅然愿编营伍受节制”一语,认为文龙“既然有所转变,何必吹毛求疵非杀不可。<48>”但考诸《题本》,此语只不过是叙述事件之发展过程,紧接此语之后,即有“(袁)曰:营伍定,则年终必行甄别,祖宗自有法度,不得假也。文龙于是悔其言之失,私对副将张翥曰:我姑以此了督师之意,其实营制难,我只管包完东事便了。臣于是悉其狼子野心,终不可制”等语,这分明是揭露毛文龙在督师面前耍手腕,怎能说是毛文龙已“有所转变”呢?!

 

罪之二:“说诳欺君,”杀降冒功。这是毛文龙利用其远据海岛而惯用之伎俩,但其实也是漏洞最多、暴露最早的问题。文龙入据镇江之初,即遭后金还击,“斩游击刘某及兵千五百级,文龙仅以身免。<49>”但文龙匿败不报,为登莱通判王一宁所告发,由于文龙“媚魏忠贤为奥援”,一宁反被诬,逮治论死<50>。天启四年,“时秀水谭昌言为登莱参政。毛文龙药辽人舌献俘,昌言廉得之,密与解药汤,旬日舌清乞命,皆辽人也,言其实,编为农。<51>”同年七月文龙又报三捷,“献浮十二人,而稚儿童女居其八,(袁)化中力请释之,因言文龙叙功之滥,忠贤素庇文龙,益不悦。<52>”后来,袁化中被拷死狱中,这是因素之一。天启五年八月,户科杨文岳曾就毛文龙献俘七名,途至广鹿岛又换回六名一事,上疏参驳说:“臣闻之不胜惊疑。夫献俘一事,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解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解来?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53>”兵部在覆文龙疏中也指出;“外议啧啧,犹有不敢尽言者”。对于毛文龙的冒捷献俘,不仅“中朝颇知其妄”<54>,朝鲜方面的记载也是明确的:“(李)廷龟曰:(毛)都督不修兵器,不炼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天朝,无非皆欺罔之言也。<55>”

 

罪之三:“刚愎撒泼,无人臣礼。”这显然不是指毛文龙所转呈的后金书信中有冒犯语言;而是指文龙本人的真意。对于这一点,《督师题本》讲的是清楚的,即:“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联系到毛文龙曾于崇祯元年春突然拥兵至登州,声言索饷;以及他致皇太极的私通信件中有“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之语<56>,可见事情并非偶然的巧合。

 

罪之十:“交结近侍。”这也不是指魏忠贤专权时期的一般应酬,而是指派遣心腹,“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实质是结为团伙,即所谓“文龙与魏忠贤相因而相藉者也。<57>”这一点,从魏阉对待毛文龙与袁崇焕一亲一恶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得很清楚,因崇焕“为人疏,于大珰少所结好”<58>,魏忠贤曾“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59>,迫使崇焕不得不乞休致仕,只是在忠贤伏诛后才得以复用。而毛文龙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他“务结中贵,以为自固之计”<60>,故“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出都门,皆入权宦囊中”<61>。事实上,在王化贞被处死之后,魏忠贤便成了毛文龙的后台,不仅冒捷冒饷得以通行无阻,而且谁参劾毛文龙,谁就得遭殃,象王一宁、刘之凤、夏之令、袁化中、姜曰广、王梦尹等,或被论死,或被斥逐,这都是魏忠贤庇护毛文龙的结果。甚至在魏阉伏诛之后,仍出现了“内官王国兴擅到海上,称密旨召毛文龙,踪迹诡秘”<62>的情况。可见毛文龙与宦官的关系,实在并不寻常。

 

罪之十一:敌攻铁山,“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这当然不是指战术上的避实击虚,而是指毛文龙常常临阵逃窜,不敢接战,即《李录》所说的“有同群羊之见猛虎”。至于掩败为功,那也是事实,别的用不着多说,就在铁山惨败之后,毛文龙即上报宣州、义州等处“五捷”,但考之《东华全录》,后金在破铁山后,并无与毛文龙交战之事,所谓五战五捷,实皆虚冒。当时袁崇焕即已指出:“铁山一攻即破,毛不能以一矢加遗,而朝夕报功。<63>”可见崇焕对文龙此种所为是深知的。

 

罪之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这几乎是所有参劾毛文龙者的共同看法,如崇祯元年,山东总兵杨国栋就曾指出:毛文龙“专阃海外八年,糜费钱粮无算,今日言恢复,明日言捣巢,试问所恢复者何地?所捣者谁巢?”<64>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可是有些学者却撒开毛文龙本身的问题不谈,认为这“应首先找督师是问”。<65>我们说,作为统筹全辽战局的督师,对此当然是要负责的。袁崇焕对毛文龙的所作所为,经过查证、并在开导无效之后,毅然斩之,这难道不正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吗?!

 

在毛文龙的十二条罪状中,我认为最关键的一条是罪之五:“私通外夷。”这不仅仅是“擅开马市”,即“文龙在岛中广招商贾,贩易禁物,名济朝鲜,实阑出塞,”<66>“私通粟帛,易敌参貂,藉是苞苴,为安身之窟”<67>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通敌叛降。袁崇焕在当时虽然未能看到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往来书简,但对于个中的一些情况是知道的,其中最有可能的是获得了已归正明朝的刘兴祚的告密,只是由于刘兴祚的身份关系,袁崇焕在当时对此事不便明说罢了。《崇祯纪事》载:崇焕奏报中有“文龙逆迹昭然”之语;《蒋录》则载:“明袁崇焕以总兵毛文龙据南海皮岛与我国私通,杀之;”崇祯帝在覆旨中也明确指出:毛文龙“通夷有迹”。这些都证明了毛文龙之通敌,是导至督师斩帅的重要原因。关于毛文龙通敌叛降的问题,因已有学者作了专文论证<68>,我完全同意,在此不准备多说。但仅凭毛文龙在致皇太极信中提出的:“尔取山海,我取山东,若从两旁夹击,则大事成矣,我不分疆土,亦不属尔管辖” <69>;“结局之期,你如何待我,如佟、李之隆我不肯,如西夷之头领隆我,我亦不肯”<70>;以及他准备拿已归正明朝的刘兴祚兄弟与后金作交易等等,就足证毛文龙确是罪在当诛。

 

程本直在《漩声纪》中对斩帅问题有一段总结性的评论:

 

“客亦闻夫年来国中所议文龙乎?否也!曰虚兵也,曰冒饷也,曰假俘假捷以骗功骗赏也,且曰尾大也,曰鞭长也,曰一跋扈将军也!自武登抚相与争而去,其欲得而甘心于文龙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辱白简、挂弹章可数百计也。是左右诸大夫皆曰可杀,国人皆曰可杀也。其不杀也,非不杀也,不能杀也,不敢杀也。是故崇焕一杀之而通国快然。……是文龙之杀,文龙之罪也,而非崇焕罪也。”

 

程氏的这番评论,是在袁崇焕蒙受种种不白之冤,而“擅杀大帅”之说又甚嚣尘上的时候提出来的,在当时,如果没有一种为公理而抗争的舍身精神,是不敢讲这样的话的。它不仅代表着当时真正的舆论,而且也是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的。

 

四、关于党争

 

毛文龙既然罪在当诛,崇祯帝在事后亦有明旨颁示中外予以确认,那末,为什么事隔不久,在朝中竟为此而掀起轩然大波,袁崇焕更因此而惹来杀身之祸?看来,这确实是与明末复杂的党争有关,但决不是党争导致袁崇焕错杀毛文龙,恰恰相反,是袁崇焕因党争的牵扯而被冤杀。

 

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的一些党人,把迫害毛文龙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诛帅方案早已和钱龙锡等人私下定好,崇焕只不过是按既定方案行事<71>。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难以成立的:第一,当时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虽很激烈,但奉命主定逆案的韩爌、钱龙锡等人,并不想籍机扩大其打击范围,“方忠贤败时,庄烈帝纳廷臣言,将定从逆案,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不欲广搜树怨,仅以四五十人上。帝少之,令再议。又以数十人上,帝不怿,令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且曰:内侍从恶者亦当入。爌等以不知内侍对。帝曰: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阅日召入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指之曰:此皆奸党颂疏,可案名悉入。爌等知帝意不可回,乃曰: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帝召吏部尚书王永光问之,永光以不习刑名对。乃诏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事,于是案名罗列,无脱遗者。崇祯二年三月上之,帝为诏书,颁示天下。<72>”可见,当时打击阉党,本出自崇祯帝的主动,而韩爌、钱龙锡等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反而显得有点保守和被动,如果他们果真要“迫害”毛文龙,那可说是易如反掌,而不必假手于不是党人的袁督师,即使是由于毛文龙手握重兵,远居海岛而想借助袁崇焕的力量以除之,也应先将毛文龙列入逆案,以便师出有名,但事实上毛文龙并不在逆案之列。第二,袁崇焕在出关赴任前,确曾与钱龙锡谈论过毛文龙的问题,但那是袁崇焕从复辽的角度主动提出来的。“大学士钱龙锡,以崇焕召对时有‘五年复辽’语,因造寓询方略。崇焕曰:‘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易耳。<73>”从钱、袁谈话的内容来看,既不是什么迫害,更与党争毫无关系。第三,毛文龙虽说是曾经攀附过魏忠贤,但从朝内党争的角度去衡量,他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当时在朝中的重要的阉党分子如周延儒、温体仁等,尚且没有受到冲击;东林党人更没有必要把远处海岛的毛文龙视作大敌,以至假手督师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第四,袁崇焕对毛文龙其人,虽然早就有些看法,但也并非在复出时就立定了必杀之心。这一点,除上述提到的“可用则用之”一语外,在《斩帅题本》中更是多次提及。如:“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为文龙者,束身归命于朝廷,一听臣之节制,其能为今是昨非,则有生无死。”当文龙抵宁远时,“臣体皇上生之之意,此时仍未有必杀之之心”;其后又“决意东响,深入其地,尚望所见不知所闻,开文龙以有生之路”;甚至在抵达双岛,获悉“文龙之恶,高积如山,向所传闻,不及什一”后,仍“令其亲信,往复开导”,只是在这一切挽救工作失效后,才不得不毅然斩之。那末,袁崇焕是否为了开脱而编造谎言呢?看来也不是,即使是极诋袁崇焕的《明季北略》,也引用了袁氏的话:“与汝谈三日,谁知狼子野心,一片欺诳。<74>”再者,按一般情理说,若是蓄意杀害毛文龙,当以在督师之驻地宁远下手最为稳当,不会愚蠢地跑到毛文龙势力范围内的双岛动手。然而事实是毛文龙死于双岛,而非死于宁远,这正说明袁崇焕之诛毛文龙并非预谋,而是情势急迫,不得不作断然处置。

 

对于督师斩帅,崇祯帝在事后曾有明旨覆示。“此则决策弭变,机事猝图,原无中制,……仍着安心任事。<75>”可见此事本已了结,其后之所以骤起变幻,原因固然是复杂的,其中有皇太极行反间所造成的巨大阴影;亦有崇祯帝的猜忌多疑,但这些只不过是阉党余孽可以利用的有利时机和条件,问题的实质是阉党藉机翻案。因为“逆案之定,半为龙锡主持,奸党衔之切骨。<76>”而袁崇焕在《斩帅题本》中适有“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一语。这样,阉党便死死抓住这一条不放,把所谓通敌、斩帅、胁款等等罪名串在一起,以便从袁崇焕开刀,达到攻倒钱龙锡,推翻逆案的目的。正如《国榷》所载:“初,逆珰一案,诸奸憾龙锡,欲借袁崇焕亦起一逆案以相报,因龙锡以罗及诸臣。周延儒、温体仁实主之。<77>”《明史·韩爌传》亦载:“时逆党虽定,(王)永光及袁弘勋、(高)捷、(史)褷辈,日为翻案计。……初,袁崇焕入朝,尝与钱龙锡语边事,龙锡,东林党魁也。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倡言满清兵之入,由崇焕杀毛文龙所致。捷遂首攻龙锡,逐之。”又“以爌崇焕座主也,”“宜与龙锡并斥,”迫使“爌三疏引疾”告退。再看看当时阉党余孽所上的奏疏,情况就更加清楚,“御史高捷劾大学士钱龙锡曰:袁崇焕罪案已明,臣不必言,独发纵指示之钱龙锡,不胜伤心之痛。……崇焕之杀毛文龙也,龙锡密语手书不一,崇焕疏有龙锡低回私商之语,可覆按也。……崇焕效提刀之力,龙锡发推刃之谋,宜今日龙锡皱眉疾首,不得不作同舟之救也。<78>”但他们第一疏未能奏效,“捷再疏攻,帝意颇动,龙锡再辩,引疾,遂放归。”“至(崇祯)三年八月,褷复疏上,言龙锡主张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其罪莫道。<79>”结果,钱龙锡被逮了狱,甚至曾一度论死。可见,阉党余孽所炮制的“擅杀大帅”论,其矛头不仅指向袁崇焕,同时也指向钱龙锡等人。“时群小丽名逆案者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龙锡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谋既定,欲自兵部发之,尚书梁廷栋惮帝英明(其实是梁廷栋听了余大成的警告,怕事有反覆),不敢任而止。<80>”在这里还应该指出,高捷、史褷之流,只不过是前台走卒,整个事件的真正策划者,实为温体仁。刘宗周在其后有疏说:袁案之后,“小人竞起而修门户之怨,举朝士之异己者,概坐焕党,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进,君子退。……臣不能为首揆温体仁解矣<81>。温体仁在给其弟幼真家书三则中也透露了个中秘密,“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后金)入犯,皆由袁崇焕以五年灭(虏)欺皇上,而阴与华亭奸辅(指钱龙锡)、临邑罪枢谋款议,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及敌逼潞河,华亭犹为大言,视逆督如长城,奸党交口和之,吾不得不密疏特纠,以破群欺。及逆督既擒,奸辅落胆,复挑祖大寿引兵东行,以为怙逆之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坚圣听。<82>” 其后,崇焕部将祖大寿、何可纲等奋力作战,击退后金,收复四城,捷闻,帝以“所复地方皆辽兵之力,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不可之语。<83>”从而使袁案一度出现转机,但“体仁前后五疏,力请杀焕”<84>,遂使转机化为泡影,袁崇焕也终于含冤被杀于市。可见袁案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温体仁的密疏都起着主导的作用。

 

五、关于斩帅后的战局

 

过去,有些论者之否定斩帅,还有两条理由:一是使后金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入围北京;二是造成皮岛无主,内部互相攻杀,导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投降后金,从而使整个东北战局改观。对于这些看法,我认为也是值得商讨的。

 

对于所谓“解除后顾之忧”的问题,程本直在《漩声纪》中专门有一段评论说:

 

客曰:“姑舍是。敌之欲走蓟门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龙牵制之也。文龙杀而牵制废,而敌乃得逞焉于蓟也。何曰非崇焕罪也?”

﹙程本直答﹚曰:“时之遇也,数合也,而谓毛文龙之故也,非也!敌固曾攻宁远于丙寅也,敌固曾围锦州于丁卯也,藉非崇焕死战死守,敌不逮己巳而始纵横于神京之下也。而文龙当日固居然岛上帅也,未闻其提一旅、渡一骑以牵制之使之不来也,乌在今日必其能牵制之而使不来也?!”

 

程氏这一连串的质问,是针锋相对的,也是切中要害的。那末,皇太极为何恰在毛文龙被杀不久即入围北京?考其原因,我认为这主要是当时和议破裂造成的。汉臣高鸿中在事前曾向皇太极建议:“若此时他来讲和,查其真伪如何,若果真心讲和,我以诚心许之。……(若)是要人要地,此和不必说。他既无讲和意,我无别策,直抵京城,相其情况,或攻或围,再作方略。<85>”正在这个时候,袁崇焕在议款中坚持以“归叛人,还侵地”为条件,而皇太极则认为“辽东土地天授,不可还。<86>”并谕贝勒大臣说:“我屡欲和而彼不从,岂可坐待”,“我故兴兵由捷径而入,破釜沉舟,断不返旆。<87>”据此足证已巳之师,是按高鸿中的建议进行的;而高氏奏本,主要是针对和议之进展情况,根本就没有考虑毛文龙的所谓牵制。至于说到皇太极的“后顾之忧”,这倒是有的,但后金所害怕的并不是毛文龙,而是袁崇焕。当后金师次青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尔古泰晚诣御幄,……谓此行深入敌境,若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若明人会各路兵来围,为之奈何?!倘从后堵截,致无归路,何由返国?!<88>”并曾密议班师。这都说明后金是有后顾之忧的,而他们所忧的,舍袁督师外,还能是谁呢?!

 

至于其后东北战局的改观,更不能归咎于袁崇焕的斩帅。事实上,袁崇焕在斩帅时即当众宣布:“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89>”这表明他对于整治东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并且切切实实地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禄)、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收文龙敕印尚方剑,令继盛代掌,犒军士,檄抚诸岛,尽除文龙虐政。<90>”不久又上言:“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91>”最后又把东江、宁锦、登莱、天津的防务联为一体,总兵力达到十五万三千有奇<91>。只是在数月后的已己之变中,崇焕被逮下狱,并被磔死,才使整治东江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因而造成皮岛无主的真正原因,不在于袁崇焕的斩帅,而在于袁崇焕的被冤杀,这是很清楚的。其后东江内部的互相攻杀及诸将的先后叛降,自然有其具体原因,而且是与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有关,在这里不想作过多的论述,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如果这些攻杀与叛降是发生在袁督师任内,他当然要负责;但这一切却是发生在袁崇焕被杀之后,一切条件和情况都改变了,若仍归罪于袁崇焕,这能说是公平的吗?!对于这个问题,孟森先生有一段评论说:“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有所为,乃身既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92>这一意见,我认为是很值得考虑的,看来,现在该是我们正视“杀崇焕者之罪”的时候了。

 

总上所述,袁崇焕之殊毛文龙,既非款议所导致,亦非党争所驱使,而是毛文龙本身确是罪在当珠。袁氏斩帅有功,袁氏斩帅有理,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

注: <1>《崇祯实录》卷2,5页。

<2>《明史纪事本本》补遗。

<3><74><81>《胡季北路》卷4,6「68页;渤,85昆都2,148页

<4><8><9><40><41><45><46><51><58><62><75><77><78>《国榷》卷12,148页。5488页;卷87,5344页;卷88,5350页;卷90,5488页;卷90,5485页;卷90,5486页;卷90,5487页;卷86,5279页;卷90,5506页;卷89,5437页;卷90,5490页,卷91,5552页;卷90,5508页。

<5><7><18><20><30><59><66><89><90><91><92>《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6><48><65><71>孟昭信《论评袁崇焕的功与过》载《历史人物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10><87><88>《东华全录》乾隆四十八年五月;天聪三年六月;天聪三年十月癸丑。

<11><50>王在晋《王朝辽事实录》。

<12><14><15><21><49>蒋良骥《东华录》卷1,17页;卷2,19页;卷2,20页;卷2,20页;卷1,14页。

<13><28><86>魏源《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三》;卷1《开国龙兴记二》;卷1《开国龙兴记三》。

<16>《袁督师行状》。

<17><31><44><54><63>《两朝从信录》。

<19>程本直《漩声纪》。

<22>梁启超《袁崇焕传》,载《饮冰室文集》卷3。

<23><29><73> 《明通鉴》卷77,2991页;卷77,2991页;卷81,3131页。

<24><25><26><27><41><53>《天启实录》元年十二月已卯;元年六月辛未;元年八月庚午;元年九月甲寅;六年五月;五年八月已丑。

<32><33>《崇祯新政纪略》。

<34><64><67>《崇祯长编》元年八月庚戌。

<35><36><37><38><39><43><47><55><60>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1,3164页;卷52,3209页;卷54,3415页;卷51,3136页;卷52;3212页;卷52,3268页;卷52,3237页;卷52,3237页;卷52,3253页。

<52>《明史》卷244 《袁化中传》。

<56><69>《满洲秘档·毛文龙来书四》。

<57>《崇祯二年六月蓟辽督师题本》。

<61><83><84>余大成《剖肝录》。

<68>见陈生玺《关于毛文龙之死》载《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二期;姜守鹏《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载《史学集刊》1984年第一期。

<70>《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43页。

<72>《明史》卷306《崔呈秀传》。

<76><79><80>《明史》卷251 《钱龙锡传》。

<82>叶廷琯《欧陂渔话》卷4。

<85>《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45页。

<93>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319页。

来源:子夜星网站

作者:武汉大学 关文发

袁崇焕被凌迟后,贴身侍卫对天立下3个毒誓,如今已执行387年17代

说于农郊 2017-11-15 14:29

导读:袁崇焕,本是一个文臣,面对国家危难存亡之际,依然决定投笔从戎,加入了保卫明朝的军队之中。从军之后的袁崇焕很快就表现出出色的军事天赋,他积极修建城堡,将明朝的边防筑成铜墙铁壁,并运用自己的智慧,成功击退了后金部队的多次进攻。

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带兵攻打宁远城,袁崇焕誓死坚守城墙。最后努尔哈赤在进攻中,被明军的炮弹击中,命丧宁远城下。自此后金部队进攻明朝只能绕开宁远城,路经蒙古,去攻打北京。公元1629年皇太极率领10万大军,绕过蒙古,直逼京城,袁崇焕立刻率兵勤王,成功击退皇太极。皇太极事后感慨,只要袁崇焕在,后金是不可能打下北京的。

皇太极由于打不过袁崇焕,于是就想到了离间计。皇太极一边暗中与袁崇焕书信来往,又一边去明朝那里告发袁崇焕要自立。这时多疑的崇祯皇帝,急忙召回袁崇焕。并以袁崇焕勾结后金军队,企图自立的罪名,判处袁崇焕凌迟处死。就这样一代名将含冤而死。

袁崇焕被杀以后,一直是被作为汉奸的名誉流传于世的。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乾隆为了收买人心,决定为袁崇焕平冤昭雪,并且到处寻找袁崇焕的遗骨,后来发现余氏一家人世代守护袁崇焕陵墓,乾隆非常感动,要授予他们高官厚禄。可是余氏一家却说出了祖上的三条祖训,直接拒绝了乾隆的厚恩。

话说在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以后,他的家人被流放三千里,所有家产充公。但是袁崇焕手下却有一名姓余的大将非常感念袁崇焕的知遇之恩。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的把袁崇焕的头颅拿到自己家的后院埋葬。并且在临终前给后人留下三条遗言。

第一条:他死后要埋葬在袁崇焕墓的一旁,这样就可以永远守候袁崇焕。第二条:袁崇焕一生无后,余家后人要坚持为袁崇焕守墓,不得回广东老家。第三条:余家后人可以读书,但是都不能去考取功名。这一条也正是余家后人拒绝乾隆当官的原因。

经过400年后,余家的守墓人已经传到17代,如今第17代守墓人余幼芝已经76岁高龄了。而他的儿子已经去世,他在没有后人了。估计余幼芝将是守护袁崇焕的最后一个人了。

经过300多年的传承,如今佘家人的后人佘幼芝,成了第17代守墓人。如今佘幼芝已经76岁了,她儿子早年不幸去世,儿子骨灰埋在广东袁崇焕故乡的衣冠冢边上,佘幼芝是守护袁崇焕墓的最后一个家族成员。但是这种坚守承诺的精神却非常值得后人去学习。

一代战神袁崇焕 千古奇冤任评说

2017-09-28 袁氏历史文化

回望漫长的中华历史长河,每个朝代都不乏盖世英雄,吊诡的是,那些大杀四方建功立业的将领,很多都不是战死沙场而是因为功高盖主而难得善终,一代战神袁崇焕就是如此。

 

藤县人袁崇焕,明末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一位爱国者、杰出的军事统帅和著名的民族英雄,他以一己之力扭转战局,承托起摇摇欲坠的明朝政权,却最终功败垂成,下场悲惨。

 

几百年来,袁崇焕的赤胆忠心和杰出的军事思想,始终没有被历史尘埃所湮灭,宛如永不陨落的灿烂星辰闪耀在浩瀚历史星河中,他的家国情怀不断激励着后人。

袁崇焕纪念馆门前雕像

奇山秀水出栋梁  年少雄心图报国

 

藤县天平镇新马村(古称白马莲塘村)坐落于珠江上游的浔江段右岸,是一个风光旖旎的村庄,川流不息的大河从村边流过,整个村庄地形呈半岛状。民族英雄袁崇焕就生长于斯,启蒙于斯。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据多处史籍记载均系广西藤县,但清乾隆中叶以后又相继出现了《东莞县志》的“东莞人”说和《平南县志》的“平南人”说,“籍贯”之争至今不息。

 

藤县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何锦奋为藤县新马人,多年从事袁崇焕史料研究整理工作。他表示,目前,国内历史学者基本认同的结论是:袁崇焕的籍贯是广西藤县白马(现新马),广西平南白马是其父坟墓所在地,而广东东莞则为其祖籍。

 

据何锦奋考证,在袁崇焕父亲袁子鹏之墓的碑文(墓在平南县白马乡)中,记载了袁崇焕祖父袁西堂是在嘉靖初年由东莞迁往藤县白马汛,另外在藤县《袁氏家谱》中也明确地记载了袁西堂是由东莞迁往藤县,再加上《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等明代诸书的记载,袁西堂和袁子鹏为广东东莞人这一点是确信的。

 

何锦奋表示,袁崇焕父祖在广西经商时看中了白马莲塘村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和良好的自然环境,选择在此盖房定居,袁西堂和袁子鹏最后还与当地女子成亲,落籍藤县。

 

更具有说服力的是,明代科举考试制度向来有严格登记应考者籍贯的惯例,袁崇焕参加的乡试、县试和以后的会试、廷试试卷书的籍贯均是藤县人,这是经过各级主考官审查核实的。据此,何锦奋表示,袁崇焕是藤县籍人应是十分可信的,这一点也可在北京孔庙内明清进士题名碑上袁崇焕名下刻的“广西藤县”得到印证。

 

明万历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1584年6月6日),袁崇焕诞生在奇山秀水的白马莲塘村。袁崇焕自幼好学,14岁时以“补弟子员试”的资格,成为县学学生。

 

日前,本报记者前往藤县天平镇新马村探访袁崇焕故居和其生活遗迹。在白马村,袁崇焕手植的榕树尽管已是400多年的古树,但仍然枝繁叶茂,每天来树下追慕的人络绎不绝。

 

袁崇焕故居江边的临江滩道环绕村旁,道长达2000多米,江滩足有两百个标准足球场大。村里人说,年轻时立志报国、以豪士自许的袁崇焕能文能武,经常在此练骑习武,同好友模拟对阵厮杀,纵论山川形胜、兵戈战阵之事。直到现在,新马村村民还是习惯将村西这处滩道叫做“马路”。

 

“他就是一个神童,一个自小就心怀国家的神童。”新马村袁崇焕纪念馆负责人何绍兴说,袁崇焕自小就聪明伶俐、胆大果敢,年少读书时受儒家修身治国、爱国亲民思想的熏陶,关心国家大事,在家乡浔江边种了株榕树后还作《榕生》等诗,抒发为国做栋梁之材的宏大志向。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23岁的袁崇焕到桂林考乡试中举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年36岁时考中进士。

 

在考进士途中,袁崇焕游历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了解山川地理、民土风情、社会习俗,磨炼性格意志,增长了人生智慧。辽东受到后金侵扰的边情,更加激发了他忧国忧民之情,立志做官为国效力的雄心壮志。

袁崇焕手植的榕树

朝廷社稷危难时  投笔从戎戍边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考中进士后在家里“待业”了一段时间,由于有了知县官缺,袁崇焕被任命为福建省邵武(今福建省邵武市)知县。

 

袁崇焕虽然在邵武县令任上只有短短一两年时间,却居官清廉,任上为民救火、处理冤狱、关心辽事等,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护。

 

在福建期间,袁崇焕时刻关心时局,喜欢与人谈论兵法,讨论边塞的事情,同时联络、组织志同道合者。基于对边塞状况的深入了解,袁崇焕自认为有镇守边关的才能,而他在福建任上招募的志同道合者,为打败努尔哈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进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此时,边关形势吃紧。明廷上下谈敌色变,不敢谈辽东的战事,更怕到辽东任职抗敌。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借在京时机,报国心切的袁崇焕单骑出关,巡视形势,毛遂自荐上奏朝廷。在朝臣的举荐下,袁崇焕先是被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后因出色的边才再被破格升为按察司佥事,奉命往关外监军。

 

根据阎崇年的《袁崇焕传》一书,在分管募兵期间,袁崇焕从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朝廷一一批准。这些英勇善战、生死度外的南方兵员,日后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袁崇焕征战四方,成为他戎马生涯的坚定基石。

 

就这样,本是南国一书生的袁崇焕,在朝廷社稷危难之时,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山海关战场,先后任佥事、兵备副使、辽东巡抚等职,走上了一条轰轰烈烈的保家卫国的人生道路。

 

袁崇焕赴任后,先是驻守山海关,不久移驻中前所(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镇)。镇守山海关后,袁崇焕在战略上主张加固修筑山海关200里外的宁远和锦州城,营筑宁远为中心的山海关—宁远—锦州的防御体系,提出关外守关、主守而后战、“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且战且守,且筑且屯”等正确的军事主张,使边陲转危为安,收复了许多失地,整个辽东形势稳定下来。

袁崇焕喂马石槽

金戈铁马震关外  雄才谋略冠三军

 

袁崇焕平生最大的战绩,要数与后金军队的三次大捷,即宁远大捷、宁锦大捷和京师大捷,这三次大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袁崇焕的忠勇报国和杰出的军事才能,奠定了袁崇焕“一代战神”的历史地位,更是让风雨飘摇的明廷暂时得以苟延残喘。

 

袁崇焕第一大历史功绩,就是夺取宁远大捷。

 

当时,辽东经略王在晋坚持聚重兵守山海关,但袁崇焕认为山海关离京城太近,应推进二百里在宁远筑城,于是直接上书朝廷高官。朝廷派大学士孙承宗巡边,决定方略。孙承宗肯定了袁崇焕的大胆设想,并很快得到天启皇帝谕准,天启皇帝命孙承宗代王为新任经略,营筑宁远城。历经三四年的努力,构筑了一条以宁远城为新的防御重心并将宁远与锦州、觉华岛等连成一线,形成了新的“钢铁长城”。

 

宁远防线刚刚构筑好,孙承宗却被奸党整倒了。阉党高第代为经略,后金努尔哈赤趁机准备发动进攻,辽东形势急转直下。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诸王大臣,统领六万大军西渡辽河,攻克锦州、凌河、松山等,围攻宁远城,宁远成为孤城。此时,宁远城中士卒不足两万人,敌众我寡,形势严峻。袁崇焕立即召集将领商议对策,决定战术上采取“凭坚城以用大炮”固守,避免出城外和善骑射的后金兵野外决战等战法。

 

同月二十四日,后金兵攻打宁远城。袁崇焕在宁远城架设11门红夷大炮(红衣大炮),该炮为葡萄牙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射程远、威力大,是击杀密集骑兵的强力火炮。袁崇焕身先士卒带领将士奋勇争先抗敌,连战三天终于打退努尔哈赤大军的进攻。努尔哈赤受伤,后含忿死去,明军取得了与后金战争的第一次大捷,打破了后金不可战胜的神话,史称“宁远大捷”。

 

“宁远大捷胜在袁崇焕的指挥才能和新式武器的运用上。”何锦奋认为,袁崇焕的高明在于清晰得当的御敌军事思路,扬长避短,避开与善骑射的后金兵短兵相接,而发挥红夷大炮的威力,同时坚壁清野、严防奸细,最终赢得了一场胜利。

 

获得宁远大捷后,明朝升袁崇焕为辽东巡抚,仍驻守宁远。袁崇焕知道后金必然会继续来扰,争取时间修缮关(山海)宁(远)锦(州)防线。

 

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后金皇太极果然又率兵十万进犯,围攻锦州,袭击宁远,袁崇焕指挥增援锦州,派出奇兵进逼扰敌。见锦州城久攻不下,皇太极转而攻打宁远,袁崇焕督率将士严阵以待,激战后金。皇太极攻打宁远城不克后,率军再次攻打锦州,后金伤亡惨重,被迫撤军。明朝军队在辽东巡抚袁崇焕的指挥下,又取得了“宁锦大捷”。

 

宁锦大捷对于功臣袁崇焕来说是因功遭嫉的开始。明朝末年,阉党宦官专权,袁崇焕在辽东战守立下汗马功劳,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褒扬和奖励,反而遭到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排挤和打击,率直刚毅的袁崇焕愤然借病辞职回乡。

 

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崇祯皇帝即位,他严惩阉党,起用被贬黜的贤臣。因战功卓著,袁崇焕重新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总督蓟、辽、天津等处军务,移驻山海关。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后金皇太极率十万大军,绕开宁锦防线从蒙古大漠,从山海关西面的长城关隘入塞,袭击北京,崇祯皇帝乱了方寸。袁崇焕闻讯,顾不得朝廷用兵的禁忌,率九千骑兵星夜驰援京师,誓死保卫北京。在广渠门与左安门两次与后金展开殊死战斗,取得胜利,迫使后金撤去,缓解了京师燃眉之急,取得了“保卫京师大捷”。

袁崇焕故居遗址

壮志未酬身先死  忠魂依旧守辽东

 

袁崇焕虽然战功卓著,但昏庸无能、偏听专断的崇祯皇帝,听信魏忠贤阉党余孽的蜚语,又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决意除袁崇焕以后快。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日,就在皇太极兵临城下的紧要关头,崇祯皇帝以与后金“议和通虏”、放后金入关等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逮捕,关押于锦衣卫狱。

 

不久后,崇祯皇帝又相继将一干重臣除掉。据《明史》统计,崇祯帝在位17年,换了50个大学士、14个兵部尚书,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10人。崇祯帝能做出此等“狡兔”未死而“走狗”烹、“飞鸟”未尽“良弓”藏的蠢事,最后落得个亡国上吊自尽的下场也是必然的。袁崇焕蒙冤入狱后,感悟世事无常,但仍慷慨激昂,坚贞不屈,作诗“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铭志。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即1630年9月22日,袁崇焕在北京西市被处以磔刑,死时方46岁。临行前,袁崇焕从容不惧,慷慨激昂,口中念叨着那首《临刑口占》:“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袁崇焕含冤死去后,追随袁崇焕多年的卫士佘姓义士冒死偷出骸骨葬在北京的广东旧义园,终身守墓,并与家人发誓世代埋名为袁将军守墓,死后他亦葬在袁崇焕墓旁。本世纪初,北京市政府将原址改建为袁祠堂予以纪念。

 

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何锦奋表示,明朝灭亡后,南明朝官方就对袁崇焕进行了平反,但因南明朝当时正在流亡,影响力不大,故未能为广大民众知道。

 

人们熟知的袁崇焕的平反之始,在于清朝乾隆年间,清朝乾隆皇帝翻阅先祖的档案时发现袁崇焕的冤情,认为当时主暗政昏使忠臣蒙冤,深可哀怜悲伤,决定给予平反。乾隆皇帝给前朝曾打败过太祖、太宗皇帝的敌人袁崇焕平反,表现了一位明君的卓识与胸怀,也可见袁崇焕足以穿越时代的巨大人格魅力。

 

对于袁崇焕的忠义爱国,历代知识分子均予以高度褒扬。康有为认为,“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梁启超认为他是能影响国家安危、民族兴亡的人。毛泽东曾经在一封请求保护袁崇焕墓的来信上批复,称袁崇焕是“明末爱国领袖”,祠墓应予原址保护。金庸在《袁崇焕评传》将袁崇焕比作“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称赞“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

 

在袁崇焕的故里藤县,人们世世代代都没有忘记这位乡贤。1941年抗日战争困难时期,时任藤县县长何杞等乡绅为了用袁崇焕精神召唤民众奋力抗战,在天平镇新马村筑立了“明督师袁崇焕故里”纪念碑,并在白马《开明中学校歌》中写上“……明督师袁崇焕,山海关杀敌震辽东”以激励故里学子认真读书、奋力抗日。最近几年,梧州市不时通过讲座、研讨会等形式纪念袁崇焕,弘扬袁崇焕精神。

 

如今,除了袁崇焕手植榕树外,新马村较为完整地仍保留着莲花井、袁崇焕故居遗址和跑马场等遗迹,而新建的袁崇焕纪念馆也已完工并对外开放,纪念馆陈列着袁崇焕读书时的莲塘书院牌匾、喂马槽、袁崇焕故居地砖等珍贵文物,成为当地有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天都有游人到此参观瞻仰。

 

文章来源:梧州市人民政府网;作者:黄海志/文,麦朝枢/图。

袁崇焕之死:凌迟3543刀,民族千古之痛

时间 : 2016-09-07 10:51
栏目 : 历史人物
来源 : 历史之家

文章简介: 袁崇焕之死:古之法度,凌迟有六六三十六刀及360刀两种,而朱元璋仍感觉不够,觉得至少要刮3600刀才够解恨,终于有一个最优秀的刽子手,整整刮了3543刀后,离3600刀还差57刀的时候,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生于广东东莞石碣,祖籍广西梧州(籍贯争议)。明朝末年蓟辽督师。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通过自荐的方式在辽东边关任职,得到孙承宗的器重镇守宁远。在抗击清军(后金)的战争中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但因为不得魏忠贤欢心辞官回乡。

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袁崇焕得以重新启用,于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了京都之围后,魏忠贤余党以“擅杀岛帅”、“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最终被朱由检以通敌叛国罪处以凌迟。

从感情上讲,在我心目中,袁崇焕是最值得宣扬的战神,以其文官出身,却韬略激荡而胸藏十万甲兵。北宋范仲淹也曾以文官领军征讨西夏,强悍的西夏军竟不能挡,自视甚高的西夏王元昊称其胸藏十万甲兵、韬略过人,视其为心腹大患。但范仲淹却以其孤傲而备遭排挤,不久即被贬官流放,虽身怀大志却不得伸,不过登楼临水一叹,终其半生只能是泛舟湖上、终老山林。与袁崇焕的坚忍不拔、隐忍伸志相比,范仲淹的过于孤傲、不和与世,导致其报国之志只能是空谈。

须知明朝军队外出作战,向来是太监担任监军随行,基本上讲就是天天在一帮阉党的裤裆下面钻来钻去,凡事都要唯太监马首,要“早请示、晚汇报”,否则动辄就是上纲上线扣帽子杀头贬官,而崇祯皇帝尤其多疑,喜好刚愎自用,满朝的文武大臣不是杀就是贬,没有一个能顺眼的人,基本上换了几波人,以致人人自危、无人敢言。崇祯一生中只相信的就是身边的一帮内待太监,如果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决死报国的毅力,象范仲淹那般孤傲,袁崇焕绝对坚持不到第二天日出,只能是有头睡觉、没头起床。

袁崇焕投笔从军之时,已是内忧外患之世,明朝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已是千疮百孔。以其文弱之身,上事自用之昏主,朝野又遍布奸党压制清流,居然能在乱世上崛起,投笔从军而重整山河,收关外流民,铸金城汤池,整老弱之师,引十三门佛朗机巨炮,击一代雄主努尔哈赤于马下(致其不久伤重不治而亡),却皇太极十年徘徊于关外,而不能奈何。数十年间纵横辽东,而无人能敌。以明之积弱,与汉唐之强盛相比,袁崇焕能有如此功绩,远非卫青等人堪比。

虽终陷于范文程反间计得逞,可恨朱由检一小儿昏主,自毁长城、自废武功。自袁崇焕死后,山海关内再无人能堪此大任,终致大明国破族亡。只要范文程阵前一句话:你们只要看看袁崇焕是何等下场?便致诸明军大将下旗称臣,倾刻间三军俯首。

公元1643年,李闯攻入北京,朱由检急命崇焕手下大将吴三桂入京勤王。然吴三桂坐拥八万关宁军,却按兵不动,只等明朝灭亡。崇祯皇帝上吊于煤山前,身边只余一名太监陪同。要怪,只能怪崇祯自己。

当李闯军攻入北京城,打开崇祯皇帝的银库时,李自成惊呆了,天天在喊穷的崇祯皇帝,根本不穷,征来的“辽饷”都躺在了仓库里,直堆到了天上。

“崇祯跌倒,自成吃饱”。如果这些银库里的银子都用在了征辽上,恐怕袁崇焕早就横扫关外,一直打到韩国釜山了。须知袁崇焕是省吃俭用、到处筹措,才积攒了少许银两,跟葡萄牙换来了13门佛郎机巨炮的,如果崇祯扫扫仓库底,只需买来百十门佛郎机,管叫不识热兵器厉害的努尔哈赤蛮子全军履没。

而正是这13门辽远城墙上的巨炮,让努尔哈赤辛苦一辈子积攒起来的军事家底,几乎全部拼光了。实际上传到皇太极手中的,已经是个烂摊子,重新白手起家的皇太极无奈,最终选择了重用范文程等汉族文官,于是就有了硬的不成软的来,就有了近乎弱智的“反间计”的再度出现。

公元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华夏山河再遭劫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尸横如山之下,没有人记得袁崇焕。直到清帝三世后,乾隆皇帝再度翻开明史,感慨其报国之忠、功业之伟、身世之悲,遂公开此间内幕。世人方知崇焕乃华夏民族真英雄也。

史传:明朝法度严明,有“轻其轻罪、重其重罪”一说。明太祖朱元璋感觉重罪的刑罚不够重,比如“凌迟”一刑。

古之法度,凌迟有六六三十六刀及360刀两种,多以简单取36刀结果性命,即六六三十六个洞之说。而要刮360刀,则需要用渔网网住人,取刀一片片的将从渔网鼓出来的人肉割去,直至360刀人断气为止。而朱元璋仍感觉不够,觉得至少要刮3600刀才够解恨,但当时的刽子手,没有一个能做到,因为刮不到那个数,人就已经死了。

后来擂场比武,终于有一个最优秀的刽子手,整整刮了3543刀后,离3600刀还差57刀的时候,这个骂声不止的犯人终于断气了,创造了当时的大明律最高纪录,于是《大明律》后来有了新规定:凌迟最重之刑,要刮3543刀,而这个纪录,后来再无人能打破。

明史载:崇焕行经法场前,刽子手一刀一刀的割下其肉,沿途百姓极痛恨辽东靼子,而更恨汉奸行径,于是有钱的捧钱场,富户们大把扔钱向刽子手行贿,竞价争买崇焕之肉“生”食之,没钱的捧人场,穷人们争相从刽子手手中抢来崇焕之肉生食之,一块肉往往又被争抢撕扯成数块,整个场面直比一场“人肉大拍卖”。至法场时,崇焕已气绝,骨肉无存,只余一首(头颅),崇祯皇帝命将其首传视九边(长城上的九个边防关口),以此震慑边将,以禁效尤。

袁崇焕被整整刮了3543刀,大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之下,大约有近万人抢到了崇焕之肉而生食之,并以此炫耀为能事。

在中国几千年的谋略兵法中,“空城计最无奈,反间计则最可耻,也最弱智”,但恰恰反间计却屡屡得逞。

在反间计得逞后的一年多里,崇祯皇帝命厂卫严审袁崇焕,但是前后查了一年多,在明朝刑罚手段空前发达的条件下,虽百般重刑之下,各种刑罚手段用尽,袁崇焕却矢口不认其罪,东厂的一帮狗子们拿他也没有办法,上报皇帝定夺,崇祯到了还是一个“凌迟处死莫须有”。袁崇焕只余下的的头颅传到山海关,吴三桂、祖大寿、洪承畴等袁之部将都看到了。

李闯包围北京,崇祯命三桂入京勤王,吴三桂回旨也答应了,但是实际动作十分消极,直到北京城破,关宁军还在路上散步,此后的历史人人皆知,吴三桂反反复复,先归大顺朝,后降满清,数十年后又掀起“三藩之乱”。

后来野史戏说,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我不是想为吴翻案。换了谁是吴三桂,看到其主帅忠君报国一生,却遭凌迟处死后余下的头颅,都会有想法:明朝,该亡了。

在袁崇焕诸多能征惯战的部将中,最终两极分化,少数人未降清而坚持效忠明室,但大多数最终选择了投靠满清。但是在辽远军中,无论降清与否,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爱戴的主帅—袁崇焕是汉奸。在其未降清的部将中,有一人后来为袁崇焕修建了衣冠墓,并世代相传为之守陵,起到今天,已是十几代人之后,其后人依旧在为袁崇焕守陵。袁崇焕的衣冠墓而今已隐没于市井小巷之内,香火廖落车马稀,少有人知道。

前年中央台曾报道过袁崇焕部将的后代,为其世代守陵的故事,至今其家族传承,到了目前的一代人,已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然仍坚持不懈,经常为其扫墓敬香。看到这一幕,我不禁感慨泪下!

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积淀,是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怀念武帝刘彻、李世民、朱棣这些强势君王时,我们也应记住卫青、霍去病这些彪炳千秋的一代名将,同时我们更应记住袁崇焕这样人文悲剧。不要只记住那吊死在煤山歪脖子树上的崇祯小儿,不要只记住“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更要记住那3543刀之痛。

袁崇焕说:我不入地狱,谁人入地狱。最终他下了地狱,一下就是直入十八层地狱,而且一下就是百年,百年中被亿万国人骂为汉奸,似乎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永世不得超生。

袁崇焕,一个不是战神的“神”,那刮在身上的3543刀,乃是一个民族的千古之痛。

袁渊(1927-2017年)-少将-“袁老虎”——46军首任参谋长

编者按:时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袁氏宗亲网特刊发相关文章谨予纪念!
 
        袁渊(1903年-1992年),原名袁焕卿、袁章斐,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南康县。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豫皖红军第十师保卫连班长,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排长、副连长、学兵连长、警卫连连长,红四军军部警卫营营长,庐山独立团团长,军部作战科副科长、四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团参谋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七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东军区独立第十二旅旅长、第十四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四十六军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校长,第二十四步兵学校校长,马列主义学院第一分校军事教研室主任,第二高级步校代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

1992年8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文字综合百度百科、赣州市人民政府网·红色档案、新浪博客整理,图片来自网络)

袁渊少将和夫人余光
       1959年参加国庆10周年将军合唱团小组合影,前排左二为袁渊少将。
“老虎精神”永在——痛悼袁渊同志
作者:潘焱——2017-08-04 袁氏宗亲网

袁升平(1912-2003年)中将

袁升平,江西省吉安县人,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中文名
    袁升平
  • 别名
    袁兴旺
  • 国籍
    中国
  • 出生地
    江西省庐陵县(今吉安)
  • 出生日期
    1912年

人物简介

袁升平(1912-2003),原名袁兴旺,江西省庐陵县(今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骛湖村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游击队班长,赣南独立团排长、连长,红军卫生学校政治教员、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一师十三团总支部书记,一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副营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二、三团政治委员,第一支队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教导第二旅政治部主任、旅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辽吉、辽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第十二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志愿军干部部副部长,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标准照

人物生平

解放前

1912年12月,袁升平生于江西省庐陵县(今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鹜湖村。

袁升平(左二)
192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0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9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相当于初中文化。
1929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29年至1931年,任本地游击队战士、副班长、班长,在红军大学二分校学习。
1931年至1936年任东团县警卫营一连连长兼政治委员,红军赣南独立团连长、独立六师特务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红军总医院政治部组织干事,红军卫生学校政治指导员、党总支部书记,红军总卫生部运输大队指导员,军委三纵队政治处技术书记,陕北吴起镇无线电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1936年至 1937年任红一军团直属队党总支部书记、一师十三团党总支部书记、一师一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至1941年任独立团一营副营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二、三团政治委员、第一支队政治委员。
1941年至1943年先后在延安军政学院、延安军事学院、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至1946年任绥德中央处理委员会工作员,八路军教导第二旅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政治部主任、第12纵队政治委员,参加了四平保卫战,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作战和辽沈、平津战役
1946年至1948年任辽西省辽北省、辽吉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主任兼辽吉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8年至1949年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政治委员。

解放后

1949年至1952年任陆军第四十军政治委员。

袁升平接见部队文艺战士
1949年7月起任第四野战军第40军政治委员,参加了衡宝、广西、海南岛战役
1950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政治委员,志愿军干部部副部长,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至第五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两枚。
回国后,从1954年4月起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
1952年至1954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政治委员,志愿军干部部副部长。
1954年至1958年任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1月至1960年12月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常委,其间:1959年3月至1960年3月任军区党委副书记。
1960年12月至1978年12月任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历任军区党委常委、第三书记、第二书记。

1961年6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

袁升平同志遗像
1969年4月至1973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69年6月至1971年4月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1971年4月至10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
1978年12月至1980年1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党委第三书记(1979年1月起)。
1980年1月至1982年10月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1980年4月起)。
1980~1982年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82、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任职至1973年8月),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3年8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逝世

新华社北京2003年9月9日电 北京军区原政治委员袁升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8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刘淇刘云山张立昌、张德江、周永康、俞正声曹刚川乔石李瑞环刘华清薄一波宋任穷徐才厚李铁映华建敏阿沛·阿旺晋美罗豪才李德生、肖克、廖汉生杨成武吕正操马文瑞刘复之杨白冰迟浩田张万年姜春云张震邹家华吴阶平洪学智任建新孙孚凌朱光亚王文元等,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袁升平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1]

筹建辽沈战役纪念馆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

辽沈战役纪念馆

1986年4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组任字【1986】36号),任命曾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委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袁升平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领导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工作。袁升平同志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召开的全部四次会议,参与审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陈列大纲细目、陈列艺术设计方案和《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样稿,协助解决了资金不足等建馆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难题,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落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7月10日,袁升平同志参加了在辽沈战役烈士陵园举行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设奠基典礼。

出席建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全体人员合影

出席建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委员视察工地
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隆重举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袁升平同志出席了典礼仪式。[2][3][4]

人物故事

扬眉吐气的一次正义战争

在抗美援朝政治中,袁升平任志愿军第40军政委。40军是首批入朝鲜部队,以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而闻名。40军先后参加了一至五次战役,参加较大的战斗382次,以劣势装备歼敌4万多人,直到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才班师回国。
1950年10月19日首批如朝时,40军刚打完海南岛是唯一没有休整就直接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装备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入朝后,小米被炒面所取代,苏式步枪和缴获的美式卡宾枪去了“三八枪”,与美军的装备仍有天壤之别。10月25日,40军在朝鲜温井地区与韩军遭遇,当20多名敌人扑向360团3连3班阵地时,3班长石宝山抱起两根爆破筒,高喊着“为了祖国守住阵地”的口号,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余尽,他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地以个英勇献身的英雄。谈起抗美援朝,袁升平不无感慨地说:“我打了一辈子仗,这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一次正义战争。”

硬骨头

“我们军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当时部队刚打完海南岛,是唯一没有休整就直接参加抗美援朝的部队。装备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炮多了一些。入朝后,小米被炒面所取代,苏式步枪和缴获的美式卡宾枪取代了‘三八枪’,与‘联合国军’的装备仍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无所畏惧。10月25日,我们军在朝鲜温井地区与韩军遭遇,指战员们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奋勇杀敌。“我们军不仅打了韩军,也与美军‘王牌’骑兵第1师、陆战第1师和英军27旅、法国营、加拿大25旅、土耳其旅等多国部队交过战,结果都以敌人的惨败而告终。在第二次战役中,我们军119师毙、伤、俘美军1200余人,其中357团6连1排在排长李玉延的带领下,俘虏美军200多人,创造了志愿军一个排俘虏美军的最高纪录。在广德里战斗中,358团2连3班在班长毛国臣带领下,击退英军两个连的疯狂进攻,消灭英军100多人。事实说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没什么了不起!以多国部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也没什么了不起!”“‘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狂妄地叫喊要在11月23日‘感恩节’前‘饮马鸭绿江’,结束朝鲜战争。结果呢?不是麦克阿瑟‘饮马鸭绿江’,而是我们军和兄弟部队率先收复平壤,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个民族骨头不硬不行。骨头不硬,就受列强欺辱;骨头不硬,在国际上就没有地位;骨头不硬,就难以振兴中华!”

平津战役

1948年底,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遵令提前结束休整,从1948年11月23日起,先后分三路向关内进军。12纵是最后一个梯队。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部署和要求,12纵除独立13师留沈阳执行警备任务外, 35、36两个师于12月4日,34师和纵队直属部队于12月5日从沈阳附近出发,取捷径,沿北宁路向关内开进。16日部队进至高桥一带时,为尽早对平、津之敌形成战略包围,防其东突经塘沽从海上逃跑,总部又电令各纵兼程急进。12纵遂加大行军里程,迅速向战区开赴。行程1500余里,于1949年1月3日,36师进入津塘间新河地区。1月4日,34、35两师和纵直机关到达天津西南杨柳青一带。这次行军出发前各部队针对新补入的解放战士较多和少数东北籍战士存有乡土观念等情况,普遍进行了反蒋诉苦和入关作战教育,并隆重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由于教育和准备工作抓得较扎实,尽管行军路程远、时间长,但大家的情绪很高,胜利地完成了行军任务。
12纵是1948年2月正式编成的,历史虽短,但基础较好。纵队机关是由原东北松江军区的机构抽组的;所属各师是抗战胜利后,由华中、山东的一些老部队抽调的部分部队及干部、骨干为基础组建的。这些部队组成后,参加了东北剿匪斗争,并配合主力部队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夏秋冬季攻势农安、德惠、四平攻坚战,盘石、法库追歼战,中长路突袭战和阻击战等作战任务。纵队成立后,又参加了辽沈战役中围困长春和攻打铁岭、沈阳等战斗。东北解放后,胜利形势给部队以极大鼓舞,人员装备也得到了充分补充,全纵齐装满员,士气空前旺盛。尤其是进关途中,每到一处,所在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热情迎送,大力支援,腾出房子让部队住,烧好开水给子弟兵喝,修好道路保障大军顺利通过,叮嘱战士奋勇杀敌,早日解放华北,这一切使指战员深受教育和鼓舞。部队还未到达作战地域,就纷纷请战,要求参加攻打天津的战斗。行军路上,几个师的领导就向总部首长拍发了请战电,表达了指战员要为解放华北作贡献,借攻津之机锻炼部队的强烈愿望。纵队领导的心情同部队一样,也盼望上级首长能把重担交给自己挑。为此,12纵把想法向总部汇报后,12月31日,总部给12纵司令钟伟、政委袁升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熊伯涛、副参谋长王亢发来电报,准予12纵以两个师参加攻打天津,以一个师部署津塘间,防塘沽之敌西援和天津之敌突围。与此同时,也给请战的几个师领导发来复电。12纵队的几位领导和有关人员,立即研究部署,以34、35两个师参加攻打天津,36师部署于新河附近,监视和坚决阻击塘沽之敌增援天津。后来攻津总指挥刘亚楼考虑,我攻津时如北平之。敌乘机突围,则塘沽之敌必然向西增援天津。北平之敌如不突围,则塘沽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一是西移。如以三四个师向西出击,我一个师很难堵住。如敌进至军粮城甚至以西,则天津作战将受影响。为确保天津攻城战更加稳当,经报总部批准将35师由津南调至津塘间,作为纵队预备队,同36师共同保障天津侧翼之安全。决心下定,12纵于1949年1月上旬在纵队驻地大宋庄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各师的军政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上由司令员钟伟传达了上级意图和纵队的决心与部署。传达后,确定参加攻津作战的师领导兴高采烈,而未能担负此项任务的同志却思想不通。35师的同志对改变参加攻津任务意见很大。尤其是36师师长沈启贤,一听打天津没有他们师,急得坐立不安,冲着纵队领导气呼呼地问道:“为什么不叫我们师参加?请首长考虑部队指战员的迫切愿望,准予我们师参加攻津。”见此情景,12纵领导的心情很不平静,一方面为他们这种不畏艰险、争挑重担的精神所感动,另一方面也觉得时间紧迫,不允许再争下去。于是政委袁升平打断了大家的争议,讲了分配任务的一些考虑,特别强调两项作战任务都很重要,同样光荣,希望各师从战役全局着想,认真执行纵队的命令,坚决打好入关第一仗,圆满完成攻津和打援两项作战任务。会议结束后,各师领导立即返回部队,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中。

塘沽位于天津市东南40公里,是国民党军队从海上南撤的唯一港口。根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第二阶段“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方针,1948年12月23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奉军委指示,曾决定以10个师的兵力,先歼灭塘沽守敌。后经调查,改为先打天津,后攻塘沽,在兵力部署上重新作了调整。
1月3日,我36师进抵塘沽地区,接替7纵2l师监视塘沽之敌的任务,沿海河至新河镇一线布防。36师决定108团配属107团三营和师山炮第一连,于新河东南担任监视与阻击塘沽之敌西援天津的任务;106团以一个营及两个炮兵连配合师山炮营主力在北窑、胡家园一带选择有利阵地,随时以火力支援108团作战;106团和107团主力在河头、头道沟一带为师的预备队。此后,12纵队预备队35师在王奎先师长、栗在山政委率领下也由天津西南外围开进到津塘之间,以104团位于海河南岸之新城镇向大沽方向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强固工事,并与9纵活动于大沽附近各团密切联系,抗敌西援;103、105两个团紧靠36师集结于上、中、下八车地域待命,纵队指挥所位于军粮城东南之大宋庄
来到塘沽外围,我们进一步察看了地形,分析了对面的敌情,更加体会到军委和总部首长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打开作战地图一看,在东起塘沽西至张家口,东西长达400公里、南北宽约12公里、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战场上,我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百余万人,像撒下了天罗地网,把国民党军队约60万人马除塘沽的5万外,统统装进了这个大口袋,然后把口袋里的敌人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掉。这时候,平津战役第一阶段(1948年11月29日至12月21日)把敌人分割包围干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5个孤立据点之中的任务早己胜利完成。第二阶段各个歼敌的任务也在顺利发展,从12月22日至24日,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已被我军歼灭。下一个被歼对象就是天津之敌了。12纵(除34师)的主要任务就是紧紧卡住津塘之间的网袋口,既不让袋子口外的敌人啃咬我们的网袋,也不让网袋里面的敌人钻出来跑掉。同时,还要紧紧盯住网袋口外的敌人,不能轻易地让他们全部从海上溜掉。干部战士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才深深领悟到自己肩膀上的担子并不轻松。
12纵进驻塘沽地区后,扫清敌外围据点的任务基本完成,只有新河车站还有敌人一个排,成为阻碍我军行动的钉子。
在解放塘沽之前半个月的时间里,36师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为了抢时间,他们轮班作业,昼夜不停,终于战胜了天寒地冻,各种防御工事和交通壕很快构成体系。
同时,我师、团宣传队不断地向塘沽的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劝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这对瓦解敌军的士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的敌哨兵看到当官的不在跟前,就悄悄地挥舞着军帽向我方示意,还不断有敌士兵偷偷跑过来向我投诚。
1月15日下午3时,我军活捉陈长捷,全歼天津守敌13万人的捷报传到我们的阵地上,指战员们欢喜若狂。追歼塘沽逃敌的命令下达了,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到了12纵肩上。
塘沽的敌人早就做了从海上撤逃的准备。平津战役的战幕拉开不久,蒋介石就命令他的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马季壮率大小舰艇数十只,开到了塘沽地区海域,归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侯镜如看到形势不妙,几天前就悄悄地把眷属和贵重物资搬上舰艇,并向各师分配了渡口,免得撤逃时互相争船。天津一解放,蒋介石便电令塘沽残敌从海上撤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