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袁氏述略

 袁文献 袁氏文化网 4天前

据民国八年《罗湖袁氏家谱》记载,罗湖袁氏系东莞温塘袁氏的一个分支,以温塘袁氏始迁祖袁仍为一世祖。袁仍,字悦塘,宋淳化四年由江西信丰龙川乡竹子园徙居东莞温塘,配邓氏,生三子:袁诚、袁通、袁谓(以下仅叙罗湖直系)。二世祖袁通,三世祖袁孟一郎,四世祖袁华,五世祖袁盈,六世祖袁宣义,七世祖袁守忠,八世祖袁南震,九世祖袁师文,十世祖袁子琦,十一世祖袁观德,字克熙,为罗湖分房之始祖,配张氏,生一子:彦安。 继续阅读“深圳罗湖袁氏述略”

江西九岗袁氏袓鰲公上溯世系考之三

袁酉 袁氏文化网 2017-11-29
【编者按】 由于代久年湮,加上族人的不断迁徙,且绝大部分家族的族谱是明、清朝才开始编修,所以,上千年的大家族,其远祖世系一般是很难有清晰准确、整齐划一的记载,这实属情理之中。因此,建议大家对旧谱上记载的远祖世系应理性对待,只能作为学术研究。如果我们太自以为是,硬要弄出一个本姓氏的远祖世系的话,到最后充其量也只能是本姓氏中的部分“名人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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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平:皖南事变中牺牲最悲壮的新四军将领

袁国平1936年于延安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事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6日,当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人奉命北移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8万余国民党军队围攻。我军被迫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大部分干部战士壮烈牺牲。军长叶挺冒死请命,被国民党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暗害。万分危急之际,一位负责军队政工的将领挺身而出,率余部继续北撤。激战中,他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弥留之际,为不连累战友,他悄悄将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颅,成为“皖南事变”中牺牲得最悲壮的我军高级将领。他,就是被毛泽东亲自推荐到新四军任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 继续阅读“袁国平:皖南事变中牺牲最悲壮的新四军将领”

福建上杭白砂袁氏清嘉庆谱载祠堂记

袁文献 录 袁氏文化网

一、 县城中街统祠记

我始祖七十郎满珊公之来杭而开基白砂也,派系汝南而来自何年,旧牒无考。尝参稽往迹,忠公为曾孙,有正德癸未年郑坑桥亭之志;仲玉公为元孙,有弘治壬子岁生时年月之记。由后溯前,则来杭当在明成祖之季初,卜居郑坑水口之竹子窠,生三子,长景鲜公,次景泉公,三景荣公。三房衍派迄今几四百年,烟户一千余家,流传一十八代。开基而后,寖推寖衍,居址移而祠宇亦增设,皆各祀其亲,推而上及于始祖未有统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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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家谱-百度百科

家谱俗称族谱或宗谱,又称家乘、支谱、世谱,皇族的家谱称做玉牒。谱牒是家族与玉牒的合称,它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世系表谱。
中文名称
袁氏族谱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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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家族立谱较早,汉代袁氏为大族,汝南袁氏和陈郡袁氏,在历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家族传承之今日分为多系,多家,多门。现代袁氏家族为融族团结,建立多个袁氏家谱网站和袁氏家谱研究会。

谱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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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其他姓氏一样,袁氏很早就有了自己的谱牒。汝南袁氏虽在东汉末年湮灭,但其家谱却传了下来,南朝宋时史学家、文学家范晔在著《后汉书》时得以为弄清袁安子孙世系。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的一部主要记录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奇闻轶事的小说《世说新语》曾引用《袁氏家传》、《袁氏世纪》、《袁氏谱》等资料,说明陈郡袁氏也有世谱传世。
在东晋南朝讲究族望、注重门第的社会风气下,吏部选择官员必稽谱牒,考证谱牒的真伪,从高门士族中取士。谱牒成为门阀士族把持政治、排斥寒门庶族的工具,也是士族间彼此通婚的依据。因此,谱牒盛行,并形成了谱牒学和专门以著述为生的家族。陈郡袁氏在东晋南朝与陈郡谢氏、琅砑王氏、兰陵萧氏并为侨姓大族,贾弼的《姓氏簿状》和王僧儒的《十八州谱》等书对袁氏家族情况定有著录。《隋书·经籍志》有《袁州诸姓谱》八卷,袁姓作为袁州宜春郡四姓之首,被列入该谱。《韩昌黎(愈)集》中有《袁氏先庙碑》,说明在唐代袁姓也有家谱传世。
宋朝进士袁采著《袁氏世范》,被人推崇为仅次于《颜氏家训》的一部家族力作。《古今图书集成》还收录了明朝时汪道昆为潜江(今属湖北省)袁姓所撰家谱写的序。从序中可以了解到,他受袁使君(汉代称州刺史为使君,汉以后用作对州郡长官的尊称)的委托而为袁氏家谱作序。这位袁氏子弟修家谱的目的有三个:一为尊宗,二为敬族,三为合族之间互相体恤。当时袁姓在潜江居住了数百年,已成为当地的望族。这次修家谱,是袁使君受…家人嘱托,经友人鼓动而促成的。考察潜江袁姓世次,自袁使君上溯10代的发展情况比较清楚,遂以德清公为这一支袁姓的始祖,从德清公到袁使君共11代。德清公的后代安斌公、安珍公时,袁姓共分两支,家谱因而分上下两卷,每卷先用一总图标明袁姓的历史演变,再用分图表明各自血缘、亲疏关系,然后分章叙述族上世次,俾使长幼有序。袁姓家谱在宗法上秉承周礼,在谱式上则仿欧阳修、苏洵的谱例,修谱时遵循“必信而传”(即实事求是)的原则,欧谱不注入谱人的生卒年月,袁谱也遵照执行,每对夫妇都不注明生卒年月,以示夫妇终身厮守,同穴长眠之义。丈夫的继室姓氏附在夫妇姓名之后,如果改嫁他人则削掉不录;妾生育有子女者,予以著录,否则一律不予记载。对族中无子者和无子早夭、有子早夭者,分别以“止”、“殇”、“早世”注明,以示区别。

传世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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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传世的袁姓家谱大多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纂修的。
河南睢县《睢阳袁氏家谱》,由袁可立孙袁赋诚等纂修,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手抄本。
浙江富阳《东安袁氏宗谱》由袁若启等纂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刊本;
湖南宁乡《沩宁袁氏重修支谱》由袁必魁修,袁必绅纂,嘉庆十五年(1810年)活字本;
袁锡龄纂修的《芝阳袁氏族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本;
湖南湘乡《袁氏续修族谱》由袁忠信、袁邵周、袁文城、袁鸿量修,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宗臣堂刻本;
湖南宁乡《沩宁袁氏亘修支谱》由袁妙生纂,同治九年(1870年)活字本;
江西乐安《汝南袁氏支谱》由袁志刚纂修,(嘉庆年十四年)(1790年)活字本;
浙江上虞《小越袁氏宗谱》由袁耘纂修,光绪元年(1875年)刻本;
四川合江《袁氏族谱》为袁右督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本;
《丹徒袁氏支谱》由袁敏榕修,民国10年(1921年)刻本。
为袁家续写家谱二十辈;锦成兆天中 生恒运太清 开国定德平 义石镇家封
芜湖《开四公支下派袁氏宗谱》
陕西周至《南旺里袁氏家乘》由袁养和仲子 袁瑞 録家乘志,清 顺治二年(1645年)手抄本;

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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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北洋军阀首领,在辛亥革命后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捍卫国土,维护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新式陆军,创立近代司法和教育制度。他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并修改《大总统选举法》等,随后称帝。
民国枭雄袁世凯家族宗谱以“汝南家声旧,舜裔世泽长”自诩,其家谱经历了两次修撰:一为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袁道涣撰;一为民国37年(1948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袁氏族人为聚族睦亲,又新修了一些家谱。

祖训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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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世范》写于南宋淳熙五年,即公元1178年,作者袁采。据说,此人秉性刚正,为官廉明,颇有政绩。
宋代以前的家训,虽数量不少,但大多意求“典正”,不以“流俗”为然。而南宋官吏袁采的这部家训,却一反前人,立意“训俗”。故而书成之后,他将其取名为《俗训》,明确表达了该书“厚人伦而美习俗”的宗旨。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权通判隆兴军府事刘镇为自己的家训作序,刘镇在序中谈到袁采的这部书,“其言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屈,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而有士君子之行矣”(刘镇《袁氏世范序》,《丛书集成初编》第974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下引《袁氏世范》,只注篇名)。 他认为这部家训不仅可以施之于袁采当时任职的乐清一县,而且可以“远诸四海”;不仅可以行之一时,而且可以“垂诸后世”、“兼善天下”,成为“世之范模”,因而更名为《袁氏世范》。《袁氏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篇,内容非常详尽。《睦亲》凡60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具体分析了家人不和的原因、弊害,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各种准则,涵盖了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处己》计55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共72则,基本上是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下面仅就其中的伦理教化思想作些分析阐述。
(一)《睦亲》篇
在《睦亲》篇中,袁采不是说教式的提出一些条文要求,而是从人的不同性格、性情的分析入手,深入剖析造成家庭失和的原因。他认为只有弄清症结所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家庭不睦。按他的解释,即使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其“人性”也是不同的,“或宽缓、或褊急、或刚暴、或柔懦、或严重、或轻薄、或持俭、或放纵、或喜闲静、或喜纷拿,或所见者小,或所见者大,所禀自是不同”。既然人的禀性有如此差异,假如做父亲的硬要儿子的禀性适合自己、做兄长的硬要弟弟的禀性适合自己,那么对方未必心甘情愿。这样“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合之根源也”。况且临事之际,有的认为是,有的认为非,有的认为应该先做,有的认为应该后做……这样每个人各持己见,都想让对方服从自己,必然会发生争执。一次次争执的结果,就会使彼此不睦乃至“终身失欢”。如何解决这个导致家人不和的根本问题,袁采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性不可以强合。为父兄和为子弟者,居家之道应该是尊重对方的人格和禀性,而不是要对方“同于己”、“惟己之听”。二是善于反思自己。袁采提出为父者和为子者如果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处理双方的关系,待人如己,这样的家庭没有不睦之理。三是处家贵宽容忍让。袁采认为,自古以来,人们的道德水平就有高低之分,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这就要父子、兄弟、夫妇“宽怀处之”,互相忍让。
袁采在《睦亲》篇中还提出了许多调适家人关系的行为准则。比如,在父母与子弟的关系上,他提出必须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父慈子孝;二是父母爱子要“贵均”。这两个方面,前人的家训中虽也曾论及,但袁采的道理讲得更为入情入理、细致周到。他指出:“为人父者能以他人之不肖子喻己子,为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贤父喻己父,则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这样,就“无偏胜之患也”。在父母对子女的憎爱方面,袁采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加上对当时社会民风的观察,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做父母的往往偏爱幼小的子女,特别关心怜恤子女中的贫穷者,而做祖父母的则不同,他们偏爱的往往是长孙。这固然是人之常情,但弄不好会成为兄弟不和的原因。故而做长辈的一般情况下应该对子弟一视同仁,不可偏憎偏爱,否则“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于所憎。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以爱之适所以害之也”。因此,做父母的应该“均其所爱”。不仅如此,为人父母者还要避免对子弟的“曲爱”、“妄憎”两种错误倾向;要注意教子宜早、宜正,“子幼必待以平,子壮无薄其爱”。只有这样处理父子关系,家庭才能和睦。
在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睦亲》篇也提出了不少准则。如:分配财物要公平,不必斤斤计较;兄弟子侄同居“长幼贵和”,“相处贵宽”,“各怀公心”,不能私藏金宝,不可听背后之言;对亲戚故旧贫穷者要随力周济,收养年老而子孙不孝的亲戚,当虑后患;对孤儿寡母要体恤照顾;因亲结亲,尤当尽礼;收养义子,应当避免争端;父祖年高须早立公平遗嘱,以免家人争讼……(二)《处己》篇
《处己》篇里,袁采对家人子弟立身处世的教诲,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处富贵不宜骄傲,礼不可因人分轻重。袁采从宿命论立场出发认为,“富贵乃命分偶然,岂能以此骄傲乡曲”?如果本身贫寒而致“富厚”、“通显”,也不应“以此取优于乡曲”;若是因为继承父祖的遗产或沾父祖的光而成显贵,在乡亲面前耍威风,那更是可羞又可怜。尤其可贵的是,袁采批评了一些势利人的做法。这些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
其二,人贵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袁采认为,忠信笃敬、公平正直是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取重于乡曲之术”。但是,他对忠信笃敬的解释与传统的解释很不相同,尤其是“忠”。他说:“盖财物交加,不损人而益己,患难之际,不妨人而利己,所谓忠也。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所谓信也。处事近厚,处心诚实,所谓笃也。礼貌卑下,言辞谦恭,所谓敬也。”
其三,严己宽人,过必思改。袁采认为,对忠信笃敬、公平正直这一做人的重要准则,应该自己首先做到,然后才能要求别人做到。所谓“勉人为善,谏人为恶,固是美事,先须自省”。他认为,人不能无过,但过必思改。同时要宽厚为怀,以直报怨,不要计较人情的厚薄。若“处己接物,常怀慢心、伪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轻辱于人,盛德君子所不为也”。他还告诫子弟,要见得思义,以礼制欲。
其四,谨慎交游,近善远恶。在社会交往方面,袁采要求子弟近君子而远小人,但不赞成有的人家为防子弟从事“酒色博弈之事”而“绝其交游”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仅会使子弟缺乏社会阅历,“朴野蠢鄙”,而且一旦“禁防一弛,情窦顿开,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会干出更大的错事。不如“时其出入,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必知愧而不为”。这种积极疏导而不是消极防备的方法,可以不断增强年幼子弟对不良行为的抵抗能力。
其五,处事无愧心,悔心必为善。这是袁采对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的见解,他说:“今人有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见不闻,安然自肆,无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聪明不可掩。凡吾之处事,心以为可,心以为是,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处事,心以为不可,心以为非,人虽不知,神已知之矣。”这种见解尽管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以朴素的语言,通俗地阐释了在中国道德修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儒家“慎独”思想,因而更能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接着,袁采进一步表述了活到老修身到老的思想,这就是常具“悔心”,不断反醒自己,长善救失。他指出:“人之处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识,其贤德之进,所谓长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谓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
除了上述待人处世的重要原则之外,袁采还告诫子弟家人注意日常举止、言谈乃至服饰方面的小节。诸如:言谈和颜悦色,不可“颜色辞气暴厉”;经市井街巷、茶坊酒肆应举止端庄,遇到醉汉宜即回避;衣饰应整洁干净,“不可鲜华”、“异众”。
(三)《治家》篇
《治家》篇所论家政管理几乎涵盖家庭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里仅举部分,便可窥见袁采治家训俗的良苦用心和可贵的人道情怀。
家庭安全方面。从安居才能乐业出发,袁采将家庭的安全放在家庭治理的首位加以强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袁采指出四点:一是宅舍坚牢。墙垣要高厚,藩篱要周密,门窗要牢固。二是山居须置庄佃。若是住在山谷村野僻静的地方,要在附近盖些房屋,请一些人口多的朴实人家居住,以便有个照应。三是防盗防火,多加巡视。四是家人尤其是年幼子弟的人身安全。袁采嘱告家人,不要让小孩戴金银首饰,以免被贼人图财害命;不要让小孩单独到街市上去,以免被人诱拐而骨肉离散。至于其他一些危险的地方,都要注意,“人之家居,井必有干,池必有栏,深溪急流之处,峭险高危之地,机关触动之物,必有禁防”。
奴婢和佃户的管理方面。一般有家训传世的,大都家道富殷,至少也是中产之家,故而都雇佣奴婢供其使用,土地也租给佃户耕种,这就牵涉到对他们的管理问题。对此,袁采花了不少笔墨谈论。他认为雇佣仆人,要选那些“朴直谨愿、勤于任事”的,不要用“异巾美服、言语狡诈”的轻浮之人;雇用奴仆最好是本地的,外地的要问清来历,并经过中间人签订契约。对待奴婢要宽恕,有过错要多教诲,不可动辄鞭打辱骂,即使犯有奸盗等罪,也要送官府治罪。要关心奴婢的生活,“衣须令其温,食须令其饱”;奴婢的住处要经常检点,“令冬时无风寒之患”;奴婢有病应送外医治。雇用女仆年满要送还其家人。袁采深知佃户的辛苦劳动是自己的“衣食之源”,因而要求家人体恤他们,视同骨肉,“遇其有生育婚嫁,营造死亡,当厚周之。耕耘之际,有所假贷,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不可有非礼之需,不可有非时之役”。
乡亲邻里关系方面。袁采提出邻居间要和睦相处,平日多加抚恤,有事相互照应。不要让自家的小孩损坏邻居的花果树木,不要让自家的牛羊鸡鸭践踏、啃啄邻居的庄稼。乡里有造桥修路的公益事业,要尽力予以资助。
其他家政管理涉及伦理教化的方面还有:置办田产,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不可掺杂使假;借贷钱谷,取息适中,不可高息;兄弟亲属分割家产,要早印阄书,以求公正免争;田产的界至要分明;尼姑、道婆之类人等不可延请至家;税赋应依法及早交纳,等等。
袁采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士大夫,所论睦亲、处己、治家之道,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不可能不带有阶级的偏见。《袁氏世范》中的缺陷和糟粕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富贵命定的人生观。袁采认为“富贵自有定分”、“死生贫富,生来注定”,都是造物主的安排。世事的变更,家族的成败胜衰都是“天理”的规定,“人力不能胜天”,所以人应当顺应天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其次,主张因果报应的轮回说。袁采宣扬善恶报应的观点,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处己》)。虽然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但从劝人向善、增善少恶的目的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尽管袁采是个有神论者,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人做坏事而祈求神灵的庇佑,也照样要受到神的惩罚。由此也可见其劝善的良好愿望。
再次,鄙视奴婢下人。袁采毕竟是地主阶级的官吏,他的家训中尽管要求对仆人多加关心,但始终认为他们是愚笨的下等人。他说“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资多愚,作事乖戾背违”,他们“性多忘”、“性多很”(《治家》),因而不能委以重任。他要求奴仆当使饱暖,还是为了“此辈既得温饱,虽苦役之,彼亦甘心”(《治家》)的自家利益;他要求不可鞭挞奴仆,也是怕出意外。尽管如此,比起那些不将下人当人看的吝啬、凶狠的地主来,袁采还算是比较开明和人道的。
袁采,字君载,宋代信安检(今属浙江)人。隆兴元年登进士第三,官至监登闻检院。曾任乐清县县令,廉明刚直,政声颇佳。
在乐清,袁采修县志十卷,又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等,可惜多亡失。《世范》一书就是作者在乐清时所著。
由于袁采对为人处事、人伦教育特别感兴趣,而且也很有研究。为了在乐清这个地方淳正风俗,化导人伦,他于宋孝宗五年写成这本《世范》。最初书名叫《俗训》。然而,出人所料的是,该书一成,远近便争相抄录。“假而录之者颇多,不能遍应。”袁采这才开始刻版印刷。
印行时由他的同学、府判刘镇作序。刘镇拿到此书时,爱不释手,“详味数月”,给这本书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岂唯可以行诸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就是说袁采这部书其价值足以刊行全国,流传后世。于是,刘镇建议袁采将书名改为《世范》。袁采谦虚地认为言过其实,但最终还是同意更名为《世范》。后世又称《袁氏世范》。
《世范》共三卷,分睦亲、处己、治家三门。这本书论述立身处世之道不同与一般著述,其语颇有见地,且深入浅出,极具趣味,极易领会和学习。《四库全书》在《袁氏世范》提要里讲:“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覆详尽。”又说:“大要明白切要,使览着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
卷一睦亲,主要讲家庭和睦相处的道理和方法;卷二处己,论述个人修养、为人处世之道,对人一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富贵贫贱、成败得失等都作了哲理性的阐述;卷三治家,是持家兴业的一些道理,亦颇精彩。《世范》一书的论理并不像其他古代修身齐家的书那样古板正统,相反,袁采思想非常激进,甚至敢于反传统。他是从实用和近人情的角度来看待立身处世的原则的,而不是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把“四书五经”、孔孟之道那一套伦理强加在人们头上。譬如,袁采的《世范》提倡家庭的成员应该是平等的,父子兄弟之间都是平等的,可以保持各自的性格特点,即便是家中的长辈,也要以自己超乎别人的修养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不能压服别人。子女也没必要屈从长辈的权威。
《世范》里有许多句子确实都是金玉良言,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不胜枚举。《世范》传世之后,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重该书,都将它奉为至宝。今天我们在校点该书时,也深深地为书中的一些卓越深邃的见地所打动,为它对世态人伦的深刻认识所折服,认为该书的确堪称立身处世的楷模。尤其是在今天,我们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浏览该书,如同交给你一把打开世态不解之门的钥匙,使你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世事,使你终身远祸近福,万事顺达。
《袁氏世范》为袁氏家族族人行为立命,做事原则的典范,为家族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行为典范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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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袁天罡工作过的宜春鼓楼(组图)

2018-02-17 袁氏文化网

袁州谯楼,又称宜春古楼,始建于唐朝,由当地刺史负责建造。

 

宜春鼓楼位于宜春市步行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授时天文台,相传袁天罡在此督导过天文台布置,授时准确度与现代时间只差20秒。

 

南宋嘉定十二年,袁州知府腾强恕在谯楼之上布置铜壶,夜天池,日天池,定南针等天文器材,为后续天文观测打下了基础。

 

明万历年间,袁州谯楼添置测天之器——铜璇玑,乃袁天罡所发明。

 

袁州谯楼坐西朝东,呈π型构造,建筑面积约780平方米,高12.8米,宽11.8米。

 

袁州谯楼的建造充分体现了古代高超的建筑技巧与不朽的艺术价值。

 

有兴趣来宜春旅游的朋友不妨到此一游,亲自体会一下古建筑艺术的风采。

 

来源:东方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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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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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宜春袁州人,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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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氏荣光耀千秋

    2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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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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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氏文物承传

    4天前

袁雪芬(1922-2011年)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上海越剧院名誉院长,嵊州袁氏名人

2018-02-20 钟冶平 袁氏文化网

编者按:2011年2月19日,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上海越剧院名誉院长袁雪芬在沪病逝,享年89岁。1922年,袁雪芬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县,1933年开始越剧生涯,一生为越剧艺术和中国的戏曲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她逝世7周年之际,国家一级导演、10集纪录片《百年越剧》总导演钟冶平向我们发来他的追忆文章,与本端读者一同缅怀这位艺术前辈。

 

2011年春节放假还没有过完,由我担任总导演的20集人物传记片《舞台姐妹》后期制作的扫尾工作,就在机房紧锣密鼓地开干了。年前我去嵊州给丁一老师送轮椅时,他忧心忡忡地扳着手指头告诉我:“几位老一辈越剧艺术家的健康非常不乐观,你现在做的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事,过去看不出你对越剧还那么有心。好好干吧,历史会记住你的。”我牢记着丁老师的一番话,也感到了时间的紧迫。2006年10集纪录片《百年越剧》完成后,我利用一些社会资源,在2009年开始了20集人物传记片《舞台姐妹》的拍摄,第一集做的就是《袁雪芬》。

 

2月19日下午,我开车到机房途中,收到上海一个朋友发来的短信,告知我就在今天下午的早一些时候,久患绝症的袁雪芬老师去世。看到这个消息,我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匆匆赶到机房,剪辑师正在调试《袁雪芬》一集的解说词和音乐。几天后,我带着刚制作好的《袁雪芬》一集赶到嵊州,出席在嵊州宾馆举行的追思会。望着大屏幕上正在向我们诉说着往事的袁雪芬老师,难忘的岁月一起涌上心头。

后排左起:王文娟、戚雅仙、吴小楼、袁雪芬、尹桂芳

前排左起:范瑞娟、傅全香、陆锦花、张桂凤、徐玉兰、徐天红

作者与袁雪芬老师合影

 

1999年那个寒冷冬天,我接受了拍摄大型纪录片《百年越剧》的任务,第一个念头就是尽快和袁雪芬老师见面。因为讲述越剧百年的历史,尤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的越剧改革,袁老师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必须认真倾听她的意见。再就是尹桂芳老师的健康每况日下,令我非常不安,现在我们是在和时间赛跑了。经过负责外联的丁老师的一番努力,我到上海见到了尹桂芳老师,我实在没有勇气架起摄像机。此时的尹老师病得已经完全落形了,她的亲人告诉我,尹老师吃什么就吐什么。我至今都认为当时如果拍摄,将是对她极大的不尊重。尹老师用她颤抖的左手,为我题写了她的名字,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尹老师,4个月后阴阳两隔。在等待采访袁雪芬老师的日子里,我们紧张地在嵊州展开了外景的拍摄。

 

2001年5月15日,我率领《百年越剧》摄制组到上海,住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我和丁老师去家看望袁雪芬老师,提出了采访的要求。晚上接到袁老师秘书黄德君打来的电话,说袁雪芬老师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接受我们的采访。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了一个晚上。次日一早,我们准时来到位于复兴西路10号的上海越剧院,没有想到袁雪芬老师早已在办公室等候了。寒暄了几句,面对着我们的摄像机镜头,袁雪芬老师展开了她人生的详细讲述。

《百年越剧》拍摄袁雪芬老师

 

1922年3月26日,袁雪芬出生在浙江嵊县甘霖镇杜山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中。父亲袁茂松是乡下一个私塾先生,农忙时也干一些农活。父亲的古文基础比较好,他希望袁雪芬能像一个男人那样自立。袁雪芬6岁时,父亲带她到私塾读了三年书,认识了一些字,终因家道贫寒,加之“重男轻女”封建思想,不久便辍学了。袁雪芬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妇女,勤劳善良。1933年袁雪芬入科班学戏,并不是因为喜欢越剧才去的,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对她的刺激很大,由此决定了她的人生走向。那一年,袁雪芬的第三个妹妹降生了。一看又是一个女儿,母亲背着袁雪芬的父亲,花了一块钱托隔壁那个讨饭婆婆,把刚生下来的妹妹送到育婴堂去。袁雪芬苦苦哀求这个婆婆,求她千万别送妹妹去育婴堂,送去了这个妹妹就没有了。母亲叫袁雪芬写下妹妹的生辰八字时,袁雪芬对母亲说,这个妹妹由我来抚养,你就别送到育婴堂了。母亲说你怎么能养活她?袁雪芬说给她吃点糖茶,她不是就长大了吗?妹妹还是被送到育婴堂去了,袁雪芬为此大哭了一场。

 

不久后的一天,一个叫王天喜的科班班主来到袁雪芬家,请她父亲给科班起个班名,父亲想了一想,就起了“四季春”的名字,就是一年四季都是春天的意思。袁雪芬悄悄对王天喜说,我也要去学戏。王天喜说这个不行,你去学戏,你父亲要生气的。袁雪芬只得回到家跟母亲商量。在这以前,母亲曾偷偷把袁雪芬送到崇仁镇的高升舞台学戏,袁雪芬哭了三天就逃回来了,幸亏父亲不知道这件事情。袁雪芬母亲生气地说,你的事我不管了,自己去问你父亲。袁雪芬只好去对父亲讲,父亲听后勃然大怒,说你这是自甘堕落。袁雪芬问他“堕落是什么意思?他说“堕落”就是不学好。但是袁雪芬学戏的信念已定,只穿了一套衣服、拿着一把扇子就离开了家,到科班的第一个晚上和傅全香睡在一张床上。好在是一个夏天,只是被蚊子咬了一夜。当时袁雪芬的父亲气得不得了,声称从此断绝父女关系,那一年袁雪芬11岁。袁雪芬学戏的科班在柳岸村兴福庵,离杜山村大约三里路。2000年我拍摄《百年越剧》时,这个庵还在。我曾陪同傅全香老师故地重游,傅老师又领我到对面当年她们练功的河滩上,讲了许多当年的故事,记得那一天丁老师也在。我还拍了一群水牛吃草的镜头。后来在拓宽道路时兴福庵被拆除,重建在不远的一个山坡上,但完全没有以前的一点痕迹了。

 

一个月学戏下来,要分行当拜师了。科班要袁雪芬的父亲签字画押,父亲还是叫袁雪芬回家去。他看到班主递来的关书,上面写着“学戏帮师三年,生残病死,班主概不负责”像签卖身契一样,一脸不高兴。班主和教戏师父对袁雪芬父亲说,科班大的孩子十七八岁,最小的是你女儿和孙泉香(即后来的傅全香)沈爱莲、钱苗花的妹妹钱苗英,两个十一岁,两个十岁。即使三年学习期满了,你女儿也不过是十四岁,那个时候你觉得你的女儿不能演戏,再让她回去也是可以的。现在你只要拿出30块钱投资入股,就算你女儿正式入班了。王天喜这个戏班的经费,都是家长拿出一些钱办起来的,恰好戏班要找一个人去挑箱子挑铺盖,父亲看袁雪芬实在不肯回去,就拿出30块钱,叫袁雪芬的舅舅来挑衣箱铺盖,同时照顾一下女儿,从此袁雪芬正式成为“四季春”戏班的一员了。科班里学戏是一件很苦的事,天还没有亮,袁雪芬和傅全香她们姐妹几个,就在师傅鲍金龙的严厉教导下,练基本功。一个上午练下来,有时连一口水也喝不上。和同代人不一样,袁雪芬走上越剧之路,完全是自己爱好,她迷上了这个舞台,那水袖挥舞、唱词袅袅的越剧深深地吸引着她。

袁雪芬便装(1940年代)

 

1936年春天,袁雪芬随“四季春”戏班在杭州羊坝头的老国货商场演出。当时深受杭州戏迷喜爱的越剧名伶王杏花受邀赴杭演出三天。那时的王杏花已是“三花一娟”之一,她的表演与扮相深深吸引住了袁雪芬,每逢王杏花登台,袁雪芬都躲在暗处偷艺。那时这样做是违反规矩的,袁雪芬还是忍不住去学,以至于袁雪芬登台时,杭州观众都称她为“小王杏花”。

 

袁雪芬得了伤寒,高烧不断,把脑子都烧坏了。科班师父感到可能没有救了,父亲只得把她领回了嵊县老家。当地的土郎中配了一大堆的草药,总算把袁雪芬从阎王爷那里拖了回来。病愈后的袁雪芬头发全部脱落,记忆力减退,戏文都忘光了,连丫头的戏都演不了。我在以后采访袁雪芬老师时,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当时就想,有朝一日我也成为名演员的话,对青年演员我一定不欺负她们,要爱护她们。”

1978年袁雪芬老师在“越剧之家”为钱爱玉、孙水玉、裘伟刚等作现场指导。

1959年袁雪芬老师在青浦农村演出

 

1936年9月,袁雪芬随着戏班子来到上海,在泥城桥通商旅社小剧场演出,白天不敢一个人上街。正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姑娘,在舞台上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演谁像谁,仿佛亲身经历过了人世的悲欢离合。1938年,袁雪芬随戏班子第二次进上海时,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第二年,她和被誉为“闪电小生”的马樟花到电台播唱,同更多的越剧听众发生了联系,进一步扩大了越剧的影响。仅仅五年,刚满20岁的袁雪芬就成为越剧的一面旗帜,由她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新越剧”异军突起,这是父亲袁茂松万万没有想到的。

 

1942年,注定在袁雪芬的艺术生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体弱多病的袁雪芬要挺身而出,承担起这样一个历史重任?1995年在嵊州举行的一次越剧界聚会时,在剡溪宾馆的大厅里,袁雪芬面对众多的新闻媒体记者,详细地讲述了这个在越剧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改革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事情还得从1942年年初的“马樟花之死”说起。

袁雪芬与马樟花

 

1942年农历正月初五,一个被人们称为“闪电小生”的越剧名伶马樟花,在人们新年祝福声和鞭炮声中,走完了她21岁的生命历程,满怀悲愤地离开了人间。马樟花是嵊县马家村人, 10岁学艺,是越剧界第一个到广播电台唱越剧的演员,也是有名的女小生。她和电影明星周璇合作,在广播电台合唱过一首叫《还是团圆好》的歌曲。有人对她在媒体上进行恶毒的诽谤,一向傲气的马樟花因此悲愤成疾,终一病不起。1984年3月18日,袁雪芬撰写了一篇纪念马樟花的文章,在文中她这样写道: 我常常梦见马樟花。在梦境中,我们又一起演唱那令人断肠的《楼台会》。人说往事如烟,可我对这位四十多年前的舞台同伴却长相思,不相忘。 每当想到马樟花同演的那个过去的时刻,我总是这样想,她要生活在新社会,定然会有另一种命运吧。

 

马樟花与袁雪芬搭档三年,台上珠联璧合,台下情同姐妹。当袁雪芬听到马樟花去世的消息后,久久说不出一句话,一口鲜血喷涌出来。她愤然离开了上海,回到了家乡嵊县杜山村。在家乡的那些日子里,袁雪芬终日闭门不出,沉浸在对马樟花的思念之中,同时对越剧现状进行了痛苦反思。嵊县虽远离上海,但也并非世外桃源,地主恶霸隔三差五要请袁雪芬唱堂会,袁雪芬始终洁身自励,持斋茹素。为了躲避老家那些居心不良人士的胡搅蛮缠,几个月后袁雪芬不得不回到了上海。

 

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上海完全被日本军队占领,时局动荡。1939年9月,“孤岛”上海已有二十几副越剧班子。1941年,京剧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京剧在上海滩的影响日渐减弱,昆曲濒于消亡,话剧界、电影界众多精英撤退去了陪都重庆。袁雪芬老师向我回忆往事:“日本鬼子的铁蹄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了,可在上海一些著名演员都在跳那种草裙舞,京剧舞台上也是如此,我感到非常失望。可是我看了话剧,我完全感觉到一种新的东西。我先看了《党人魂》,也叫《秋瑾》,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然后看《文天祥》,《文天祥》就义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观众就是鼓掌啊。这个掌声使我深深感到,在日本鬼子眼皮下还能演像《文天祥》那样的戏,演员真是不简单,这种鼓掌声跟观众的共鸣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看了这个戏,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我觉得做人要学文天祥,要有民族气节,演戏也要唱《正气歌》。”

 

当年上海滩的剧场完全是商业化运作,老板掌握着剧场的经营大权。演员是自由职业者,与剧场只是合约关系。一个酷热的下午,袁雪芬快步走进了剧场。袁雪芬对剧场老板陆根棣提出要革除剧场的陈规旧习,建立编导制,上演新戏,陆老板的脸色渐渐阴沉了下来。

 

2006年春天,越剧史研究者丁一老师告诉我:“当年袁雪芬这样的改革在越剧历史上是没有的,主要是她感觉到越剧这样长期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当时越剧演的都是一些路头戏,台词和唱段全凭师父口传心授,代代相传,情节是始终不变的,内容还夹杂着轻佻低俗的成分。演员在台上唱戏,观众在台下喝着茶,有的还和演员抬杠取乐。上海一些报纸洋洋洒洒的报道,也无半句褒言。乡下戏、讨饭佬戏就是越剧的代名词。”袁雪芬老师告诉我:“那个时候上海有京剧,有江淮戏,有扬剧,有锡剧,有宁波弹簧,有申曲,当时申曲还不叫沪剧。人家报纸登出来说,越剧就是讨饭戏。台上在演出,后台演员打麻将,脏话连篇,这叫演什么戏啊?这不是糟蹋自己吗?过去家里负担很重,只好委屈自己演那种戏。如今我们自己可以做主了,演什么自己可以拿主意。”

 

大来剧场老板陆根棣万万没有想到,初次与袁雪芬的见面,她便提出了要与他“约法三章”,包括革除一切陈规旧习、演出新戏、聘请专职编导等,弄得陆老板十分尴尬。袁雪芬和陆根棣的谈判是艰苦的,他害怕失去袁雪芬这块金字招牌,只得勉强答应了下来。但对于聘用编导则坚决不同意,直到袁雪芬允诺自己拿出每月的九成包银来支付费用,保证他有钱赚时,他才有了一点笑脸。袁雪芬的初步目标达到,她立即着手聘用了姚鲁丁、韩义、南薇、徐进等一批新知识分子进入剧团,并且由此建立起正规的编导制。袁雪芬向我回忆着当时的情景:“我觉得真是要改,除了‘四工调’、‘清板’、‘十字句’这些留下来,其他的我统统不要,我统统用话剧的形式。没有编剧要有编剧,没有导演要有导演。点点滴滴,要有本子、要有导演、要有舞台设计,我们的服装也要跟京剧不一样。”

 

袁雪芬老师感慨地说,阻力首先来自于自己的家庭:“我跟老板讲好了,我们约法三章。我演什么不演什么,这个一定要我做主的。我们工资可以少一些,我只拿四千块一个月,我给舅舅一千块。最后老板陆根棣倒是认可了,可是监护我的舅舅对我却大为不满,叫我娘一定要阻止我的越剧改革。我舅舅是只认识钞票的人,不知道我在追求什么。我认为我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我给了他八千块钱,叫他从此离开我。2001年5月,我在上海采访了当年《古庙冤魂》的舞美师韩义,他对我说:‘我到了雪声剧团以后,看到袁雪芬她们在化妆,她们化的妆都是水粉化妆。我是搞化妆的,这个水粉妆跟舞台布景配合得不舒服,我建议是不是可以搞油彩化妆?老袁她很赞成我这样做。”作曲家周大风在评价那个时候袁雪芬的改革时,他认为:“上海沦陷后一批文艺工作者到内地去了,有的到延安去了,上海还留下来一批人。袁雪芬很有远见,她把这批人请来,做导演,做编剧,所以在艺术上提高了。”

 

袁雪芬“新越剧运动”的第一部作品,是1942年10月28日《古庙冤魂》在大来剧场的公演,该剧采用了新设计的服装和立体布景,演出全场爆满,袁雪芬三万多包银,终于没有白花,初试改革获得成功。紧接着在反映陆游唐琬爱情故事的新编越剧《断肠人》中,采用了完整的布景。次年初演出《雨夜惊梦》,开始用舞台灯光和配音效果。九月,演出《边城儿女》,废除戏单,设计服饰,令人耳目一新。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袁雪芬所在的四季春戏班共演出了30多个新剧目,几乎每个月都有两部以上的新戏。因为有导演和编剧的加盟,每部作品的故事性、艺术性、创新性大大提高,令上海越剧界为之一振。特别是年轻充满文化气的知识分子进入剧团,给剧团带来一种清新的气象,提高了剧团的整体文化质量。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编导制,是越剧向京剧、话剧等成熟剧种看齐的重要一步,也使越剧成为了中国三百多个地方戏曲中最早建立编导制的剧种。树立以导演为中心的艺术体制,为越剧形成编、导、演、舞、音的综合优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编剧人员的引进,促使了越剧的剧目生产。越剧三十多年来演路头戏、幕表戏的习惯得以逐步改变。

1946年《凄凉辽宫月》剧照

 

唱腔曲调是一个剧种的标志,也是发展的标志。在“新越剧运动”中,创造属于越剧自己的曲调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从最早落地唱书传承的“四工合调”到1925年,施银花和琴师王春荣在杭嘉湖一带演出时,合作创造了质朴明快、抒情活泼的“四工调”,为女子越剧找到了自己的曲调。在排演由南薇编导的新戏《香妃》时,袁雪芬为了表现香妃不忘国破家亡的内心世界,与拉京胡出身的琴师周宝才合作,首创了适合于表现人物悲愤沉郁的音乐曲调“尺调”。这个戏是写乾隆杀掉香妃丈夫后,要纳她为妃、香妃宁死不从的故事。这跟当时反对侵略、反对压迫正好是合拍的。《香妃》排练时香妃哭头的那一场戏,原来是“听说夫君一命亡,香妃心中暗彷徨。只见那小军捧头跪地上,盘内莫非我夫郎。走向前去揭布望”,这是都是〔四工调)的唱法,是带有某种程式的三哭头。正式演出的那场戏,开始“听说夫君一命亡”,还是〔四工调),但是它里面有一点像〔尺调〕了,“我手指颤抖心内慌……我那苦命的夫啊!”本来是看见后“啊”一声就过去了。袁雪芬在正式演出时,她感到用这种表演手段无法表达内心的情感,一声“啊”不能表达香妃当时心情的震撼。所以在演出时袁雪芬调整了自己的表演,一个倒退停顿,一个长的停顿,非常长的停顿,观众完全集中到袁雪芬的身上来了,观众的心态跟袁雪芬几乎一样了。一个大停顿后,袁雪芬已经哭不出来了,她有感而发地翻了一个高音,很长的一个音,一下子冒出来一个高音。琴师听到突然冒出一个高音,他反应非常灵活,救场如救火似的马上也提高了一个音,用弦在等袁雪芬。“我那苦命的夫啊”起调,宝才师父听到袁雪芬这个凄苦的起调后,一个停顿,一个凄调,还有十字句,袁雪芬出口就是“不由我,一阵哭,哭断肝肠”。下来后袁雪芬唱了10句十字句,完全是即兴创作。当时宝才师父拉得丝丝入扣,袁雪芬唱得也是荡气回肠。观众从来没听见过这样的唱腔,观众席里一片肃静,宝才师父被深深地震憾了,流下了流泪,袁雪芬也哭了。2001年5月,我在采访周宝才师父时,虽然他已经中风言语困难,但听到我们在讲述那一段历史时,不住地点头称是。

 

无独有偶。后来也在大来剧场的范瑞娟在演出《山伯临终》时,也和琴师周宝才合作,把整台戏的G调即兴地唱高了一个调,同时吸收了京剧中反二黄的旋律,对越剧“四工调”中的“落字调”进行了丰富和衍变,创造了抒情性极强的“弦下调”。“尺调”和“弦下调”是越剧音乐在“新越剧”运动中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这两种曲调与施银花创造的“四工调”至今仍是越剧的基本曲调。2002年1月30日,周宝才先生不幸因病去世,上海越剧界乃至戏曲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琴师。宝才师父的艺术人生经历了风风雨雨,然而始终与越胡的琴弦和悠扬的越剧旋律相伴。

越剧《碧玉簪·送风冠》剧照 袁雪芬饰李秀英、徐玉兰饰王玉林

越剧《西厢记》饰崔莺莺

 

袁雪芬的“新越剧”运动,很快就被上海的越剧戏班所传承,在上海“演红了半边天”的尹桂芳和竺水招,也举起了“新越剧”的旗帜。越剧,也如袁雪芬当年所在的“四季春戏班”的名字一样,迎来了她的第一个春天。2001年5月20日,在丁一老师带领下,我们找到了昔日大来剧场旧址。它位于贵州路263号北京路路口。时间已经冲淡了一切,但中国越剧史始终铭记着袁雪芬老师的功绩。

 

如果说形成于三、四十年代的越剧的改革,初起时还比较盲目的话,那么,经过这段时期的收获,这一改革已进入正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初一、二人,一二个剧团点燃的改革之火,逐渐呈燎原之势,不久便风靡了整个上海的越剧界。最早响应改革的是在“龙门”剧院十分走红的尹桂芳。她和竺水招一起,十分响亮地竖起了“新越剧”的旗帜。

 

尹桂芳、竺水招在“龙门”的改革,为“新越剧”增添了一支生力军。此后在上海的一些名剧团和名演员纷纷加入了越剧改革的行列。傅全香、徐玉兰、筱丹桂等人也对剧目和表演艺术进行了改革,出现了一批至今具有影响的演出剧目,例如《沙漠王子》《浪荡子》《北地王》《屈原》等。至此越剧改革蔚然成风,一系列的旧规陋习被打破,艺术形式趋向规范和完善,声腔系统出现了突破。这一切的成果,必然带动着越剧题材的重大突破和飞跃,1946年出现的越剧近代题材《祥林嫂》,正是这一改革的必然结果。

 

1946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上海各界人士纷纷准备用各种方式来纪念这面民族的旗帜。194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编剧南薇把鲁迅的小说《祝福》带进了袁雪芬的化妆间。南薇原名刘松涛,江苏武进人。1942年参与组建雪声剧团,任该团编导。2006年夏天,袁雪芬在上海寓所再一次向我回忆当年的情景:“那一天,我在明星大戏院演出。日场演出结束后需要改妆,因为晚上还要演出。南薇对我说,袁小姐,我读篇一小说给你听听,这小说不长,只有几千个字。我一面在改妆,他一面读给我听。读完之后,他说你看怎么样,能不能改成一部戏啊?我那时虽然还不知道鲁迅的伟大,但这个故事情节我是非常熟悉的,从我母亲这些老一辈人的身上,我可以找到祥林嫂的影子。我说有把握演好,你写出来我一定演。”在上海巨鹿路的亭子间里,孱弱文静的南薇伏案疾书,满怀愤慨地对那个黑暗社会作了一次无情的剖析。

 

为了演好祥林嫂这个新角色,袁雪芬专门去书店买来了《鲁迅全集》阅读,还和南薇专程拜访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

越剧《祥林嫂》剧照

 

在征得了许广平的同意后,雪声剧团开始《祥林嫂》的创作,连写带排一个多月,剧本写好一场排一场戏,日夜两场演出照样进行,不对外进行彩排,只是请许广平来看戏,听取大家的意见。袁雪芬扮演祥林嫂,范瑞娟扮演贺老六,张桂凤扮演卫癞子,陆锦花扮演老爷。这个戏的演员豪华阵容,演员在剧中的出色表演,即使在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经典意义。2003年夏天,我到上海青岛路和黄河路的交叉口拍摄,当年上演《祥林嫂》的明星大戏院,60多年后已经换了上海银行的招牌了。

 

1946年5月6日晚上,上海青岛路明星大戏院,一台新排的越剧近代戏正准备演出,这无疑是袁雪芬一生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幕。开演前,大厅里走进来一群很有风度的人,相继在签名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不少观众看了签名不禁大吃一惊。这些人当中,有赫赫有名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剧作家田汉、洪深,著名导演黄佐临、费穆、欧阳山尊,电影艺术家张骏祥、白杨,理论家胡风、李健吾,还有画家丁聪、张光宇等人。吸引这么多艺术家进入剧场的,是一出新编越剧《祥林嫂》。在此之前,鲁迅作品还从来没有被搬上过戏曲舞台,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关注。上海《联合晚报》《世界晨报》《文汇报》等对该剧作了全面的跟踪报道。袁雪芬兴奋地说:“那天的情景是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我们请许广平先生来看戏,她请来了新文艺界的一些名人。编导南薇脸孔涨得血红地跑进来,他说不得了,不得了,今天田汉来了,洪深来了,张骏祥来了,费穆来了,胡风也来了,全是戏剧界的前辈名人,我们的戏怎么可以给他们看呢?”袁雪芬坦然地说:“既然可以给观众看,为什么不能给他们看?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怕什么?连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也不晓得我们这个作品怎么样,凭着我熟悉的那个地方的生活习惯,凭着我朴素的感觉演出,嗓子越唱越好。虽然是演戏,但我真得‘砰’地一下撞了过去,把桌子板凳全都给撞倒了。整个桌面归桌面,桌脚归桌脚,下面还要继续演戏的呀。那个监场没有办法,只好把桌面搁在坏掉的桌脚上,当时的情景很狼狈。”

1948年拍摄的越剧电影《祥林嫂》连环画

 

艺术界的名流们看了此剧后一致反映不错,但表示需要进一步加工细化。胡风则对戏中增添的“青梅竹马”情节表示了异议,许广平代袁雪芬做了一些解释。第二天,上海的报纸大部分都有关于《祥林嫂》的报道。田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演祥林嫂的这个演员素质很高,表演很好。画家丁聪和白杨开玩笑说:“你看袁雪芬在和你们比赛了。”许广平还特地向剧团表示祝贺,说大家的反映都不错。这《祥林嫂》写的不是个人命运,而是社会制度问题,因此社会各界反响会这样强烈。次演出鲁迅的作品是袁雪芬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为什么大家对鲁迅那么尊重,从那时开始袁雪芬开始阅读鲁迅的著作,逐渐体会到了鲁迅的伟大。

 

当时上海许多报纸称《祥林嫂》的演出成功,是“新越剧的里程碑”。一场轰轰烈烈的越剧改革,在《祥林嫂》的演出谢幕中,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不久,上海民间举行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活动时,特别邀请了雪声剧团的成容和南薇参加,周恩来和郭沫若都讲了话。成容和南薇把开会的情况都告诉了袁雪芬,他们从内心感到周恩来和郭沫若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

 

在上海,袁雪芬“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她淡妆素抹,留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她这种纯洁率直、刚正不同的高尚品格,博得了许多人的尊敬。60年后的今天,袁雪芬说:“《祥林嫂》把越剧引上了革命文艺的道路,成为自己政治的转折点,也是整个越剧界的转折点。”一个月后,周恩来从南京来到上海。他冒着风险来到明星大戏院,观看雪声剧团演出的《凄凉辽宫月》。坐在观众席中的周恩来,为那位曾扮演祥林嫂的嵊县姑娘鼓掌叫好。1948年,由雪声剧团原班创作人员演出的《祥林嫂》,被启明影业公司搬上了银幕,南薇担任导演。这是鲁迅作品第一次拍成电影,它开创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越剧电影模式。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凤凰影业公司在1978年重新拍摄的宽银幕电影《祥林嫂》,袁雪芬扮演老年祥林嫂,金采风扮演年轻祥林嫂。

1948年《珊瑚引》剧照

1952年越剧《白蛇传》剧照 袁雪芬饰白素贞、范瑞娟饰许仙、傅全香饰小青

 

一天下午,田汉和于伶约袁雪芬和南微到于伶家里做客,地址就是现在的石门路108号。于伶家住的房子很小,上面还搭了一个阁楼,田汉就曾经住在那里。那是一次友好的见面,大家感觉彼此非常平等,气氛非常融洽。田汉和于伶详细了解袁雪芬进行越剧改革的情况,又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还仔细询问了越剧和绍兴大班之间的关系。田汉对袁雪芬进行了热情的鼓励,他说:“你们是民间剧团,生活在群众之间,永远不要脱离群众。”以后一家报纸发了一篇报道,说田汉先生找袁雪芬她们谈话,谈越剧的改革。

 

1946年,当局要搞社会演艺人员普查,居然把艺人和妓女列在同一个项目登记,袁雪芬感到这是对她们的极大侮辱,她气愤之极地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同妓女弄在一起我们登记?这种登记的目的是什么?”当局操纵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成立越剧工会,想把袁雪芬捧上工会主席的宝座加以控制。袁雪芬以“我做不来这份工作”为由拒绝了。宋美龄从南京来到上海,她很想看袁雪芬的戏,听说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和袁雪芬同为嵊县人,就叫王晓籁出面邀请。王晓籁派人拿着玉佩去请袁雪芬,袁雪芬简单回答了两句话:“我是从来不唱堂会的,要看戏请夫人到剧场来。”王晓籁亲自打电话给袁雪芬,袁雪芬照样还是拒绝了。

 

1946年8月27日上午,袁雪芬身穿白色旗袍,坐黄包车从静安寺到位于南京路、成都路交叉口的苏联广播电台录音。刚从弄堂口出来正在等红绿灯时,突然路边窜出来一个男子,将一个粪袋套在了她的头上。这位三轮车夫很仗义,一起同袁雪芬追了一段路,看见一个穿黑短衫的家伙正在逃窜,不远就有一个警察在执勤,不但不履行公务,反而哈哈大笑。后来有人告诉袁雪芬,这个流氓是幕后坏人指使他这样干的,当时还想大粪里加进一些硝镪水,要把你的面容毁掉,这个小流氓忘记把硝镪水加进去了,回去后被那些坏人揍了一顿。

 

过了没有几天,袁雪芬又收到了一封恐吓信:限你三日之内离开上海,否则就给你好看,信里还包着一颗子弹。这封信袁雪芬交给了南薇,后到了田汉的手里。当时在上海越剧界,筱丹桂、王杏花已经是“越剧皇后”,当局要袁雪芬参加年度“越剧皇后”的评选,袁雪芬不愿意同流合污,登报申明只答应参加演出,不参加任何竞选活动。上海警备司令部竟然命令她10天之内必须报名,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袁雪芬想起了鲁迅夫人许广平曾经对她说过的话:“你有事可以去找于伶。”于伶是上海地下党文化委员会负责人,袁雪芬和他熟悉。于伶对她说:“我们在上海做人都没有保障,不但你没有保障,就连郭沫若这样的名人也没有保障,你去开记者招待会,把你受到的一切迫害告诉记者们。但你千万不要叫郭沫若先生讲话,他自己也受到了迫害。”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有田汉、于伶、洪深、许广平等一批文化名人,袁雪芬把自己受到迫害的经过详细讲出来后,田汉气愤地说:“在这个社会还有没有生命保障?”洪深站起来慷慨激昂,呼吁社会各界声援袁雪芬:“为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艺人,做人都这么难?”最后洪深大声疾呼:“让一个善良的人活下去吧。”第二天,《文汇报》文章的标题十分醒目,《袁雪芬,你挺起胸膛来》。

袁雪芬 1949年在上海

 

尽管反动派不敢明目张胆地对袁雪芬下毒手,但在精神上威胁折磨她。在袁雪芬家后门口,每天总有一个特务坐在她家后门的水龙头旁,监视着袁雪芬的一举一动。有一次,袁雪芬外出坐三轮车,刚上去只见车身一抖,一瓶硝镪水打翻了,牛皮篷烧了一个很大的洞,躲在三轮车篷下的那个特务飞快地逃走了。原来他把硝镪水放在三轮车篷里,人躲在三轮车篷下面准备行凶,没想到这一次又失败了。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袁雪芬常常陷入深思之中。演出《祥林嫂》引导她走上了革命道路,可是要继续走下去,下一步怎么走?戏曲改革的主体在哪里?她认为在我们演员本身,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越剧的命运。袁雪芬请来的编剧和导演,他们对越剧改革有兴趣,但他们只是改革的参与者,一起合作的人有的已经满足了。袁雪芬对老板说,三个星期、四个星期就要换一个新戏。老板怕事,希望她走回头路。袁雪芬是不甘心走老路的,贴出海报要演托尔斯泰的《复活》和《白毛女》,老板坚决不同意,内部也不太支持,于是袁雪芬决定演出告一段落。

 

从1942年开始,袁雪芬的身体一直不好,吐血就没有中断。在暂别舞台的那一段时间,袁雪芬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争取越剧姐妹们的合法地位与权益,就必须摆脱老板的控制,要有属于自己的剧场,必须办一所专门的越剧学馆,培养接班人。袁雪芬想,我们拥有那么多的观众,叫他们投资成立一个有限公司,集资20个亿。她初步算了一下,还差10个亿,怎么办?袁雪芬想到用义演的办法解决。她首先去找敢做敢当的大姐尹桂芳,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联合沪上越剧名角义演,筹资盖一座越剧艺人自己的剧场,尹桂芳为此放弃了电影《王孙公子》的拍摄。袁雪芬又去找徐玉兰等名伶,一个一个演员谈过去,她们都同意这个想法。

 

1947年7月29日下午,位于四马路的“大西洋”西餐社,越剧名伶云集,就连平时很少外出交际的筱丹桂也来了,西餐社的老板也是一个越剧迷,他点了点,一共来了十位名角:芳华剧团的尹桂芳、竺水招、吴小楼,丹桂剧团的筱丹桂、徐玉兰、徐天红,东山越艺社的范瑞娟、傅全香、张桂风,还有一个是刚刚离开雪声剧团的袁雪芬。她们要联合义演一部大戏《山河恋》,这是越剧人的觉醒。为着共同的理想,越剧姐妹为着共同的理想,在合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袁雪芬的律师平衡参加了签字仪式。不知是谁的提议,“越剧十姐妹”拍了一张合影,留下了那个永远定格的时空。

义演《山河恋》的越剧十姐妹

 

有关义演的消息一发布出去,整个上海滩都轰动了。两个星期的门票很快就卖完了。

 

过去每逢越剧界义演,总是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孟丽君》这些老戏,袁雪芬考虑这次一定要排个新戏。南薇出了一个好主意,用法国大仲马的《三剑客》来改编一个戏,因为这个题材可以把许多演员都用在里面,姐妹们事先讲好,谁也不要争演主角或配角,什么合适就什么人演。十个演员都是主角,最后袁雪芬只扮演了一个小丫头,归傅全香扮演的大丫头管。剧本由南薇、韩义和成容负责创作,南薇担任导演。大家分工明确,袁雪芬负责演出业务方,傅全香负责对外联系,范瑞娟负责管理财务。

越剧《山河恋》剧照

 

1947年8月19日下午,《山河恋》在黄金大戏院公演。当时演出的声势不得了,观众的热情很高,每位演员一出场都有热烈地鼓掌声。演出刚刚演了三场,上海市警察局嵩山分局将“非法公演,勒命停演”的公文,送到了黄金大戏院后台,观众们非常吃惊。袁雪芬等人据理力争,有着国民党中统背景的吴开先气急败坏拍了桌子:“袁雪芬啊,告你的人啊,有这么一叠啊,我随时可以把你抓起来,马上可以抓起来。”袁雪芬说:“好呀,我犯什么法了?你来抓啊。”60多年后的袁雪芬依然激动地说:“我那个时候胆子也很大,我什么都不怕了。”9月12日,《山河恋》义演在几经波折中提前一周落幕了,整个义演只持续了23天。

 

1949年5月25日,上海八仙桥建成电台来了一群漂亮的上海小姐。人们定睛一看,来的都是平日千金难请的越剧名角。越剧界成立了五个宣传队,以剧团为单位进行播唱,迎接上海解放。这五个宣传队分别是雪声、云华、东山、玉兰和少壮剧团。这一天,在建成电台的直播室里,真切地响起了袁雪芬、尹桂芳、竺水招、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等越剧名伶韵味醇厚的声音。越剧姐妹向往已久的好日子真来了。

左起:程砚秋、袁雪芬、梅兰芳、周信芳

 

1949年9月,在上海开往北平的列车上,袁雪芬怀着忐忑不安又激动不已的心情,放眼窗外那一片新生的风景。袁雪芬说:“那时文艺界代表是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加上我这个小鬼,一共四个人。我当时不肯去,当时通知我去北平开会,我说我有何德何能啊?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都是前辈,我是晚生。他们艺术上都有贡献,我是何许人也,我只有二十几岁,我不适合,你们另外找个人吧。”面对袁雪芬的执拗,于伶同志说了一句话,“你去北京是中央决定的。”开会时,袁雪芬没有发言,也没有提交提案,她认为梅兰芳、周信芳这些大师已经代表她了,她是抱着学习的宗旨去的。在中国文艺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都是前辈和大师,袁雪芬属于后起之秀。

 

在北平开会时,袁雪芬第一次见到了周副主席。一见面,周副主席说,我早就认识你了,1946年看过你们的演出。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还请袁雪芬到家里吃饭,周副主席给袁雪芬听一张唱片,一听是《凄凉辽宫月》的录音。袁雪芬好奇地问:“周副主席,您怎么有这个唱片?”周副主席说:“这是于伶同志送来的。”

 

在北平开会期间,袁雪芬住在万国饭店,同住一个房间的是解放军模范代表李兰丁。第二天早饭,服务员送来两个鸡蛋、一杯牛奶给袁雪芬,同住的李兰丁却没有。袁雪芬问服务员怎么回事?服务员说,这是周副主席特别关照的。你在旧社会得过肺病,这是对你的特别照顾。

 

袁雪芬在全国政协开了40多天会,多次聆听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讲话。有一次,毛主席带着女儿李纳遇见了袁雪芬,毛主席叫女儿李纳叫袁阿姨。晚上举行舞会时,好多人都来邀请袁雪芬跳舞,袁雪芬说我不会跳舞,大家都不相信,上海来的姑娘怎么不会跳舞呢?毛主席说:“我收你做学生,我来教你跳舞。”袁雪芬既激动又紧张地说:“毛主席,我真的不会跳,等会踏到您的脚时,请您原谅。”袁雪芬陪着毛主席跳了两支舞曲。

 

几天后,她和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一起,走进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袁雪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的时候,在观礼台上,性格刚强的袁雪芬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也就是这次在北平开会期间,袁雪芬对周副主席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周副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说:“这是一件好事情,你回去跟华东局领导提出入党要求吧。”袁雪芬回去后向华东局的领导提出了入党申请。组织部门送来了一张表格,叫袁雪芬先加入共青团。在袁雪芬看来,自己成为共产党员自己还不够格,所以袁雪芬填表入团后,就再也没有提入党的事了。1954年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完成后,袁雪芬再次提出加入党的要求,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胡立教同志告诉袁雪芬:“你知道是谁发展你入党的?是周总理发展你入党的,你的档案材料在京沪线上跑了好几趟。当时我是华东局的组织部长,周总理特别交代我,袁雪芬在旧社会的表现我都清楚,发展她入党是不会辱没我们党形象的。当时谭震林、陈毅这些领导同志都是举手同意的。”

周恩来、邓颖超和袁雪芬

1955年袁雪芬、徐玉兰、范瑞娟等在苏联访问演出期间,参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博物馆

1955年7月2日在民主德国演出《西厢记》剧照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很注意在政治上培养袁雪芬。派她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参加世界青年联合理事会,又叫袁雪芬留在莫斯科,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周总理和邓大姐给袁雪芬的信前后有30多封,大多是邓大姐写的,其中一封是周总理的亲笔信,后来有几封是他的秘书代写的。1955年,周总理派遣上海越剧院以中国越剧团的名义,由鲁迅夫人许广平带队,到苏联和民主德国进行交流演出。袁雪芬动情地对我说:“我们越剧是非常幸运的,它较早地接触了地下党。解放后又得到了周总理等老一辈领袖的直接关怀。老实说,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新中国的越剧大发展。”

1956年进京观礼。后排左起:吕瑞英、金采风、张桂凤

前排左起:徐玉兰、王文娟、袁雪芬、范瑞娟

 

我兴奋地和袁老师说起少年时曾见过周总理的往事,她显得非常惊讶,一直说你真是太幸福了,并要我把当年的情景讲给她听。1965年3月7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穆德.阿尤布.汗元帅访问杭州,下榻在杭州饭店。根据接待的要求,我就读的西湖中心小学派出一批少先队员在西泠桥畔迎宾,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一天春光明媚,上午11时许,贵宾车队沿着外西湖抵达西泠桥南侧,停在今天的秋瑾墓地边。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陪同阿尤布·汗总统款款步行到杭州饭店。我们挥舞着鲜花不停地欢呼雀跃着,周总理和阿尤布·汗总统也向我们挥手致意。我因为个子矮站在第一排,眼睛一直盯住周总理。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感到周总理仔细地看了我一眼,当时真是感到太高兴了。欢迎仪式结束后,欢迎的人们久久不愿离去,都聚集在杭州饭店前面的空地上。突然,有人高叫起来:“周总理。”只见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现在二楼的大阳台上,人们顿时沸腾了。周恩来总理大声地说:“都请回去吧。”一连说了两遍。不一会儿,周建人省长走到周总理的身边耳语了几句,周总理即向大家挥手告别了。听了我的故事,袁老师沉思了片刻说:“非常怀念总理,他真是一个伟人啊。”

 

作者简介:钟冶平,国家一级导演,10集纪录片《百年越剧》总导演,20集纪录片《舞台姐妹》总导演,越剧史专家。《百年越剧》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奖(第20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奖·一等奖”;“优秀导演奖”;“优秀摄影奖”;2006年度浙江省广播电视文艺奖·文艺专题一等奖;2006年度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浙江省电视文艺奖·牡丹奖一等奖;出版百年越剧文集《万紫千红总是春》。

 

来源:浙江在线。原标题:追忆袁雪芬|钟冶平 她说没有周总理就没有越剧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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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家训20条》

2018-01-22 袁光荣 世界袁氏宗亲总会

 

 

袁氏家族家训是要求族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规章制度的总称。由家族合成宗族,由宗族合成国家,由国家合成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必先治国,国之兴不可忽视族之望,族之望不可否定家规家训。凡我袁氏后代子孙,必宗族众规定的立身处世,居家生活原则,规范,训语和禁戒,是传统伦理道德,加之于子孙族众之上的各类约束,由家庭子侄的训诫,而扩大到整个袁氏家族,共同遵守。经袁氏先祖研究、商议规定内容如下家训:

袁 氏 家 训一、爱国爱家

中华民族大国家,炎黄子孙都爱她,一国虽是万家聚,自古有国才有家,为人生平不爱家,漂浮浪荡走天涯,奉劝族人要爱家,保家卫国人人誇。

二、孝敬父母

父母之基不可易视,循规蹈矩才是真孝。子女本是父母生,父母养育才成人,人生在世要孝顺,敬老爱幼佑子孙,人若在世不忠孝,枉披人皮错变人。子必孝亲,弟必敬兄,幼必顺长,卑必承尊,处族以和敬为先,处乡党以忠厚为本,凡我族人尚共勉之。

三、端正品德

务必堂堂正正作人,勤勤恳恳做事,不以强凌弱,不以众暴寡,不以富欺贫,不以尊欺卑,不以少凌长,不作伪以弄忠厚,不事诡谲以坏公正,务必戒骄戒躁,为我族人悉宜儆省。

四、敬亲爱亲

亲固当敬,爱而能敬,亲爱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体贴入微,忠之至诚,顺时为安,自然为之,严励则爱,娇纵则害。

五、团结友爱

弟兄姐妹同手足,妯娌好似姐妹情,弟兄姐妹扯内经,自残手足伤人心,邻里好比鱼和水,鱼水互依情意深,若是互攻道长短,就是持刀残自身,兄弟邻里团结紧,样样顺利事事新。子弟之行不谨,皆父兄之教不严。为父兄者,应朝朝夕夕教训子弟,使其以良善存心,以礼仪持身。可谓乐有贤父兄,有不教者,鸣族众指责,父兄纵容者,族人一同究论。

六、夫妻和睦

家道正直从夫妻开始,对上祭祀祖先,对下赡养父母,还要养育子女。只有夫妻和而后家庭兴。家庭中要男女平等,夫爱妻敬,互相帮助,力求上进,不溺于床第。遵循古人言,夫和而义,妻柔而正,礼之善物也。否则夫妻分离告诫,夫妻反目而后悔。

七、子弟力学

常训子弟,效发囊萤求学,凿壁偷光,耕助画佣,牛衣夜织,头悬樑、锥刺股,系狱受经,十五载之昼夜,饥一盆之栗粥等古人求学精神。好学者宗族力极兴之。勤业苦读求上进,好学知识展才能,若是糊涂混光阴,不学无術误一生。家庭或家族每年闲暇会族斯文,考其优劣,优者奖之,劣者勉之,总之光显祖宗为心,立身扬名,否则,非贤肖也。

八、和睦族邻

一笔写个袁字,天下袁氏一家亲。一族之中固有大家小家、富家贫家,有远有近、有亲有疏。祖宗视之,均亲子孙,并无亲疏也,一视同仁,等同相待。

九、和睦邻里

邻里乡亲,如同骨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尊卑长幼无相越,富贵贫穷也共群,勿以小嫌害大,勿以富贵欺孤贫。

十、谨慎交友,结识良朋

择友,不可重视饮宴谈笑,交际应酬,要重道义,必患难相助,扶危济困,心心相印做人,像真金百炼不变,不改其色,绝非暴雨后的小水沟,不长久。不与坏人交友,不与好人结怨。

十一、敦祝忠厚

不忠实,不厚道,则言行浮薄。败名丧拈,残忍酷毒,无所不至。敦睦亲亲,协合致友,之谓敦悦。亲身勉力从事,而不怠慢。要永远铭心镂骨也。

十二、戒淫奢侈

奢则不逊,淫抪恶声,百恶以淫为首。此应效古圣先贤之坐怀不乱,除妻以外都不是正色,食非三餐,衣非常服,皆为奢端。因淫损命,因奢为丐,古往今来多也,切不可为也。

十三、遵纪守法

法律是代表国家意志,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它是专政的工具,是巩固和发展国家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纪,就是纲纪和法律,执行命令和厉行职责的行为规则。它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是执行路线,搞好革命和生产的保证,劳动人民把自觉遵守社会主义纪律是自己的重要义务。因此,我族人等,人有脸、树有皮,自尊自爱洁自身,遵纪守法是根本,品行端正莫乱为。

十四、正大光明

光明正大人人敬,留得清白教后人,偷抢扒窃与欺骗,众人诛之不留情,洞察世俗勿争吵,不在人前留骂名,族传家训是个宝,教育子女不能少,奉劝亲族都遵守,利国利族利自身。

十五、择就学術

古往今来不论从事何种职业,都要以学业为基础,必效先贤圣哲,忍一切困苦,严格要求自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粒之艺,终身有益。古人有训:耕读为上,商贾次之。一但选定从业,必爱业敬业,必全力干好,终身不移。

十六、提倡节俭。艰苦创业。

以勤俭治身,勤俭治家,俭朴修身,勤俭清廉。骄奢是给自己种下祸根。先人有训:古往今来勤为本,艰苦奋斗创业兴,贫富不忘先祖志,拼搏进取是根本。勤是开源,节是节流,勤是成功之源,能使之聪明,走进无穷无尽的知识领域,走向富裕,梦想成真。

十七、戒骄戒躁。骄奢生淫逸,淫逸遭祸患。

古人说:“金玉满堂,没有能守得住”,又说:“骄傲奢侈,危险死亡马上就到,位高财越富,越要谦恭敬贤,更加谦虚,不能自大自誇”。“满遭损,谦受益”。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培养浩然之气,一定要警戒急躁。有时顷刻之间决定胜负,呼吸之间决定生死。任何事达到极盛之时,便开始衰落。性情如不温厚,度量如不博大,一时的急躁换来的是长久的悔恨。古人说:“欲速则不达”。怎不修养性情,戒除急躁呢。

十八、儆戒懒惰。

懒惰无福行趾,不务正业抛荒,必力儆戒。

十九、严禁赌博

有赌博行为者断不轻恕,古人有言:十赌九诈。赌博是夺取别人的钱财,与盗贼没有什么区别,把别人失去的据为己有。开始是贪图别人的钱财,陷入坑阱,接着对失去的钱财产生吝惜之情,亦想恢复本钱苦苦迷恋,钱财输尽,以至无食无居,倾家荡产,即使是至亲密友,一进赌场,立即反目,发怒、责骂,正道损伤,结下怨仇,名利两失,不成正气,陷于赌博中不能自拔,和污秽人群同舞,至以骨肉亲亲分离,亲朋耻笑,种种祸害由此而生,还有什么快乐,因此,必须力戒。

二十、严守社会公德,遵守社会秩序,爱护清洁卫生,注意身体健康,儆戒争讼

 

 

 

 

袁宗第(?—1664年)宜川四世

袁宗第(?—1664,陕西宜川人) 李自成部将。任大顺军右营制将军,封“绵侯”。崇祯十六年(1643年)郏县之战后,李自成同刘宗敏等统率义军主力,由洛阳西攻潼关,然后向西安挺进;同时派袁宗第、白鸣鹤、刘体纯、蓝应诚带领右营数万兵马作为偏师,从河南邓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同主力会师西安。
本    名
袁宗第
所处时代
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
汉人
去世时间
1664年
主要成就
靖国公

人物简介

 

袁宗第从河南南阳地区出发后,于十月十二日进抵陕西商州,十五日攻克该城,处死驱民顽抗的明朝商洛道黄世清。十七日,占领洛南县。胜利地同李自成所统主力会师于西安大顺建国,受封绵侯。 占领西安以后,李自成立即部署扫除明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各个据点,自率由李过所部后营和刘芳亮所部左营,向北追击明总兵高杰部官军,夺取陕北田见秀率部南下汉中,追击明总兵高汝利部;派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西向追击白广恩部官军,攻取宁夏甘肃西宁等地。袁宗第部由陕西凤翔巩昌推进。一路上“将吏争降恐后”。占领巩昌府后,所属州县都不战而下。次年春,左良玉见大顺军主力已经移到西北,并开始了向山西进兵,就企图夺取湖北荆州承天德安襄阳四府;河南的地主武装刘洪起、沈万登也发动叛乱,颠覆了汝宁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负隅于郧阳的明官军亦猖獗一时,直接威胁到襄阳的安全。为了保证后方的稳定,李自成遂调袁宗第部经商洛地区驰赴襄阳,协助当地驻军迎头痛击左良玉等部来犯之敌。接着又移师河南,粉碎了刘洪起等人的叛乱,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判乱活动,稳定了大顺政权对湖北四府和河南地区的统治。

主要事迹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顺军于山海关之战战败,袁宗第率部北上,屯于临汾挂甲庄怀庆之战后,退入潼关,潼关之战后随李自成主力退入湖广弘光元年(1645),李自成遇害后,随刘体纯、郝摇旗与何腾蛟联合抗清。荆州之役后他已经失去了对右营诸将的领导地位,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军队同牛万财等部在湖南西部与明朝制辅堵胤锡一道继续抗清。但在1646年初荆州战役后,李过、高一功等部退入巴东建始一带休整,袁宗第、牛万财等人并没有采取一致行动,留在湘西山区;后来忠贞营奉调入湘,经常德进攻长沙等地,遭到明督师何腾蛟的破坏后,接着是清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兵南下湖南,李过、高一功等率部经湘东广东撤入广西南宁地区,袁宗第也没有随同前往。湖南被清军占领后,牛万财于顺治八年在溆浦投降清朝,袁宗第已带领部众进入夔东,同刘体纯、王光兴、贺珍等部联营,主要活动于湖北房县均县一带。永历四年(1650年,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忠贞营的主力由南宁北上到达夔东后,原大顺军系统的各支队伍基本上会合。他们同集结在这里的其他拥明抗清武装如在郧、襄反清的王光兴,在陕西反清的贺珍,忠县以谭文、谭弘、谭诣为首的地方武装,摇黄的部分武装互相呼应,被称为夔东十三家。永历五年(1651年,清顺治八年)永历帝下诏敕封袁宗第、刘体纯等六人为公爵,其中袁宗第受封为“靖国公”。永历十二年(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清军大举向黔、滇进攻,永历朝廷险象环生的时候,李定国独撑危局。袁宗第参与西攻重庆,因谭诣、谭弘叛变无功而返。
永历十五年(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帝被俘,次年李定国病死,部将有的牺牲,有的降清,结束了以大西军为主体的西南抗清斗争。除了经营台湾的郑氏和张煌言部少数兵力驻于浙江沿海岛屿以外,在中国大地上继续坚持武装抗清的只剩下了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以大顺军余部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永历十六年(1662年,清康熙元年)七月,清朝经四川总督李国英建议发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永历十七年(1663年,清康熙二年)正月初一日,李国英趁新春佳节之际,带领重夔镇总兵程廷俊、抚剿署总兵梁加琦两部官兵从夔州(今奉节县)出发,顺长江北岸“沿岸前进”,于初三日渡过大宁河,占领了大昌县(今大昌镇)。驻守在这里的袁宗第部战败,被迫将城内房屋粮草放火烧毁,撤往茶园坪。据守大昌北面大宁的贺道宁见袁宗第败走,清兵迫近营垒,吓得失魂丧魄,于正月十八日向李国英投降。李国英即于是月下旬分兵两路夹攻茶园坪,同时派出部分军队堵截郝摇旗、刘体纯来援之路。袁宗第虽然据险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将士阵亡和跳崖跌死的多达二千五六百人,被俘三百余名,部下新化伯冯启凤缴印投降。袁宗第带着残兵败卒乘夜跳崖脱走,同郝摇旗部合营。
在清军步步进逼、形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下,袁宗第,郝摇旗同刘体纯商议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联合以兴山县为基地的李来亨部对清军实行反击,借以变被动为主动,打破清政府的围剿计划。这个提议得到了李来亨的积极赞同,决定首先合力迎击湖广清军。七月二十三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三部联合对湖广清军大举反击。清“楚师全军失利”,董学礼指挥的三万官兵被杀得抱头鼠窜,“带伤、死者甚多”,“除杀伤外,挤窜于南阳河(在兴山县境内),水为不流”。湖广清军一直逃回彝陵(今湖北宜昌市),喘息方定。取得东线重大胜利以后,袁宗第与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联合共计七部约五万明军(均为原大顺军)乘胜西上,准备一举击破四川清军清四川总督李国英部,但因组织不力战败。这年秋天,清廷接到湖广清军严重失利的报告,四川当局又一再求援,决定增派满洲八旗兵参战。命西安将军傅喀禅、副都统杜敏带领驻防西安满兵由陕入川,从水路抵巫山;另调京师八旗禁旅一万名,以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率领前往湖广,加强东路清军实力。十一月二十九日,傅喀禅、杜敏带领的西安满洲兵到达巫山。由于途经汉中入川,“栈道崎岖,马匹困惫”,李国英奴颜婢膝地下令把自己所统四川绿营兵的马匹让给满兵骑乘,“鼓励汉兵荷戈步走”。十二月,穆里玛、图海带领的八旗禁旅也进至房县,从北面向兴山推进。清政府重兵的集结,标志着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明军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既震慑于清军的浩大声势,又忍受不了穷山僻水的艰苦生活,不断发生叛变事件。袁宗第部下的挂印总兵邓秉志、杨洵、赵云等带领部众集体哗变,叛投清朝。袁宗第、郝摇旗无可奈何,带着为数不多的士卒前往巴东投靠刘体纯。这时刘体纯部的处境也相当困难。从四川方面推进的满汉清兵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逼近了刘体纯的营垒陈家坡,大举进攻。刘体纯部抵敌不住,退到天池寨,部下总兵锁彦龙、吴之奇、王加玉、李之翠、刘应昌、胡君贵、田守一、王之礼等先后降清。清军乘势攻占了刘部重要据点老木崆。刘体纯见大势已去,同家属一道自缢而死。二十六日,清军追至黄草坪,袁宗第、郝摇旗两人带领兵丁拼死抵抗,终因敌势过大,郝摇旗、袁宗第和永历帝所委派的部院洪育鳌被俘,长期依附于郝摇旗的明东安王朱盛蒗也被清军擒获,永历帝派出的监军太监潘应龙自缢身死。郝摇旗、袁宗第、洪育鳌、朱盛蒗被押解到巫山县城,后奉清廷旨意于永历十八年(1664年,清康熙三年)十月十二日在该地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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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宗第-互动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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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宗第(?—1664) 明末清初人。李自成部将。任大顺军右营制将军,封“绵侯”。崇祯十六年(1643年)郏县之战后,李自成同刘宗敏等统率义军主力,由洛阳西攻潼关,然后向西安挺进;同时派袁宗第、白鸣鹤、刘体纯、蓝应诚带领右营数万兵马作为偏师,从河南邓县地区出发,取道陕西商洛地区,同主力会师西安。

姓名:袁宗第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汉族 去世日期:1664
国籍:中国

目录

​基本信息/袁宗第

袁宗第

袁宗第从河南南阳地区出发后,于十月十二日进抵陕西商州,十五日攻克该城,处死驱民顽抗的明朝商洛道黄世清。十七日,占领洛南县。胜利地同李自成所统主力会师于西安。大顺建国,受封绵侯。 占领西安以后,李自成立即部署扫除明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各个据点,自率由李过所部后营和刘芳亮所部左营,向北追击明总兵高杰部官军,夺取陕北;田见秀率部南下汉中,追击明总兵高汝利部;派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等西向追击白广恩部官军,攻取宁夏、甘肃、西宁等地。袁宗第部由陕西凤翔向巩昌推进。一路上“将吏争降恐后”。占领巩昌府后,所属州县都不战而下。次年春,左良玉见大顺军主力已经移到西北,并开始了向山西进兵,就企图夺取湖北的荆州、承天、德安,襄阳四府;河南的地主武装刘洪起、沈万登也发动叛乱,颠复了汝宁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负隅于郧阳的明官军亦猖獗一时,直接威胁到襄阳的安全。为了保证后方的稳定,李自成遂调袁宗第部经商洛地区驰赴襄阳,协助当地驻军迎头痛击左良玉等部来犯之敌。接着又移师河南,粉碎了刘洪起等人的叛乱,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判乱活动,稳定了大顺政权对湖北四府和河南地区的统治。

人物事迹/袁宗第

1644年,大顺军于山海关之战战败,袁宗第率部北上,屯于临汾挂甲庄。怀庆之战后,退入潼关,潼关之战后随李自成主力退入湖广。顺治二年(1645),李自成遇害后,随刘体纯、郝摇旗与何腾蛟联合抗清。荆州之役后他已经失去了对右营诸将的领导地位,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军队同牛万财等部在湖南西部与明朝制辅堵胤锡一道继续抗清。但在1646年初荆州战役后,李过、高一功等部退入巴东、建始一带休整,袁宗第、牛万财等人并没有采取一致行动,留在湘西山区;后来忠贞营奉调入湘,经常德进攻长沙等地,遭到明督师何腾蛟的破坏后,接着是清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兵南下湖南,李过、高一功等率部经湘东、广东撤入广西南宁地区,袁宗第也没有随同前往。湖南被清军占领后,牛万财于顺治八年在溆浦投降清朝,袁宗第已带领部众进入夔东,同刘体纯、王光兴、贺珍等部联营,主要活动于湖北房县、均县一带。1650年(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十二月,忠贞营的主力由南宁北上到达夔东后,原大顺军系统的各支队伍基本上会合。他们同集结在这里的其他拥明抗清武装如在郧、襄反清的王光兴,在陕西反清的贺珍,忠县以谭文、谭弘、谭诣为首的地方武装,摇黄的部分武装互相呼应,被称为夔东十三家。1651年(顺治八年,永历五年)永历帝下诏敕封袁宗第、刘体纯等六人为公爵,其中袁宗第受封为“靖国公”。1658年(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清军大举向黔、滇进攻,永历朝廷险象环生的时候,李定国独撑危局。袁宗第参与西攻重庆,因谭诣、谭弘叛变无功而返。顺治十八年(1661),南明永历帝被俘,次年李定国病死,部将有的牺牲,有的降清,结束了以大西军为主体的西南抗清斗争。除了经营台湾的郑氏和张煌言部少数兵力驻于浙江沿海岛屿以外,在中国大地上继续坚持武装抗清的只剩下了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以大顺军余部为主的所谓“夔东十三家”。康熙元年(1662)七月,清朝经四川总督李国英建议发动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1663年(康熙二年)正月初一日,李国英趁新春佳节之际,带领重夔镇总兵程廷俊、抚剿署总兵梁加琦两部官兵从夔州(奉节县)出发,顺长江北岸“沿岸前进”,于初三日渡过大宁河,占领了大昌县(今大昌镇)。驻守在这里的袁宗第部战败,被迫将城内房屋粮草放火烧毁,撤往茶园坪。据守大昌北面大宁的贺道宁见袁宗第败走,清兵迫近营垒,吓得失魂丧魄,于正月十八日向李国英投降。李国英即于是月下旬分兵两路夹攻茶园坪,同时派出部分军队堵截郝摇旗、刘体纯来援之路。袁宗第虽然据险拼杀,终因寡不敌众,将士阵亡和跳崖跌死的多达二千五六百人,被俘三百余名,部下新化伯冯启凤缴印投降。袁宗第带着残兵败卒乘夜跳崖脱走,同郝摇旗部合营。

在清军步步进逼、形势逐渐恶化的情况下,袁宗第,郝摇旗同刘体纯商议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联合以兴山县为基地的李来亨部对清军实行反击,借以变被动为主动,打破清政府的围剿计划。这个提议得到了李来亨的积极赞同,决定首先合力迎击湖广清军。七月二十三日,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三部联合对湖广清军大举反击。清“楚师全军失利”,董学礼指挥的三万官兵被杀得抱头鼠窜,“带伤、死者甚多”,“除杀伤外,挤窜于南阳河(在兴山县境内),水为不流”。湖广清军一直逃回彝陵(今湖北宜昌市),喘息方定。取得东线重大胜利以后,袁宗第与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党守素、塔天保、马腾云联合共计七部约五万明军(均为原大顺军)乘胜西上,准备一举击破四川清军清四川总督李国英部,但因组织不力战败。这年秋天,清廷接到湖广清军严重失利的报告,四川当局又一再求援,决定增派满洲八旗兵参战。命西安将军傅喀禅、副都统杜敏带领驻防西安满兵由陕入川,从水路抵巫山;另调京师八旗禁旅一万名,以都统穆里玛为靖西将军、都统图海为定西将军率领前往湖广,加强东路清军实力。十一月二十九日,傅喀禅、杜敏带领的西安满洲兵到达巫山。由于途经汉中入川,“栈道崎岖,马匹困惫”,李国英奴颜婢膝地下令把自己所统四川绿营兵的马匹让给满兵骑乘,“鼓励汉兵荷戈步走”。十二月,穆里玛、图海带领的八旗禁旅也进至房县,从北面向兴山推进。清政府重兵的集结,标志着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明军内部一些意志薄弱者既震慑于清军的浩大声势,又忍受不了穷山僻水的艰苦生活,不断发生叛变事件。郝摇旗部下的部挂印总兵马进玉、王之炳、张大盛、武自强,袁宗第部下的挂印总兵邓秉志、杨洵、赵云等带领部众集体哗变,叛投清朝。袁宗第、郝摇旗无可奈何,带着为数不多的士卒前往巴东投靠刘体纯。这时刘体纯部的处境也已经相当困难。从四川方面推进的满汉清兵在十二月二十三日逼近了刘体纯的营垒陈家坡,大举进攻。刘体纯部抵敌不住,退到天池寨,部下总兵锁彦龙、吴之奇、王加玉、李之翠、刘应昌、胡君贵、田守一、王之礼等先后降清。清军乘势攻占了刘部重要据点老木崆。刘体纯见大势已去,同家属一道自缢而死。据文献记载,刘体纯“骁勇有方略,御众严明”,“颇知爱民”。他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都为之伤心落泪。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为收买民心,下令以礼安葬。二十六日,清军追至黄草坪,袁宗第、郝摇旗两人带领兵丁拼死抵抗,终因敌势过大,郝摇旗、袁宗第和永历帝所委派的部院洪育鳌被俘,长期依附于郝摇旗的明东安王朱盛蒗也被清军擒获,永历帝派出的监军太监潘应龙自缢身死。郝摇旗、袁宗第、洪育鳌、朱盛蒗被押解到巫山县城,后奉清廷旨意于1664年(康熙三年)十月十二日在该地杀害。